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

有一年和朋友在茅家埠喝茶，几碟笋干也是见了底，喝到最后起了兴致，于是打车去美术学院附近的一家酒吧喝酒。开始是鸡尾酒，后来是黄酒，惬意的对酌并不用推杯换盏或一饮而尽，啜饮闲叙便是最好。走出店子时天色将晚，黄酒的后劲开始上来了，又下起微雨，正好借着些许醉意看看雨中的西湖。「更欲破除闲耳目，要听流水要看山」，此中意兴，却是不知何日更重游。

二月也是在南方冰冷的春日，在1912随便找了个地方喝酒，却怎么都不对味，以至于后来站在鸡鸣寺顶还思慕着千里之外的一杯「小城之春」，冷得发白的唇边都像是沾了一圈盐，真是罪过、罪过。

好在冰箱里备着些酒，和架子上的书一样，用以打发这突如其来的雨天。安静、潮湿的气氛总是能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雪城。《花街往事》里那个歪头男孩顾小山就像是少年时代的我。

索勒尔岛上没有学校，我只能去江南的小学读书，而我的户口又不在所属辖区，所以最终读了一个不入流的烂学校。学校虽然很烂，地理位置却好，隔了一条丁字路口，就是索雅察乌江和斯大林公园。学生从这里毕业之后，一部分将直升对口的二流中学，他们将有机会就读高中；另一部分会流入更烂的中学，三年后有人继续读技校、中专或职高，更多的人去当兵、开车或做厨师。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在这个小城里耗尽自己庸碌的一生。

小学里的老师普遍素质不高，教训学生打个耳光已经是小意思，打断教鞭也是有的。体育老师喜欢毫无防备地猛踢学生；教社会的女老师擅长一巴掌打聋学生的耳朵；自然老

师倒是从不打人，但她把家搬到了校长办公室，每天刚从校长腿上下来，就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口红还是怪好看的。

我的班主任是个五十几岁的女人，大约是文革时期受到了迫害，喜欢声泪俱下地讲些她的悲惨故事。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住在学校对面的一个小区，家长们甚至也是相熟的，另一小部分异类就是来自索勒尔岛的我和另外两个学生。索勒尔岛位于索雅察乌江北岸，所以我们被称为「江北人」，这几乎是和乡下、没素质划上等号的。一江之隔的江南人有着不为我们所知的优越感，情感丰沛的班主任几乎不正眼瞧我。艺术节跳集体舞，我没钱买服装于是申请不参加，班主任说：「你看你们江北人就是自私，一点儿没有集体意识」。有一次她倒是正眼看了我，摇了摇头，用一贯和蔼可亲的语气说：「你们这些江北来的，以后不可能有出息的」。

大约是那一年我偷偷学会了喝酒，这两者也许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雪城的春天是料峭的，大人们也都要喝个两杯暖暖身子。放学后我经常会去母亲单位的舞厅写作业，有时外面下雨，却一点也不影响跳舞人的兴致，反而让气氛更好。我写得厌了，就站在门口听外面的雨声。低气压逼出的汗水黏在身上，各式各样的雨伞扔在门口，迪斯科球静静旋转着，廉价的镭射光浮泛在春天扭动的腰肢上。母亲不知在什么地方忙着，她的同事也无心管我，我偶尔可以从没喝完的啤酒里偷出一罐，跑到附近树林里喝掉。回头只要淋些雨，便不大会有酒气。

时至今日，我并不知道当年那位班主任的预言算不算是成功，我成年以后的确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但也没有像我的许多同学一样留在雪城重演父辈的故事。童年总会留下什么东西，我相信上世纪90年代在雪城的经历，于我是一笔财富。但我又不得不面对所谓「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痛苦」——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反思，过去几年中逐渐达成的一种平衡被破坏了，这令我十分苦恼。有些事情参与其中，便逐渐丧失了自己。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的牢牢攀附——这其实非常可怕。真诚已经难能可贵，在追求真诚的道路上，往往伴随着将自己向人性深处撕裂的痛苦和矛盾。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里写道：「当一个激进派在打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他的人性观就会趋于黯淡，和反动派相差无几」，如此便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安史之乱，杜甫寄寓「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大抵也如此。

眼看着就要经历一场尖叫的风雨，当曾经的诺言碎成一地残骸。翅膀、灵魂和诗句，瘦成嶙峋的枯枝。宏大的帝国使个人命运无处安放，系统也是。故友的影子已出现在大河之滨，一个神话世界在脑中逐渐形成。不知道在这个夏天，能否找到出口，我们仍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