对抗·消解·重构——陈忠实《白鹿原》的一种解读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ofJiangsuSecond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

Oct．，2016Vol，32No．10

对抗·消解·重构

———陈忠实《白鹿原》的一种解读

曾海津

（广东省东莞市文联，广东东莞523451）

［摘

《白鹿原》“民族秘史”，要］陈忠实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厚重深沉的这部秘史沿三个维度徐徐展开：它

“恶霸地主”，“神圣革命”也是勤劳起家的儒家族长；它所叙述的却是由隐秘幽暗的的主角是经典历史所批判的

却又打破了对于历史廉价的线性乐观，为人们认识和审个人斗争连缀而成的；它充斥着历史循环论的宿命气息，

视历史提供了多重路径。陈忠实通过这本书让自己成为经典，而这本书的意义却恰恰在于消解经典。

［；关键词］《白鹿原》［中图分类号］I207．4

儒家族长；

个人争斗；

民族秘史

［文章编号］1671－1696（2016）10－0012－04

［文献标识码］A

1988年，陈忠实正在陕西文联从事专业写作，他宣称并酝酿写一部“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

［1］

当枕头用的大书”，后来就有了长篇小说《白鹿

“恶霸”画上了等号，并进一步推衍出“恶霸地主”这一合成词。这样的地主可以开出一长串：黄世韩老六、南霸天、冯兰池、周扒皮、何大拿……仁、

《白鹿原》然而中的白嘉轩并没有因为土地而成为恶霸，他呈现更是“儒家族长”的形象。李星《世纪末的回眸》：“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在就宣称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既有正面，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也有负”白嘉轩是靠着勤奋严谨起家的，面。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他那副在两根名柱上挂着的“耕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便是最好的诠释。读传家久，

综观小说，白嘉轩一直把自己摆放在白鹿原族长的位置上。作为一族之长，他始终认为农民应以耕作为其本分，守护家园，也严格维护族规和乡约。

在红色经典里被树立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水在《白鹿原》里是失效的。白火不容的决绝姿态，

“地主”嘉轩这个反而带领农民去反抗剥削、倾轧，维持原上的安宁的生活。白嘉轩是很本分，但这

［2］

。在《白鹿原》的卷首处，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原》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克的一句话。史”

毫无疑问，在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思，潮下，陈忠实重新审视业已本质化的“历史”他呈现出的正是对抗、消解和重构的个人努力和写作姿态，体现出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应具有的世道良心。

一、儒家文化症候下的再审视

《白鹿原》在小说中，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便是白嘉轩。他是白鹿原上的大地主，而且对土地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家里还养着佃农，前后娶过七房女人，阻止女儿参加革命。这些足以构成红色经“要素”。典对地主进行讨伐的

事实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学就逐步确立了有关“地主”的刻画模式和情感取，“地主”向，而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下本身已经与

［收稿日期］2016－08－30

［作者简介］曾海津，男，广东阳春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莞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

文学创作二级。

—12—

种本分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庸庸碌碌没有志向的普通庄户人。县里向农户征粮，白嘉轩站出来抵抗，居然也做出了放火烧粮的“义举”，“交农”事件使他确立了维护原上农户利益的带头人的地位。之后的白嘉轩在原上不问政事一心一意操持农事，只维护原上人的利益，在闹饥荒年中，他挺身而出祈求神灵，

虽然灾难还是不可避免，但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在原上更加有威信了。

毋庸置疑，之所以白嘉轩及白鹿原上的人之后平平稳稳地过着庄户人的生活，这和白嘉轩作为族长所立下的族风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更习惯一种“周扒皮”式的好吃懒做的地主形象，白嘉轩却明显不同，他亲身参加劳动，而且视劳动为第一需要，

如他自己所说“我干这种活儿浑身都痛快”

［3］（P．59）

。然而，白嘉轩的视野绝对是狭隘的。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天地里，他寻求的就是一种平衡和宁静。他所竭力维护的族规乡约实际正是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这一点，

正如鹿子霖说他“除了祠堂还能弄啥呢？他知道祠堂墙外头的世事吗”［3］（P．217）

，祠堂是小农经济的堡垒，白嘉轩永远不会走出祠堂的范围。而在严厉的族规约束下，白鹿原上的人们的生活也周而复始、平稳安静。

如果把“儒家族长”这个角色进一步缩小到家庭里，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某种隐喻意味和挽歌情绪。

在教育孩子上，白嘉轩一直充当着严父的形象，他将几百年来白家所固守的一切儒家传统文化灌输给儿子，让他们也走“耕读传家”之路。两个儿子孝文、

孝武在他的管教下明显区别于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本分，跟着父亲勤奋地耕作。但就是这么个让人敬佩的族长的长子孝文却因别人的唆使，竟突然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外乡来的别人的女人发生了纠葛，最后竟抽大烟完全堕落，令村里人无法想象和接受。接替哥哥位置的是孝武，从孝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昔日孝文的身影，白嘉轩还是那个倔强严厉的白嘉轩。白家人一心专事农事，看重并弘扬着族规族谱，延续着“仁义白鹿村”的风尚。

然而，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新思想、新经济的冲击下已面临崩溃的边缘，而白嘉轩对新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女儿白灵跳出封建樊笼，在新式学堂读书并向往革命，他采取了决绝的态度，甚至把白灵锁在屋中，急于包办婚姻把

她尽快嫁人。即使这样，最终并没能阻止女儿走上革命的道路。

家庭中的带有挽歌情调式的维持，再连缀上之前的仁义之举，白嘉轩很容易就能获得读者的“同情”和“尊重”。然而白嘉轩并没有被作者简单地处理成“翻案”人物，他的身上的残忍性、自私性、

虚伪性都得到有效呈现。而这，才是一个“儒家族长”的整体。

白嘉轩自称一生没有做过一件损人利己之事，

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获得一包罂粟籽，种了十几亩罂粟，靠此发了财；为了一块风水宝地，他处心积虑地跟别人争斗；因为田小娥不合“规矩”，他残忍地惩罚；由于小儿子孝义的“性无能”，他设计让长工和儿媳“偷情”

，以延续后代。这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负向效应，自私、虚荣、残忍是不能忽略的另一面，

深味儒家文化的族长白嘉轩的形象一下子就灵动、立体起来。

林爱民曾指出

：“作家无视人物特有的中国乡村的伦理生活环境，被政治观念所牵制，所创作出来的必定是扁平性格的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

”［4］

白嘉轩这一形象包含着的正是多重的矛盾，既是一个敦厚的族长，又是一个冷血的封建人伦的维护者。作者打破了阶级斗争唯成分论的简单、教条、

僵化的评论人物模式，让这个人物既隐喻着民族的理想人格和文化理性，也暗示着民族文化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感。白嘉轩这个“儒家族长”本身就凝聚着宗法农民文化的负荷，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的进化史。

二、革命战车上的个人争斗

尽管我们一再被“教育”革命是无功利的，是为了推翻腐朽的不合理的制度，革命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革命导师恩格斯却明确表示：“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

”［5］（P．551）

这种利益的博弈很

多时候更体现为残忍的个人争斗，争斗的起源有时还显得那么

“荒诞不经”。鹿三又耐心地交底说

：“白家人老几辈儿，都是仁义居家，人家的长工也不是随便雇的”

。黑娃说

：“我没说嘉轩叔不好不仁义。我还记着嘉轩叔给我出钱让我念书。我还记着你不要我念了，嘉轩叔拉着我的手送到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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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这就对嘛！”鹿三说，“你既是记着嘉轩叔的义举，那为啥不去？”

黑娃嗫嗫嚅嚅

：“我嫌……”鹿三追着问

：“你嫌啥不行？”黑娃说

：“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

［3］（P．346）

这是《白鹿原》中的一段原文，是白嘉轩的雇农鹿三和儿子黑娃的对话。黑娃对颇显仁义的白嘉轩并没有多少感动，

反而有着强烈的精神压抑和莫可名状的厌恶。不难指出，

黑娃要革命，最初的动机并不是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也不是摧毁腐朽的旧制度，

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白家的厌恶。黑娃没有任何理由厌恶白家，但是他厌恶，他厌恶白嘉轩挺直的腰杆，他害怕白嘉轩的面孔，他甚至厌恨从小的白家玩伴。这是地位相对低下者发自内心的敏感和敬畏，也是人发自内心的对独立、平等的渴望。这份敏感、自卑、敬畏、渴望自由的复杂精神，

混合起来促成了个人对自身身份、地位的争斗，就是黑娃闹革命的最深层心理动因。

黑娃在白嘉轩面前是自卑的，这种自卑一直折磨着他，他骨子里的叛逆精神让他要冲破白嘉轩带给他的禁锢。此后，

黑娃当土匪、闹“农协”、参加革命，一定意义上都在挣脱白嘉轩“施加”的无形的枷锁。有了势力后的黑娃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派人打折了白嘉轩的腰，他闹“农协”时砸掉具有象征意义的祠堂，使劲挺直他的腰杆向白嘉轩要祠堂的钥匙，这些都呈现出了革命的盲目性和报复性，以此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

鹿兆鹏、百灵们之所以要闹革命，一方面是受了革命理想和理论的影响，然而一个更深层的诱因是，他们都渴望自由，渴望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恋爱。家是最好的避风港，家也是最牢固的牢笼。渴望自由是这些青年学生闹革命的一个动因。他们都有潜在的“弑父”情结，他们要反抗家长制的作风，

要决定自己的命运。革命后隐藏的是“个性”的追求，而只有通过个人争斗，也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让一切回到了毛茸茸的“原真”状态，用“人性”解剖“民族秘史”，这又是作家陈忠实重构叙述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争斗中，心理诉求成为一个重要甚至根本因素后，最终回归到人性的深处便是顺势之举。也或许，革命本身就是人性原初的欲望。

正是这种个人争斗，让一切以革命名义攫取—14—

私人利益变得是如此的“残酷”

：由于内部权力斗争，红军肃反肃掉了原上的“百灵鸟”白灵；革命胜利前夕，

白鹿原上最早的共产党、红三十六军政委鹿兆鹏被无缘无故枪决；朱先生视为座下最得意的关门弟子、率部起义的黑娃又在胜利后冤死在同志们的枪下；革命胜利后，一个革命投机者白孝文却成为新政权的县长，执掌了新式的权力。这种“残酷”让人胆战心寒。

陈忠实展现的裹挟革命外衣的个人争斗，除了“残酷”外，还有深深的“荒谬”：当白孝文心慈手软时，他过得极其窝囊，当他心狠手辣时，却活得大红大紫；满腔热血的青年军官鹿兆海没有倒在日寇的枪口下，

却倒在去剿灭自己同胞的战场上；黑娃做土匪做得无恶不作春风得意，改邪归正做好人却莫名其妙地被枪决……

这些“残忍”和“荒谬”呈现出了血淋淋的个人争斗，策略性地消解了革命神圣的外衣，最终暴露出宗法制下的以小生产者为基本力量的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它既令人们思索历史的教训，又逼迫人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与停滞背后的人性根源，看到人心底里那一丝丝最隐秘最根本的渴求，

正是这些最细小最直白最难以言明的心态，造就了一个乡村乃至一个文明的命运。

三、告别廉价的乐观

在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凭吊中，作家陈忠实将自己对文化的偏嗜引入到一个带有宿命意味的归途之中—

——一种生命中无可逃遁的必然。这种必然”显然不是充满乐观精神的进化论，而是悲感十足的循环论。著名文学评论家耿占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近乎循环论的观点看待人们的苦难命运。

”［6］

革命似乎总是阶段性的，时不时地会出现小高潮。临近结尾时，《白鹿原》中有一处细节很耐人寻味：在批林批孔的年代，

有一群红卫兵打着红旗从白鹿原走下原坡，一直走到坡根下去扒小说中的“圣人”朱先生的墓。挖开朱先生的墓后，这些红卫兵只搜出一块经过烧制和打磨的砖头，上面写着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红卫兵们愤怒地摔掉砖头，却发现砖头里面同样刻着一行字

：“折腾到何日为止”。这让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

这种无休无止的折腾，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

“笼罩在整部小说中。一个民族、社会被撕裂开无法弥合的缝隙，这个缝最后又变成鸿沟，冤冤相报，

只能靠血去填满。这种循环周始的悲剧让作者和读者都透不过气来。在白鹿原上，朱先生扮演了一位学识渊博且言行举止都极富教化力和感染力的大儒形象。正是这样一位先生，用他的见解带领着众人去穿越历史。

整部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鏊子”。鏊子本是烙大饼的工具，一边烙焦了翻过来再烙另一边，两边来回翻。朱先生也曾拿这个比喻白鹿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拉锯战。如果将漫长的国共之争形容为翻来覆去的折腾，显然是抽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然而，在朱先生眼里，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残杀？”

［3］（P．523）

无论朱先

生的概括是否恰当，

这肯定是一种局外人的评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冲突的平台上，儒家文化是找不到发言的席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先生的无差别论和循环论是超然的，

同时也是冷漠和抽象的。而被树立为“先哲”的朱先生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在左右着整部小说的写作思想。《白鹿原》中出现的几次所谓的

“革命”都成了众多“缺点”农民发些私怨的出口，以暴易暴的循环又进一步拉近了历史与价值间的距离。毫无疑问的是，

鹿兆海、鹿兆鹏、白孝文、白灵、黑娃都成了“鏊子”上翻来覆去的“烙饼”，他们在这个循环中显得如此无力，连挣扎都是徒劳。

带着历史循环论上路，作家陈忠实自然极大可能会陷入宿命论而无法自拔，

但是它打破的正是廉价的线性乐观，反衬出历史进化论所标榜的人间天堂”的乌托邦色彩，为人们进入历史提供了多重路径。然而，

通读《白鹿原》，我们还是能体味出作家对治乱轮回模式的厌恶以及重新建构的努力。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革命”相比，叙述者这种厌恶情绪和重构努力滋生出的不是反抗，而是深深的无奈。无奈的故事叙述者在面对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时，清醒着却无

路可走，

他又不愿意套上预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他笔下的叙述创造了巨大的艺术空间，同时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白鹿原上陷入疯狂的人们杀死了带上隐喻色彩的具有“法力”的白鹿，当他们清醒时，白鹿已成为飘逝而去的佳话。在循环的历史轮回下，虚无的沼泽确实遮蔽了文明的可塑性和可能性，人类重构的努力也在乖戾的历史面前显示出了一种永恒的尴尬，而所谓的白鹿精魂也终于成了一个虚拟的神话。或许，这是陈忠实展示出的更让人扼腕神伤的所在。

后来，陈忠实在回忆创作经历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来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

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7］

正是这些探问，让陈忠实的创作有了原动力，促使其行走在艰难的思考的路上。这一切，

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标准模式，而陈忠实选择了对抗、消解、重构，他留给读者的则是无尽的回味和想象。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看完《白鹿原》，读者问我是否活着［N］

．广州日报，

2007－08－21（A18）．［2］李星．世纪末的回眸［J］．小说评论，1993（4）．［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93．［4］林爱民．好一个“大写”的地主［J］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耿占春．宏大叙事：关于苦难与解放的叙述［N］

．中国艺术报，

2009－09－09（03）．［7］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

手记（连载六）［

J］．小说评论，2008（4）．（责任编辑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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