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

１、当下文学有一个现象是引人瞩目的，这就是近年兴起的底层小说。它虽然没有打起轰轰烈烈的旗号，却拥有相当可观的、颇为广传的作品；不能说它有了浩浩荡荡的创作队伍，但报刊披载的参与其中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已形成了英气雄劲的阵势。一些论者充分肯定它的新鲜活力与不可忽视的价值，也有批评它浮光掠影，有点平淡失真。底层文学具体作品得失自应辨析，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与社会阶层尤其与底层的关系，以及底层小说对于时代的特定意义与价值。

社会的阶层与阶级不可等同而论，阶级是历史的存在，但偏颇的阶级论曾给文学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总会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底层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对商品社会多阶层现象的认识和审美的把握。底层小说是多类别的，且不说散见于报刊的作品，以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李师东主编的一部小说选本而言，书名即为“最新底层生活小说”，它是公然打出底层小说最早的一部选本。在文学书籍市场滞销状态下，它竟然在短期内被读者买走了将近四万册。能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不值得思索的数字吗？

底层文学的兴起，不是几个中青年作家偶发兴致，突涉底层，它是作家不约而同的视点下移。应该说，新时期文学视线第一次下移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新写实小说开始的，作家目光移向都市工人家里家外的烦恼，城市棚户区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怀抱梦想但梦被现实打碎的漂泊者等等，新写实作家笔端已经触摸到底层中的某些人物，但多似传统市民或市井小说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还不是从社会阶层这一宏大目光去审视和展示底层人物现实人生。底层文学尽管提出来了，但其文化内涵与外延还不够明晰而有点迷蒙。我认为由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体现了视点下移再下移，底层意识开始复苏了。新写实与底层文学二者既连贯又有区分，它们都关注城市底层人物生活，但新写实多为展现平民百姓的个体生存境遇和悲欢离合的命运。底层小说即使写一两个人物，却从阶层的目光去透视个体的特征，从个性化心态折射社会阶层和时代性的色彩。底层文学不能简单用市民或市井小说来概括，当今底层是市场经济浪潮中裂变而出的阶层。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经济转型期多种多样产业中的谋生者，也有不少是在经济激烈竞争中的败北者，还有的正在奋力向中层或高层冲击。底层小说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下岗者、打工仔的窘困和无奈，更要展示这一阶层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信念和道德理想。拥有阶层意识的新视角，底层小说才有可能超越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博大、深远的隧道。尤凤伟长篇小说《泥鳅》所提供的城市画面并非阔大的空间，却书写了背离乡土进城打工的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形象。作者关切苦苦挣扎的这一弱势群众，而且从底层目光去逼视和揭露高官大亨的穷奢极欲。这部长篇还不能说是宏大的叙事，但作为标题的“泥鳅”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意象，一个极有生命力的顽强生存的意象。又如吴炫的中篇小说《发廊》里的理发女，可以说是眼下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打工妹的形象。但《发廊》里的理发女已不是孤伶伶的，作者观照的是发廊一条街上各式各样理发女的沉浮命运。方圆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女性，竟然异变为“做鸡也很好”的人。她曾忏悔地重新回归故乡，却感到故土太陌生，又回城市重操旧业。商品社会的重重诱惑，把她扭曲得已经“不知道良心”。作者笔下并没有冷峻的批判，但叙述底层人平平淡淡的生活故事却透出令人深思的东西：底层人为什么活得如此苦涩？ 底层文学，在新中国文学历史上尽管是第一次提出来，但底层在东西方文学史上一直是关切的一个焦点。挖掘社会底层生活曾出现不少世界名作，例如高尔基一部代表作，篇名即为《底层》，它曾用八种语言流行于世。鲁迅盛赞高尔基创作的平民意识和人民性。中国现代文学三四十年代广为流传的高尔基作品，主要是《母亲》、自传体三部曲和《底层》。作家路翎说：“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底层》，是使我感动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我的世

界观……在我后来的作品里，描写下层人民，也相当多地描写流浪汉，其中的美学观点和感情，多少受着高尔基的影响。”（《我与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有着多面的旗帜，它们之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出底层文学，但“五四”之后最早翻译介绍高尔基作品之一的郑振铎先生，在《俄国文学史略》一书对于“民众小说家”高尔基的评介文字中，体现了他所倡导的“为人生”文学和关注“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的创作意识。作家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可以说它是底层文学在历史上较早的一次张扬。文学视点下移也不是起始于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写实，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今天的底层文学应该说是这一传统的衔接与延伸。文学与社会底层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的升华，预示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将有一个广阔的前景。

２、文学如果远离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与人之存在价值疏淡，作品无疑失掉了血脉。人之生存的叙述和探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艺境都会缺失的。写生存状态是上个世纪世界文学的关注点，新写实小说在这一支点上沟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２０世纪以来，物质资源的匮乏，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精神的危机，正如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博士所说的“生存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的这种“大众神经官能症”，在写生存状态的小说中俯拾皆是。从新写实到底层文学，并不鲜乏普通人生存境况的描述，相当真切地表现了“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浪涛冲击下底层人又悲又喜的生存境况。可是许多作品热衷讲述他们各式各样的生存状态，却疏离了人之存在的生存信念的质询，忽略了“认识你自己”的人类命题。菲力普?劳顿说：“生存价值问题是当代哲学家们关心的中心。”其实何止哲学家，文学家也应将它视为一个中心问题，近年作品开始出现了对生存与存在二者之间的交叉与融汇。 如今谈底层文学的文章往往提到池莉的《生活秀》，池莉的小说沉潜生活深处，讲述底层人的烦恼与凄伤，又注意人物生命的渴求与企望。她笔下人物是多样的，最突出的是底层市民形象。如果将其形象按时序排列起来，从《烦恼人生》《你以为你是谁》到《生活秀》，可以看出他们和她们的心态与商品经济大时代又相撞击又相契合的轨迹。池莉小说有它的弱点，但她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了创作的连接点。在这个结合点上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物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冲撞和社会文化品格的提升。荆永鸣的《外地人》是一篇精短而文化内涵颇丰的小说，它叙述了两个外地来京打工者的悲凄遭遇。背井离乡，各有来由。一因儿子疏离之痛，一个怀抱老父惨死之怨。距离故土越远，思乡念亲之情越切；与都市越近乃至身在其中，但心思、心绪却与都市疏远。物质生存渐渐改善，但失落了精神家园的快乐。作者笔墨精炼，叙事方式近似清末民初小说。作为底层小说的一幅短篇，写得情真意切。 ３、底层文学承续新写实小说的过程中，突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文学”为基点，作家面对底层不是居高的俯视，也不是站在“边缘”的观赏与把玩，而是以平民意识和人道精神对于灰暗、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质疑和批判，揭示底层人悲喜人生与人性之光。如《酒鬼的鱼鹰》《神木》，可以说是底层文学特别引人注目的小说。迟子建以特有风格有意无意地淡化冰冷和粗鄙，投给物欲人间温暖与温情。《酒鬼的鱼鹰》从繁华都市移向一座小城，在清淡、平常的生活角落发生一出揪心的悲剧。这座小城多是社会下层人如开小酒店、卖杂货、修车的等，小人物各有人性弱点，但他们之间又流动着友善和仁义，连一只鱼鹰都获得大人小孩的宠爱。可是市税务局长轻轻发出的一个“要”字，即从百姓手中夺走了鱼鹰，惨无人道地扔在冰柜中活活冻死了。强掠民间百姓心爱宠物，几乎是历代小说所憎恶的贪官恶霸的罪恶行径。小说不是一条情节线直奔悲剧主题，而是在官民之间双行结构对比中，揭露了权势者的横行霸道。阅读者不禁要问，城镇小河的上空，为什么从此再也没有美丽的鱼鹰踪影而只有乌鸦？刘庆邦的《神木》里的人物，从空间说他们处于底层的底层，生活于地面之下的矿井，过着不见阳光的艰辛生活。小说的情节故事不是媒体常常曝光的企业主剋扣工人工资，瓦斯爆炸伤害人命等，事实上它比这残酷得还要残酷。作品中很少见到这样的“矿工”，

它们是“靠做点子发财”，即罪犯把无辜者骗到煤窑下面活活杀死，然后以亲属名义向窑主诈取钱财。这是令人发指的犯罪，但作者没有停滞于真实案件的描述，笔锋从表层故事进入多层面的人性开掘。近年来作品接触人性渐渐多了，人性人情乃是一大热点。但有些作品强调人之“性本善”或“性本恶”的单一层面，却轻忽了善与恶交叉或互渗的特点。还有的把恶人恶性凝固化，很少看到人性异化的觉醒与还原。《神木》里两个“做点子”人物，性格极端残暴冷酷，但小说思想艺术有一个突破点，相当深刻地写了“做点子”其中一个的人性苏醒和良心的发现。而且，这个人物的良心发现与人性复归，不是外部的道德教化与社会强制改造，而是从一个凶恶杀人犯的内部，作者发现了他的自我忏悔与良心的顿悟。这种自忏自悔不是源自它处，恰恰是从他谋杀对象一个年轻打工者身上感知与感悟的。从这个纯洁天真年轻人的经历、家庭遭遇和他为寻找失踪父亲、给妹妹挣学费的两点理想追求，震惊和逼使罪犯向自我发出质问，使他的人性、良知复苏了。杀死的不是可爱的年轻人而是他自己。他留给世界的最后愿望，以自己之死换取两万块钱，嘱咐年轻人回家好好上学读书。作者说他这样写是“要给世界一点理想，给人心一点希望”。我觉得它是作者在对罪恶、残暴、凶杀和人类良知的质问中，对人性的一种发现与把握。

近年文学视线下移，底层小说日渐多起来了。它比起“小资”和中产阶层的白领文学乃至表现上层生活的作品，更为引人注目。它有好小说，但也有不少平淡、平庸和低俗的作品。有的失落了真实，无节制地渲染时尚，人物面目和情节故事被时尚之手紧紧拖住和捉弄，陷入了消闲解闷的时尚品。作家是都市的良心，是社会底层的良知。当下虽然提出了底层文学口号，可是缺少底层文学意识，缺少那种犀利的、富有穿透力的思想，那种使小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思想。曾为我们社会变革和国家富强做出贡献的底层民众，他们在奔小康这一过程中不是没有艰辛、苦涩和悲痛，但文学缺少为他们代言与呐喊。当今文学书写弱势群体需要发自底层的声音，即便写中上阶层亦不可疏远社会底层而飘浮在上，淡泊了忧患意识与人道主义情感。韩少功说：“我主张作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底层看，看最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文学与社会底层之间有着血肉的联系，当代文学应在凝视底层、综览宏宇，展现多阶层生存境遇的同时，注意多角度创造历史感与现代性相融合、文化意蕴丰厚的生气贯注的底层人形象；深潜的叩问底层人灵魂和他们的命运，寻找人之生存与生命精神的超越。

[思想]文学应该如何关注底层？ 当代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 ——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

王晓华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引人瞩目的转向，对底层的关注逐渐成为新的话语焦点。随着讨论的深入，“文学是否应该表述底层”不再是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正是在后一个维度，批评家们显现出如此强烈的犹疑和迷惘之情，以至于底层问题在很多文本中被悄然缩减为文学的内部问题。经过复杂的话语转换，对底层的关注最终异化为文学家的自我关注，底层意象则沦落为重新瓜分学术资源的借口。（1）这种荒诞的情境迫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出发，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探讨底层文学概念。 在纯逻辑的语境中，底层文学可以展开为：（1）指向底层的文学；（2）为了底层的文学；（3）底层自身的文学。上述语义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文学倘若不指向底层，就不会产生为了底层的文学，当然也就建构不出底层自身的文学图景。这种联系不是泛泛的相互规定，相反，它构成内在的进展关系：“指向底层”是“为了底层”，“为了底层”则要求重构“底层自身”。正是在逻辑进展的张力中，底层文学之为底层文学的规定性显现出来：如果说“指向底

层”尚是意义暧昧的建构姿态的话，那么，“为了底层”和表述“底层自身”则指向明晰的文学立场，因此，有关底层的文学只有在进展到第二个层面以后，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底层文学。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事业，“为了底层”作为话语实践最终要具体化为对“底层自身”的表述：只有在“底层自身”明晰地显现出来时，“为了底层”的写作方会落到实处。由此可见，“底层文学如何可能”至少可以部分地还原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 当代中国文学对底层的最初言说几乎都表现出对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深切同情，底层问题被归结为文学现象乃是近几年的事情。先是将底层问题缩减为文学的内部问题，然后再将之简化为文学家的立场之争，乃近年来底层论战的主要轨迹。前段时间终于爆发的“学术资源争夺战”，既把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又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恋心态。物极必反：就在部分文学家将底层表述转换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述之际，要求真实地呈现底层自身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学术资源争夺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吴亮和南帆都以晦涩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能再自缚于知识分子编织的底层话语之网中，必须让底层自身出场。然而，新的疑问又随即产生了：进入文学家视野中的底层归根结底是他们建构出来的，他们能够通过语言接近和呈现底层自身吗？对底层的表述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我是底层的一员，我也不能把我对底层的意识视为为底层整体的自我意识——底层由分立的个体组成，其立场、处境、利益都不可能重合，因此，断言存在同质的底层会遮蔽底层问题的复杂性。这类观点表面上符合逻辑，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底层不仅仅是“话语”和“建构”，更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我们完全能够在相应维度上把握它的基本特征。我们如果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就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界定底层概念：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在这三个层面的规定性中，文学家最关心的无疑是文化之维。正是底层的持续沉默激发了他们代言的激情，甚至将是否为底层代言视为良心的标尺。可是，文化层面的底层规定性并非孤独之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两个规定性的产物，因此，仅仅揭示文化层面上的底层规定性最终会遮蔽问题的实质。如果造就底层的政治—经济体制未被触及和改变，那么，文学家的良心发现就只起自我安慰的作用。在文学家们被代言的激情所驱使时，底层依然在那儿，在我们的表达之外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言说时常比文学话语更切近问题的根本和出路，当然也更有份量。文学家要进行真正的底层表述，就必须克服将底层困境归结为文化病症的冲动，在政治、经济、伦理、地域、性别等维度上关注和重构底层。

对底层的重构不可能在纯粹经验的场域展开（这样的领域不存在），它只能从重构者已有的概念框架出发。这些框架既可能放射出将底层问题带入光照的先见之明，又会把其推向晦暗之中，所以，在探讨重构底层的具体路径之前，文学家必须反思和清理自己的概念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底层这个词进行价值重估。底层是个相对的社会位置，有底层，就意味着有中层乃至上层。与掌握权利话语和文化话语的上层和中层相比，底层在自我表述方面的确存在障碍。正因为如此，文学家们才会产生为底层代言的责任感。问题的关键是，在文学家企图为底层说话之际，他已经假定在自己与底层之间存在等级差异，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如此行事的文学家即使不公开承认其中产阶级（或亚中产阶级）身份，也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底层。在考察从新写实到底层文学的转向时，批评家认为“视点下移”是最重要的变化（2），便多少暴露出了这种心态。所谓视点下移，不仅仅是作家的目光从富人、有权势者、中产阶级转向底层，更体现为表达态度的变化——从平视到俯视。虽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俯视底层（有人也会在圣化底层的同时仰视之），但俯视无疑是他们的主流立场。甚至打工作家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属的阶层——他们是以诗人、作家、知识

分子的身份言说底层的，因而他们的言说能力似乎恰恰说明诗人、作家、知识分子高于大多数底层个体。对于后一点，张清华先生曾进行过明晰的总结：

在《中国打工诗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作品都是在一个隐含的角度展开的，即，自己是站在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与打工者相比有着“合法居住权”的人的角度来反躬自问的。这也应该是它们的“知识分子性”的另一体现。（3）

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对底层写作的“知识分子性”的肯定包含着更强烈的优越意识，因为它的前提是“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写作的”。（4）凡是写作者都具有知识分子性，“真正的老百姓”即底层注定无法自我表述，文学家们在如此言说时实际上预设了“知识分子性”与“底层性”的二分法。借助这个逻辑，文学家对底层进行了概念层面的剥夺，将所有能自我表述的个体都剃出了底层，最终把底层缩减为“无法发出声音”的惰性群集。通过此类循环论证，文学家们不但完成了对代言权的自我授予，而且登上了道德的制高点。然而，所谓“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实际上是文学家的虚构，是给无数个体洗概念的硫酸澡的产物，它在语言层面上重演了削足适履的古老错误。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底层是人，当然也在言说和表述。他们的言说和表述不仅仅体现在《中国打工诗选》等已经浮出海面的文本中，更以民谣、流行语、日常对话的形式存在。不断在说话的底层之所以“无法发出声音”，是因为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缺乏传达底层话语的有效机制。这种体制性的欠缺也在规定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也经常不能充分地言说和表达。在底层论战中，吴亮指责南帆等人只进行了“空洞晦涩的知识表述”，但他在《底层手稿》中的表述却更加暧昧、含混、晦涩，这说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表述困难”在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毫无疑问，制约底层表述的社会机制也在制约文学家，压抑底层的力量也使文学处于扭曲状态。因此，除了走向个体能够普遍自我表述的时代，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文学家在历史的某个阶段——譬如现在——不得不为底层代言，他的行动也只能是过渡性的，必须指向代言者/底层二分法的消解，否则，将部分人造就为底层的社会机制就不会被揭示和改变，代言本身就会因找不到方向而发生异化。

我们无疑尚处在需要代言者的时代。代言至少可以作为过渡性的话语策略发挥作用。在需要代言而代言者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在道义上肯定代言者，似乎代言总强过不发出任何声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如果代言者以良心之名行争夺话语权之实，代言的异化就难以避免。当前的底层论争最终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底层文学真实的所指。这种内部化（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和内心化（回到内心世界）倾向回避了真实的社会症结，因而无法指出底层获得救赎的前景。非但如此，它还使文学家成为语言中的特权阶层，所有的讨论最终都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中心：

代言常常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不满。他们擅长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5）

这种异化有时是文学家们始料不及的，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它本来就是一种预谋。将底层问题当作新的学术资源进行炒作，在功利的层面上的确是成功的策划。通过它，我们隐隐地可以感受到某些人攀登领袖之位的野心。类似的异化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曾经出现过。当年的左翼作家在塑造“无产阶级”意象时，就曾在代言者和仰视者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

这一身份当时就建立在“无产阶级”一词摇摆不定的所指之上——一方面“无产阶级”被描绘成历史的主体，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符号，属于知识分子仰视的对象，在这一符号的逼视下，左翼知识分子立刻失声、失语、哑口无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应社会现实中默默无声的一群，他们在社会文化的暗处，远离语言文字，承受着知识分子对苦难和压迫的想象，依赖知识分子去表达、描述并建构出历史意义。（6）

当文学家们想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和方向时，前一种意义就会凸现出来；在他们企图强调自己的话语权利之际，无产阶级就被界定为劳苦大众，变成社会下层和受压迫者的代名词，属于文学家们关注和同情的对象。（7）由此可以悟见，在将无产阶级领受为底层的语境中，虔诚如左翼作家者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领袖欲。鲁迅曾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倾向，郑重地提醒过某些左翼作家：

“左翼”之身份以“大众”、“无产阶级”为依归，但是不要以“工农大众”的救世主自居，不要把“大众”、“无产阶级”当作自己晋升的话语工具。（8） 这段话在今天仍然有警示意义：随着作家普遍的中产阶级化，底层日益被界定为弱势群体，“俯视”已经成为文学家对待底层的主流立场；阶层之间的隔膜使他们难以感同身受地理解底层，他们在关注底层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自身，甚至将底层当作自己晋升的话语资源和工具；本应该聚焦底层的探讨却新的话语资源争夺战，便是此类倾向的明朗化。所以，我们必须将话语的重心由言说者转向被言说者，恢复底层在底层文学中的主体位置。无论如何，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的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观照和表现底层。

在作家普遍中产阶级化的今天，要接近人人平等的立场，就必须引入新的价值理念。为了克服知识分子近年来逐渐膨胀的精英意识，莫言曾经提出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无疑是建构底层文学的可能路径——底层在汉语文化体系中长期被定义为老百姓，因此，“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至少可以使作家与底层在平等的场域中相遇。与其说这是“视点下移”，毋宁说它是文学家归位为普通个体的尝试。在进行这种归位行动之初，文学家可能还无法彻底清除自己的优越意识：

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他们的心声。（9） 引人注意的是，评论家在解释莫言的话时用了“接近”、“他们”、“降解”三个词，这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底层根深蒂固的距离感、疏远情怀、他者意识和等级定位。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作家不是普通老百姓，其社会位置远在底层之上，因而需要通过“降解”自己的高度来“接近”“他们”。这说明部分文学家还生活在传统的身份世界里，尚没有找到人们能够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在如此传统的语境中，“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至多只能是一种素朴的立场，缺乏理想之维和明晰的方向。为了弄清楚其中的秘密，我们不能不做些基本的语义学考察。《现代汉语词典》对老百姓和百姓的解释分别是：[老百姓]人民，居民（区别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10）[百姓]人民（区别于官吏）（11）。由这些解释，我们可以领受到“老百姓”和“百姓”的基本特征是与权力的绝缘状态。他们之所以常常处于底层，是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不能作为权利主体站立起来。如果文学家不加反思地认可无权/有权的二分法，那么，“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它即使呈现了卑微和苦难，也找不到消解它们的方法。这是一种没有理想和方向的写作。没有方向，文学家就无法“还世界以公正”。缺乏理想之维，苦难就不可能升华为否定性力量。与普遍的救赎意向失去联系的底层充其量只能改变写作者的个人命运，使自己脱离底层或由中产阶级升到更高的社会位置。（12）我不想简单地谴责此类底层写作的背反品格乃至欺骗性，但却不能不说：文学家倘若不能成功地为底层写作引入理想之维，就找不到与底层个体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注定走不出自我否定的荒诞状态。 理想之为理想，在于它所指称的存在尚未生成或尚未完全生成。“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相比，便体现了更多的理想主义情怀——它至少部分地指向个体平等共在的前景。这种前景之所以未能被清晰地展示出来，是因为老百姓概念的前现代品格——在作家将自己和底层定位为老百姓时，他们都无法作为权利主体出场，自然难以为自己的行动确立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倡“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家落后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

写者——后者在将老百姓界定为人民时已经揭示了普通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因为现代人民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相应权利和义务的主动承担。人民是管理国家的权利主体，这是以宪法形态存在的基本原则，但却被大部分汉语作家所遗忘和忽略，以至于同时以人民和权利为关键词的写作普遍缺席，“人民”（“老百姓”和“群众”）在当下中国文学中时常显身为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即使某些提倡人民性写作的文学家，也仿佛受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民理解为“穷人、劳工阶层、农民”。（13）人民概念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完全与权利理念失去了联系，蜕变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在反思人民概念的蜕变史时，我发现人民概念的群集品格是造成上述意义亏损的根本原因：当代汉语中的人民概念总是习惯性地与群众概念联系起来，甚至被群众概念取代了，因而属于人民的权利难以落实到个体层面。在暧昧的群体主义语境中，权利和物质生活资料属于“我们”（群众），但“我们”却与具体的“我”与“你”脱离开来，异化为“我”与“你”必须服从的外在力量。1976年以来各种改革的实质就是让“我们”落实为具体的“我”与“你”，推动中国从虚幻的群体本位走向真实的个体本位。正是在“我们”分化为“我”与“你”的途中，人们惊奇地意识到“我们”的虚幻品格——以“我们”的名义行动和拥有，意味着那些有机会代表“我们”的人是实际的权力主体，“我”与“你”最终只能指望最高的权力主体保证公平，然而，这些处于不同级位的权力主体既然决定着具体的拥有份额，就完全可能以“我们”的名义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与“你”要想从“我们”中脱颖而出，唯一的路径是跻身于权力主体之位，获得代表“我们”说话和拥有的权力。李伯勇先生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便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残酷的逻辑。小说中的部分主人公不遗余力地争夺代表“乡里”和“县里”的权力，以便有机会威风地拷问他人： “你是拥护县里还是反对县里？”

作品中的“我”作为底层个体本没有机会代表“乡里”或“县里”，但却总是企图在权力阶梯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对权力的狂想和实际地位的极端卑微使他处于人格分裂状态，不停地在两个世界——权力世界和底层世界——之间游走，于癫狂状态扮演他所不是的权力主体。如此行动的他实际上是自我反对的——他想成为的他正是让他沦落为底层个体的他，因而他的事业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尽管他依靠自己的机智和无畏取得了某些瞬间的胜利（如让乡里的权力主体假装向他妥协），但这种胜利无疑是虚幻的，因为他无力（其实也无心）动摇权力阶梯本身。他指向真实权力主体的游击战总是在刚刚打响之时就已经受挫，甚至不得不立刻宣告结束。最终，他死了。事实上，他不能不死，因为他被无法破解的矛盾所支配和折磨。（14）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扬弃旧的含混的人民话语体系，以具体的“我”与“你”代替暧昧的“我们”，让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底层个体——站立为主体。只有当权利普遍地落实到个体层面时，平等才不会仅仅是一种承诺。所以，文学家在建构底层文学的过程中应该寻找新的关键词，以便把底层概念与权利概念联结起来，展现底层个体自我站立、自我表达、自我救赎的前景。

这个关键词在我看来只能是公民。无论怎样卑微的底层个体，他在现代社会中都拥有公民身份，当然也应该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老百姓、底层、人民等名号相比，公民概念不但明晰地指向权利范畴，而且直接把权利落实到个体层面：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在创立公民理论时，就把公民定义为轮流统治国家的个体（城邦成员）（15）；现代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更是直接把公民认作国家“主权权威的参与者”（16）；《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公民一词时则称之为“拥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且根据该国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17）。将这些定义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底层个体绝非仅仅是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更是权利主体——公民。作为公民，他们与文学家是完全平等的。文学家并不天然地具有对其他公民的代言权，我们在试图为底层说话时必须肯定和尊重他们的权利主体身份。进而言之，肯定和尊重所有公民的主权者身份是一条底线，任何写作、表述、关爱都只能在这个底线之上展开。我这样说不是想刻意忽略、遮饰、抹杀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而是为底层写作、底

层表述、底层关怀寻找尺度和方向。如果说“底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遭受压抑”，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压抑之为压抑的基本参照。在为“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感到不安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上述底线的存在，否则，底层长达数千年的沉默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更不会凸现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假定了底层应该享有话语权，底层的沉默才被我们定位为压抑。底层与话语权的脱离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昭示着中国在从集体所有制转向个体所有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性欠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周密，属于集体主体（人民）的权利并未完全落实到所有个体主体（公民）身上，相当比例的人群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权利体系失去了联系，沦落为无权、无势、无声的底层个体。所谓底层处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与权利失去联系的状态。真正的底层写作不仅要呈现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应该重建底层与权利体系的联系。如果说人民范畴天然地意味着集体主体对权利的掌控，那么，公民理念则使权利体系落实到个体层面，因此，引入公民话语既可以扭转集体主体在转型过程中的异化，又能推动个体普遍地站立为权利主体。只有在个体普遍站立为权利主体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结构性现象的底层才能获得提升和救赎，文学家方能真正挺直自己的脊梁。在当下的底层写作中，真正给人以希望之感的是个体权利意识的萌发和生长： 股权二字就意味着权力（应为权利——王晓华注），意味着他们自己也能说了算，他们让谁当厂长就让谁当，他们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撸下来。（《那儿》）（18）

我想离开，但没有挪步，这不是他家，是人人都有份的乡里。（《恍惚远行》）

“自己也能说了算”和“人人都有份”，显然是“他们”和“我”作为底层个体对于权利意识的素朴表达。尽管“他们”和“我”的权利意识还很朦胧，甚至区别不开权力和权利，但它毕竟指向个体普遍站立起来的远景。由此可见，个体范畴一旦与权利概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积极的、建构性的、指向未来的话语力量。文学家应该投身于这种联结的创造，以公民话语的文学样式推动现实的变革。为了让底层个体和文学家都站立为权利主体，“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必须升华为“作为公民的写作”。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进展为“作为公民的写作”的过程中，站立起来的将不仅仅是底层个体，还包括作家和文学本身。

文学无须关注底层，是由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文学是一个审美范畴，而“底层”并不具备审美特征。其次，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一极，底层是滞后于人类文明的，是需要被改变的，但这种改变和文学没有关系。再次，文学是作家眼的典型事件，而底层并不具备这种典型意义，没有价值，底层不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和文学是有距离的。中国的乡土文学，比如沈从文或者陈忠实，其笔下的乡土及农民都不属于底层，而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阶层，在概念上，农民和学者、知识分子、工人是平行的，无高下之分，而“底层”是一个不平等的概念，对应的是“普通层”。文学有着独特的审美特性，底层的形成过程，一般来说是一个堕向社会之外的过程，而不是建筑意义上底层，不是金字塔的最下一层，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被含糊掉，从建筑学上说，金字塔的最下一层是基础层，但不是如失地农民或下岗职工（不准确，下岗人员的情况千差万别，真正的底层是一个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也不具备这种能力的阶层，具备这种能力而不去争取机会的不是底层）。

确切地说，楼主文章要关注的，不是底层（建筑意义上的基础层），而是“局外人”，他们流离于社会之外，不能为社会所容纳，他们是金字塔外的一些散乱四周的石块。

文学对于“局外人”的关注，是一种无意义的关注，没有记载价值，也没有审美价值。底层是一个没有美感的阶层。

假如把底层定位为“弱势群体”，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概念，而且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概念，小公务员、小生意人、退休人员、乃至小律师、小技术员、小警察，乃至妓女、甚至黑社会的马崽，都可以归入到这个群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人描写了大量上海滩的此类人物，也拍了很多电影，严格地说，这是“小人物”，并不是底层。

妓女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应该最接近“底层”的概念，一般来说，中国的妓女往往面临多重的压迫，往往徘徊在局内与局外之间，她们的命运是最不确定的，她们既不象叫花子一样被注定淘汰，也不象正常人一样按部就班，她们的命运很可能系于她们的一个客户，一次床戏。文学关注的，不是她们作为“妓女”的具体生活，而是她的这种命运，这种命运折射出的社会形态，一个写妓女的作品，失去了命运的起伏，是根本没有价值的。当一个妓女的命运面临转机的时候，小说就有了美感，可以去看看古今小说或三言两拍，也可以看看《魂断兰桥》之类的电影，妓女命运的转折永远是是此类题材的主题。但文学关注的却不是妓女该不该存在、该不该歌颂如《风月俏佳人》之类的故事，而是这个过程产生的审美价值，符合人类的审美情趣。可以说，妓女题材的文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人类的精神追求：性、情感、道德，但绝不是基于文学应该关注底层的理念。

所以我认为，文学对底层的关注，是一个伪命题，底层是一个需要被消除的阶层，并不需要文学的关注，只需要被改变。底层人物命运的改变，可能才是文学关注的话题，通俗地说，这叫做“励志”作品。

在线写的，思路有些不连贯性，意思表达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