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开发与环境科学的关系

历史系08级4班 张璐08160097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可见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实物为依托的，例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暴露在自然环境下的物体是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比如酸雨对古建筑的腐蚀，土壤的污染对地下的墓穴造成的伤害等等，这些保护工作不仅仅是依靠文化部门就能解决的，还要依靠环境部门的配合。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及其保护与改善的科学。 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及其能量的总体。现在的地球表层大部分受过人类的干预，原生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多了。 环境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环境是人类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人工环境。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标志，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演变。 环境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环境要素可分为大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环境。环境科学是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的。 地球表面有四个圈层，即气圈、水圈、土壤-石圈，以及在这三个圈交会处适宜于生物生存的生物圈。这四个圈主要在太阳能的作用下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环境问题在古代就有了。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的黄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由于大规模地毁林垦荒，又不注意培育林木，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良田美地逐渐沦为贫瘠土壤。

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机器的广泛使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而工业生产排出的废弃物却造成了环境污染。19世纪下半叶，世界最大工业中心之一的伦敦，曾多次发生因排放煤烟引起的严重的烟雾事件。

在世界人口数量不多、生产规模不大的时候，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太大，即使发生环境问题也只是局部性的。而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口数量激增，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增强，环境的反作用便日益强烈地显露出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

环境问题的呈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产生了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

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各民族在相互接触交往中，也不断互相影响和有选择地吸收对方文化以丰富自己。概括说来，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交互影响，从新石器时代起，在我国多民族地区就已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1)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表现为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具有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i]游牧民族的活动在我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2)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夏的经济文化发达很早，政治上最早形成统一体，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商和周分别吸收了夏文化和商文化，且有所发展。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成为形成华夏-----汉文化的三个主要来源，后来发展为中原地区的所谓“礼乐文化”。

(3)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创造者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

以上三大文化区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和吸收的。例如在游牧文化区，匈奴的军队“兵利马疾”，作起战来势如狂风骤雨，横扫大漠，中原车战难以抗衡。战国时赵武灵王乃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军力大为加强；又如春秋时期，在越人建立的吴国，当吴王寿梦在位时(前585----前560年)，他深知中原文化的优越，在即位的当年便“朝周，适楚，观诸候礼乐”，积极仿效中原文化。这三大文化区中，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汉民族所创造外，其余两大文化区都分别为匈奴和越等民族所创造，而且基于其经济、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因而在汉武帝时，他所面临的挑战正如《汉书》所说：“北有强胡”，“南有劲越”，意即有一个如何处理好三种文化区之间关系的问题。

民族及其文化都处于动态和发展之中，并非一成不变。在人文社会和生态环境的互动中，过去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因素可能受到影响以至消失。可见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适应和矛盾的现象。前述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地区的民族，牧民的生活方式自然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诸如多吃肉食，服用毛皮，居住毡幕，随畜迁徙，茫茫草原驰骋纵横，形成一整套经济文化模式。表现在音乐方面，由于大草原的广阔空间，无论是草原上过去的匈奴、鲜卑，还是今天的蒙古族和牧区的藏族人民，他们所创作的诗歌，音域节奏悠长，声调时而高亢激越，有如江河奔流，时而苍凉悲壮，动人心弦，而且内容多与畜群有关，就连蒙古族的乐器也是反映牧区特点的马头琴。例如，北齐斛律金所唱之“敕勒

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出了大草原雄浑苍茫而独特的景色。又如，清初蒙古骑兵被编入八旗，乾隆年间蒙古人萝麟所作描写蒙古军营的诗歌：“军中甲士歌胡歌，胡人坐地吹胡茄。胡茄声悲，胡歌声苦，吹茄胡人泪如雨。”[v]他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均为创作于草原历史舞台上的英雄史诗，风格雄浑，气魄宏大，反映了草原人民的生活方式、习俗风尚以及爱与恨，流传民间，持久不衰。

在长江以南水田稻作文化区，总的说来，古代百越民族分布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特点是地势低平，多江河湖泊，水道纵横，植物丰茂，夏多酷暑，冬少苦寒。这种生态环境和与人们的交互作用，表现为百越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与水具有密切的特殊关系，诸如善种水稻、多食水产、习水便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悬棺葬俗、岩画艺术等等，无一不与水有关，从而形成独特的经济文化模式。至于野生稻的驯化和人工栽培稻的发展，更为百越民族独特的文化创造，它不仅给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增加了光彩，而且对人类文明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些适应生态环境的特点，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保留在与古代百越具有族源关系的今天壮侗语族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如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鱼舞、“千瓣莲花”等音乐舞蹈和史诗中，其音乐曲调悠长，叙事委婉细腻。又如，壮族的长篇史诗《布洛陀》、《开天辟地歌》，舞蹈中的铜鼓舞、蛙舞、春牛舞、捞虾舞等等，同样反映出民族和地区特点。

由此可见，在现代化建设中，如果不按生态规律办事，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势必影响甚至破坏有关民族的正常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对他们的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蒙古族的长调民歌是草原游牧生活环境在艺术上的反映，它以音乐和诗歌的形式传达了蒙古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集艺术性和群众性为一体，长期传承，持久不衰。然而，当某些地区草原生态失衡，导致牧草退化甚至草原沙化，直接影响传统放牧方式。随着牧区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如定居放牧，圈养畜群，甚至弃牧就农以至村镇化，这些都对长调民歌的发展和歌手的传承构成威胁，因而必须加以保护。

如果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则该民族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必将受到影响甚至遭到破坏。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不仅为发展所必需，而且为保护民族优良传统文化艺术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