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太难

回头太难

王少辉

1997年，我患了浅表性胃炎，久治不愈。同事带我去看一位老中医。老中医在闲谈间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榕江下游，这几年由于水源受到污染，村民喝不到清洁的水，导致其中有许多人四、五十岁就患了癌症。他的话让我感到忧虑。80年代的时候，我看到工业化使我童年记忆中的田野、河流减少了，因而有一种淡淡的哀愁。10年之后，这种哀愁就变成了一种生存的焦虑。老中医说的绝对是一个事实，近些年来，我老家的那个村子，那些去世的人大多也是患了癌症。

我曾经在榕江边的一个码头上漫步。江的两岸建有许多油库，从外地来的油轮把汽油或柴油卸入油库，再由油罐车输送到本地的加油站或工厂。泄漏出来的油料漂浮在江水上，随波荡漾。铺天盖地的藻类，随着退潮的水向出海口涌去。偶尔，上游会漂来一具动物的尸体。渔夫开着小木船，就在附近打鱼。码头的不远处有一条支流，流经一座村庄。河水已经变黑，散发着臭味。有一个农民在河里淘石螺。这种情景使我十分难过，谁吃了这鱼、石螺都将是一种不幸。明知道这种不幸即将发生，我却无法去提醒或制止他们，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力量比我的语言更强大，它会使这种不幸发生。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以为可以停止工业化或把污染治好。把一切还原、返璞归真是一个白日梦，我惊异于这些梦话为什么老是挂在国人的嘴边。这种白日梦来源于对人性、对人类发展史的无知。整部人类文明史都是由欲望驱动而演绎出来的，只要人类的欲望仍然存在，工业化的步伐就不会停止，除非有一天人类被一场巨大的灾难消灭了，或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人类创造了更高级别的文明，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能量。必须承认，人类一直以来都是在冒险，换言之就是试错，这是人类进化的方式，在科学研究中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人类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了代价，但那些解决了问题的人能够存活下来，并把知识传授给后代，这就使我们，以及我们的文明在今天依然存在。

进化仍在继续，我在《川行散记》中谈到生态问题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不要以为人类已经定型了，进化停止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几千年来，人类的外貌变化较少，但也不能说绝无改变，比如身体的高度。变化最大的，应该是人类的大脑（不是指结构、容量这方面），这从知识的增长、普及就可以看出来，它使我们能够从事精密的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现阶段，人类把试错的方法引进了实验室，以物的冒险替代人的冒险，按波普尔的说法，就是让理论的灭亡替代人的灭亡。但由于人类智力的发展程度不平衡，也由于各种文明类型的共存及其冲突，人类的内部斗争所带来的危险并不比自然界对人类的威胁小。世界大战刚过去60年，局部战争依然频仍。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进化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虽然它与本文的论题绝非毫无关系，但为了简单起见，还是把话题限定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方面。

进化是一个长时间段的过程，自从人类出现的那日起，她在本能方面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但在控制本能方面，人类却取得了重大突破（弗洛伊德则认为是一种神经症），这使人类能够过群体生活，并且有了分工合作。过去几百年，从科学发明到知识爆炸，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智力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几乎与此同时，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阶段。森林减少、物种灭绝、河流污染乃至某种疾病的流行，如上面提到的癌症，都与工业文明的出现有关，甚至世界大战、局部冲突、阶级斗争也与它有关。这是工业文明的代价，也是人类进化的代价，但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它也是在解决农业文明的问题中应运而生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并非我执意为工业文明唱赞歌，而是我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人类文明的脚步、看不到除了它我们还有其它出路。

不要以为代价论就是忽略了那些牺牲者的苦难，它应当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被我们探究，

并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我们的任务。但客观地说，依然有一些人会为我们的文明做出牺牲，就像一次战争中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苦难比幸福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也许这些牺牲者将被后代永久地纪念，也许将随着时间的流驶而被淡忘；也许他们的灵魂将进入天国，也许他们本来就是上帝所离弃的人。事实本来如此，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马上发生。温饱的问题解决了，环保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有一天人类发明了治愈癌症的药物，或人类由于长期与这种疾病抗争，基因发生了改变——不再害怕这种疾病，仍将有其它致命的疾病萌生。我们无法预言将来的历史，无法根据几千年的文字历史判断将来的人类也像今天这样。人类将来可能进化成有翼的天使，也可能到另外一颗星球居住。

进化就是与时间赛跑，在一种威胁尚未达到毁灭整个人类或族群的时候消除它。正是发展规划方面的失误，例如不恰当地提出发展乡镇企业、不恰当地以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价值尺度，工业化的负面影响才提前到来。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漠视这种影响。在这件事情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即城市与农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内地）利益的难以调和——谁都想早日致富，谁都想率先占有资源（土地、矿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景：违法占用土地，如高尔夫球场；乱挖乱采，如小煤窑。至于超标排污，更属家常便饭。最近国家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对过去的失误的修正。 把发展乡镇企业（又是农村包围城市？）作为城市化、现代化的路径显然是错误的，它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没有效率。这是因为农村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技术设备落后，资金、人才缺乏。我国以前就不只一次犯过这样的错误，如大炼钢铁，以发展农业的方式来发展工业，无疑是逆历史潮流的。第二就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工业社会的事情，那些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人，对这件事情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因此也谈不上采取措施予以防治。另外，乡镇企业的经营成本原来就极高，如果再考虑环保问题，它们就可能难以生存。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极易与企业老板达成妥协，从而使各项环保法规形同虚设。相反，那些受害者，如上面提到的那些患了绝症的农民，却缺乏维权组织，无法与企业讨价还价，如索赔，或形成舆论压力等，因此没能促使企业执行环保标准。

发展乡镇企业的初衷是“顶住”农民工进城的浪潮，让他们“离土不离乡”，这肯定是考虑到农民不习惯城市生活，由此可能与城市人发生冲突，造成“治安”问题。其实，在农村发展工业，同样也会出现这种不适应，只是这种成本由农村人去承担。但是，在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破坏性开发这一方面，不单农民受害，城市人也同样受到威胁，因为许多城市就是分布在河流的下游或出海口的。至于北方沙尘暴天气的出现，则是农村出现问题最后会影响城市的一个很好的说明。继续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明显是错误的，近年来，有关专家已经对此提出诸多批评。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把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方法。重新进行规划，把工业集中到城市的某些片区，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也可以控制环境污染，最少也可以保证农村的环境清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时间，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之前，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知识去对付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现在的情况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来看待，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带着农业文明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环保问题，所以人们可以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禁止这些行为成了学校的学生守则中的一条）。从理论上来讲，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有可能避免西方人所犯下的错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继承。但是，从过去的半个世纪来看，我们没能够避开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反，由于我们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赶超战略），我们无论从经验上或时间上都显得不足（摸着石头过河）。问题可能出现在：一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批判借鉴不足。既然要避免西方人所犯的错误、汲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集中力量研究西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是必不可少的，但这项工作由于某种偏见的存在，长时间被拒绝了，即使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

二是教育方面出了毛病。除了教育的普及不够，特别是农村的教育事业发展迟缓，另一个问题就是教材的编写，过多地考虑传统文化的继承、民族、阶级意识的灌输，而忽略了现代意识的启蒙，没有教会学生怎样在现代社会生活，没有让他们知道应该遵守怎样的游戏规则。 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关键。如果在教育跟不上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当他们在数量上超过原居民或占相当的比例时，城市化就会倒退，变成城市农村化。到时候要进进不了，要回回不去，我们将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总之，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文化心理现代化，否则，其它事情肯定搞不好。

(<渐行渐远>,王少辉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2版,定价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