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家亡,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处在这种灾难之中的⼈民,他们⽇夜思念曾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祖刘邦的西汉王朝。就在这时,南阳⼤地主刘演、刘秀兄弟打出“复⾼祖之业”的旗帜,组织了⼀⽀七⼋千⼈的春陵军举兵反莽。
刘秀是汉⾼祖刘邦的后代。刘秀⾃幼丧⽗,孤⼉寡母在叔叔刘良的照顾下⽣活,直到他长⼤。年轻时的刘秀,⾝材⾼⼤,⼀表⼈才。他为⼈讲究诚信,处世谨慎,性情温和善良。他在绿林、⾚眉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依靠地主阶级的“功⾂”、“良将”们,抗击群雄。
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余万⼈。起义军将领们都主张拥⽴⼀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号令,顺应⼈⼼。他们认为刘⽞懦弱,容易左右,因⽽于公元23年在宛城南⾯的洧⽔拥⽴刘⽞为皇帝。刘⽞是春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刘⽞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批官,封刘演为⼤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带的起义军严重威胁着王莽,王莽很快集结了43万⼈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与司徒王寻讨伐起义军。公元17年6⽉,王莽军队⾸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中。他们怀念家⼈,都想各⾃回本⼟⾃保。刘秀向将领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吻严厉:“我们的粮草不多,敌强我弱。若我们齐⼼协⼒抗击敌⼈,还有战胜的希望;若我们⼈⼼涣散,必然被消灭。我们现在要把宛城攻下,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后⽅的援助。现在怎么离⼼背德,只想看守⾃⼰的妻⼦和财物呢?”将领们受不了这些话,纷纷怒喝道:“刘将军怎么竟敢如此讲话!”恰好这时传来消息——王⾢、王寻的⼤军已到城北,队列绵延⼏百⾥。将领们虽平常不看重刘秀,但如今事情紧急,⼜想不出办法,只好勉强说:“还是再请刘将军拿主意吧!”刘秀就向⼤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要求,结果将领们⼀致同意。
当时王莽军队⼗余万⼈围困昆阳,昆阳城中只有⼋九千⼈,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和李轶等13⼈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刘秀到郾县、定陵⼀带,集合那⾥的全部军队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部分兵⼒看守。刘秀说:“现在要是打败敌⼈,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财物,甚⾄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要财物还有什么⽤?”于是刘秀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亲率步兵、骑兵千余⼈当先锋。这时,昆阳城被围得铁桶⼀般。刘秀到离敌军四五⾥外停下来,敌军数千⼈迎战。刘秀率军冲杀⼀阵,杀敌⼗来⼈,⾸战⼩胜,⼠⽓稍振。将领们⾼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了⼩敌就害怕,如今见了⼤敌却如此勇敢,真是奇怪。有你在,我们⼀定会打败敌⽅。”刘秀继续前进,杀敌近千⼈,敌军败退,刘军⼠⽓⼤振。刘秀紧接着率领3000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王⾢、王寻⼗分轻敌,下令军队各守营地,不得移动,只率领1万余⼈迎敌,结果⼤败,落荒⽽逃。
昆阳⼀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王莽坐⽴不安,忧懑不⾷。同时,海内豪杰蜂拥⽽起,杀掉州郡官吏⾃称将军,接受更始帝年号,等待诏命。王莽的⼀些⼼腹,策划杀掉王莽投降汉朝,保全宗族。正当这时,新市、平林起义军的将领们看到刘演、刘秀兄弟的威名⽇益扩⼤,⼼中不安,劝刘⽞除掉他们,甚⾄连本来与刘兄弟关系密切的李轶也转⽽谄事新贵。⽽刘⼿下的⼈对刘⽞当皇帝之事⼀开始就不服,有⼈说:“本来起兵图⼤事的是伯升(刘字伯升)兄弟,现在的皇帝是⼲什么的?”公开拒绝刘⽞的任命。于是,刘⽞就借封刘部将刘稷为抗威将军⽽不受之故,把刘稷及为他说情的刘演杀掉了。对此,刘秀深感不安,赶紧跑到宛城请罪。刘部下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在公开场合下寒暄⼏句,表⽰过错在⾃⼰,但他不与这些⼈私下交流,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笑与平常⼀样,若⽆其事。刘⽞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感到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将军,封武信侯。⽽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以此寄托哀伤,他只能得到后来的光武皇后阴丽华的安慰。公元23年9⽉,刘⽞的军队相继攻下了长安和洛阳。刘⽞打算以洛阳为皇都,便命刘秀先⾏前往整饬吏制。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书,从⼯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恢复汉朝旧制。当时,关中⼀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去长安,他们见到刘⽞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穿着⼥⼈⾐裳,滑稽可笑,没有庄重威严的样⼦,但他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些⽼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他们纷纷对刘秀产⽣了敬佩向往的⼼理。
刘⽞到了洛阳,需要派⼀员亲近⼤将代表朝廷去河北⼀带,宣⽰朝廷旨意,要那⾥的郡国遵守朝廷的命令。朝廷经过⼀番争议,最终⼜选定了刘秀。这给刘秀提供了避开⽭盾漩涡、⾃由施展才⼲的机会。刘秀在河北,每到⼀处都认真考察官吏,按其能⼒的⾼低分配财富的多少;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衔。官民欢喜,竟相持酒慰劳,刘秀⼀律婉⾔相拒。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起假冒汉成帝之⼦另⽴朝廷的反叛事件,王郎就参与其中。刘秀在清理缴获的⽂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批⼈惶恐不安。刘秀⼀律不看,他把王郎的部属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把⼤⽕将这些材料烧掉。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令⼼怀不安的⼈放⼼”。 更始帝见刘秀的影响越来越⼤,便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切军政活动,与有功的将领⼀起到长安去。这表明刘⽞已经对刘秀不放⼼,要削弱他的⼒量,夺回他的权⼒。刘秀⾃然明⽩这⼀意图,他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诏去长安。刘秀与刘⽞的裂痕从此开始清晰起来。
公元24年秋天,刘秀调集各郡兵⼒,先后在馆陶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湖、重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加强了⾃⼰的军事实⼒。
河北⼀带⼤致平定。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为⾸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眉⼀旦攻下长安,刘⽞败逃,就会出现⼀个夺取关中的良好时机。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争夺天下的架势应当拉开了。他便⼀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两万向关中⼀带进发,相机⾏事;⼀边选定北据太⾏⼭、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作为进取中原的⽴⾜点。他先⽤⽂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将军事”的御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从前汉⾼祖与项⽻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像萧何那样保证粮草供给,训练⼠兵和战马;阻挡其他军队
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的军队过来。”后来寇恂果然不负重托。刘秀⼜在孟津部署重兵,窥视洛阳。
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带领⼀⽀军队回到冀中、冀北⼀带。⼀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建议,要他称皇帝。刘秀故作拒绝,有时还惊讶地说:“你们怎敢说这种话?当⼼招来杀⾝之祸!”到了南平棘,将领们⼜⼀再劝说,刘秀还是拒绝。乘⾝边⽆⼈的时候,将军耿纯说:“⼈们抛开亲⼈和家乡,跟从⼤王出⽣⼊死,为的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宫拜爵的愿望。现在⼤王不愿称帝,违背了众兄弟的愿望,我担⼼他们会感到失望,产⽣离你⽽去的想法,况且,⼈⼼是不容易收拢的。”刘秀仔细思考之后,明⽩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利益,并⾮虚让,于是表⽰说:“我会考虑这个问题。”
到⾼县,刘秀把将军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向他询问天下形势。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从刘秀任司⾪校尉以来,他⼀直跟在刘秀⾝边,陪同刘秀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他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他不争功名,每次论功⾏赏他总是跑得远远的,不参与其中。他对刘秀忠⼼耿耿,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领,了解战争的形势,分析的情况⾮常可靠,故此刘秀才召他来询问。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王您了。您应当听从众⼈的主张。”于是,刘秀在鄙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筑起坛台,于公元25年六⽉初六登台祭告天地众神,当了皇帝,改元建武。扫平群雄 ⼀统天下
刘秀即帝位之初,天下依然四分五裂,“帝王满天下”。除了农民起义军绿林、⾚眉军之外,还有更始皇帝刘⽞、东⽅皇帝刘永、蜀中皇帝公孙述、舒城皇帝李宪、匈奴⽴的皇帝卢芳、燕王彭宠、齐王张步、海西王董宪、楚黎王秦丰等。这些⼈各据⼀⽅,⾃⽴为王,互相攻城掠地,战争频繁,⼴⼤⼈民饱受着分裂、战乱之苦。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利⽤“⼈⼼思汉”的社会⼼理,打出“刘⽒宗室”的旗号,搜罗⼈才,争取民⼼。利⽤招降和⽤兵两种⼿段,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艰苦战⽃,终于⼀⼀扫除盘踞各地的帝王,使中国⼜⼀次⾛向了统⼀。
更始皇帝刘⽞,本是没落贵族,并⽆本事。只是当时的绿林起义军为了招集民众,同王莽新政⽃争,急需⼀个刘⽒宗室⼦弟作为皇帝,便策⽴刘⽞为“更始皇帝”。据说,刘⽞在举⾏登基仪式时,吓得战战兢兢,冷汗直流。
刘⽞当了更始皇帝,⼤赦天下,连封数王,连宫⾥的厨师、⽕佚都封了爵位。当时长安的⽼百姓编了⼀⾸歌谣:“灶下养,中郎将;烂⽺胃,骑都尉;烂⽺头,关内侯。”这样的皇帝仅仅是个⽊偶,很多绿林军的将领和各郡县的官吏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当时刘秀、刘演弟兄俩的军队实⼒很强,但却被封了个很低的官职。各路起义军⼼中虽有⾃⼰的算盘,但在反对王莽新政问题上⽬标是⼀致的。
王莽死了之后,刘⽞每⽇不理朝政,只知寻欢作乐,重⽤⽆能之辈。不少⼈见刘秀⽇益强胜,多次劝刘⽞杀掉刘秀,刘⽞却迟迟下不了决⼼,最后派刘秀出使河北,⾏⼤司马职。可刘秀到河北后,镇抚州部,巡察地⽅,上⾃郡守,下⾄平民,不收受百姓敬献的⽜⾁与美酒,⼴施恩惠,终于控制了河北并登基称帝。然后,刘秀⼜举兵攻占邯郸、河内、温⾢等地。这时,由于刘⽞⽆能,⾚眉军⼜⽴⼀个叫刘盆⼦的⽜倌作为皇帝,也举兵攻打长安。刘⽞左右受到攻击,最后投降了刘盆⼦,被改封为长沙王。 刘秀得知更始皇帝下台,便⼀⿎作⽓,命吴汉、冯异等11位将军攻打洛阳。这时的洛阳由更始皇帝的骁将朱鲔把守。由于朱鲔拼命固守,刘秀部队连攻数⽉,⼀直没有攻下。后来刘秀听说部将岑彭当年曾是朱鲔的校尉,便派他去劝降。朱鲔对岑彭说:“⼤司徒(指刘)被害,我参与筹划,更始帝派刘秀去河北,我⼜阻拦过,并进谏铲除萧王,这些罪过,我想萧王是不会原谅的,因此不敢投降。”汉光武帝得知此事,便托岑彭向朱鲔说:“要⼲⼤事的⼈,不能计较⼩过。朱鲔如降,官爵不动,我可以对黄河⽔发誓,绝不失信!”朱鲔听后。叫⼈⽤绳⼦把⾃⼰捆起来,到达河北汉光武帝营帐听候发落。光武帝见到朱鲔急忙下座,亲⾃解开绳索,向他表⽰慰问,并拜其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此,以更始皇帝刘⽞为代表的⼀派势⼒,在⾚眉和刘秀的攻击下被平息了。 在群雄并⽴的⼤地上,⾚眉军也是⼀⽀强⼤的农民武装⼒量,严重威胁着刘秀新建的东汉王朝。
⾚眉军是⼀⽀朴实的农民武装,在*更始皇帝的⽃争中做出了巨⼤的贡献。但由于缺乏领导,纪律性差,攻⼊长安后,⼜烧⼜抢,令⽼百姓纷纷逃散。号称百万之众的⾚眉⼤军,在长安城中得不到军饷,开始向秦岭终南⼭⼀带转移。⾚眉军在⾏军途中遇到⼤雪,冻死、饿死了许多⼠兵,因此,只好⼜退回长安。汉光武帝派⼤将邓禹乘机攻击⾚眉,结果遭到⾚眉军的伏击。邓军⼤败,死伤3000多⼈,邓禹只带了20多名骑兵逃了回来。
汉光武帝分析了⼀下⾚眉军的情况,了解到⾚眉军打仗个个英勇,但由于兵马太多,粮⾷缺乏,他们不会久居长安,因此,只有采取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步步围堵、不断分化的⽅法。于是他派冯异率兵前去执⾏这⼀任务。临⾏前,汉光武帝送给冯异⼀辆马车,⼀⼝宝剑,嘱咐他说:“长安⼀带遭兵灾,⽼百姓穷困到了极点。此次出征,如长安敌军肯降,你只要把他们的头⼦送到京城来就⾏了,⼠兵可以让他们回家种地、养蚕,绝不要杀害。再多带些粮⾷,到时⼀定能⽤得上。”
果然不出汉光武帝所料,长安城已到了饿死⼈的地步,⼀⽄黄⾦只能换五升⾖⼦。⾚眉军只好东撤,到了渑池,同冯异军队相遇。冯异⽤计,把⾃⼰的⼀部分军队也伪装成⾚眉军,扰乱⾚眉军阵营,结果⾚眉军⼤败,有8万多⼈因饥饿投降了汉军,还有⼗⼏万冲出了重围。逃出来的⾚眉军怀着悲怆的⼼情,扶⽼携幼,继续向东⾏进。光武帝刘秀这次亲⾃带兵堵截,在宜阳与⾚眉军相遇。⾚眉军见汉军壁垒森严,军威雄壮,他们⼜饥⼜饿,⽆⼼作战,只好派刘⽒宗室刘恭代表⾚眉军,向刘秀乞降。刘秀接受⾚眉军投降后,⽴即命令宜阳的县令,把全县的厨师集中起来,给⼗⼏万⾚眉军做菜、做饭,让他们饱餐⼀顿。饥饿疲乏到极点的⾚眉军,受到这样的待遇,对光武帝感激不尽。第⼆天,刘秀在汉⽔边布阵,让⾚眉军将领观看,并对⾚眉军降将樊崇等⼈说:“你们投降了,后悔不后悔?如果后悔,朕可以让你们回营,重新集合军队,再
⾏决战,朕绝不强求你们投降。”樊崇吓得头也不敢抬,徐宣则连连叩头,说:“归顺皇上,早有此⼼,今⽇如愿,如同婴⼉见了慈母⼀样,只有喜欢,没有后悔的。”光武帝听后哈哈⼤笑。
刘秀击败主要对⼿之后,⽬标⼜开始转向东边的刘永。刘永原来被更始皇帝刘⽞⽴为梁王,后来⾃称皇帝,以睢阳作为京城,
占据着青州、徐州⼀带28个城,封⼭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等⼈为⼤将军。 刘秀于公元26年夏,命盖延率军征讨。经过整整⼀年的残酷战争,刘永⼤败,后被⼿下将领所杀。
北⽅的渔阳太守彭宠,原系刘秀部下,后反叛,⾃⽴为燕王。占据着蓟城、右北平的上⾕等县,北边联络匈奴,南边联络张步,势⼒范围不断扩⼤。汉光武帝决定亲⾃征讨,后经劝说,⽅派朱祐、耿龛等率兵北进,于公元29年平息了彭宠的叛乱,北⽅局势安定下来。 接着,张步、董宪、李宪、匈奴⽴的皇帝卢芳等⼤⼤⼩⼩的“⼟皇帝”们也相继被灭,国内⼤部分地区开始稳定。 但是,还有三⼤势⼒,这就是蜀中皇帝公孙述、五郡⼤将军窦融、西州⼤将军隗嚣。他们势⼒强⼤,有同光武帝平分天下之势。光武帝决定采取逐个击破,分⽽治之的策略,铲除这三⼤势⼒。
公孙述占据着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等),资源丰富,地势险恶;加上公孙述经营多年,势⼒⽐其他两个都⼤;⽽且,公孙述在蜀中已⾃称皇帝。为了孤⽴公孙述,光武帝决定拉拢窦融、隗嚣。他先派⼈去联络隗嚣,可隗嚣打算⾃⼰做皇帝,隗嚣不仅没有听从刘秀的劝说,⽽且还派⼈去联络窦融,劝窦融⾃⽴为王,他们同公孙述联合起来,建成三个国家,共同对付洛阳的皇帝刘秀。刘秀得知后,⽴即派⼈给窦融送了⼀封信,信中说:“将军⽇前的地位举⾜轻重,有⼈主张分割天下,像战国时期那样,各⾃为王,要知道,中国的⼟地即使可以分的话,中国的⽼百姓也是不能分的。将军如果能从⼤局出发,上为国家出⼒,下为百姓着想,我将⾮常感激!”刘秀的语⾔情真意切,使窦融和他⼿下的将⼠都认为光武帝英明。不久,窦融率部投降,刘秀随即派兵征伐隗嚣。隗嚣⼤败,于公元31年春病饿⽽死。汉军乘机收复了陇右(今⽢肃六盘⼭以西)地区。刘秀收复陇右地区以后,集中优势兵⼒,全⼒以赴进攻蜀中皇帝公孙述。刘秀亲⾃带兵征讨,⼤将军岑彭指挥军队,连连击败公孙述的军队,夺下不少城池,公孙述很快处于孤⽴⽆援的境地。刘秀⼜命⼴平侯吴汉进攻成都,结果公孙述惨败,受重伤⽽死。其⼿下将领见汉军来势凶猛,便纷纷投降。这样,蜀中皇帝的全部势⼒被扫除⼲净。
刘秀从28岁起兵,到灭掉蜀中皇帝那⼀年,已经43岁了。15年极为艰苦⼜残酷的戎马征战,芟夷群雄,扫平⼤⼤⼩⼩的“⼟皇帝”,终于结束了豪强割据的局⾯,使中国⼜⼀次⾛向了统⼀。柔术治国 中兴汉朝
刘秀虽然出⾝于皇族,但由于他长期⽣活在平民中间,使他深深体会到⼈民的疾苦。他分析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原因,懂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柔顺、缓静的统治⼿段,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汉室统治。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之。”后⼜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其时,不如息⼈。”在“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导下,他废掉王莽时代苛⽽繁的律令,学习刘邦的做法,宽简天下,即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并由此制定出⼀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东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初年,在⼤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刘秀开始建⽴⼀套能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班⼦,“退功⾂⽽进⽂吏”就是其中⼀条重要⼿段。
刘秀通过多年浴⾎奋战才取得政权,在他的⼿下,有⼀⼤批⽴过不少战功的将领。这些⼈擅长打仗,但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少⼈还往往⾃恃功⾼,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他们⾝居⾼位,对东汉政权是⼀⼤威胁。因此,刘秀决定采取稳妥⽅式,⼀⽅⾯给他们加官晋爵,另⼀⽅⾯剥夺他们的实际权⼒。为了达到⽬的,刘秀开始⼤封功⾂,他让郎中冯勤专管此事。冯勤精明能⼲,他规定按照功⾂功劳的⼤⼩,决定其封地⼤⼩、远近和⼟质肥瘠,并且制定了⼀个周密的⽅案。刘秀根据这个⽅案,⼀次就封了360多⼈为列侯,给予他们崇⾼的地位。这些列侯的⾷封数量,的有四个县,⼩的只有数百户,⽐西汉时少得多。除了⼤将李通、邓禹、贾复三⼈参与议论军国⼤事之外,其他⼤多数列侯成为闲员。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量。
封完功⾂之后,刘秀⼜特地下了⼀道诏书说:希望⼤家“在上不骄,⾼⽽不危;制节谨度,满⽽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孙,长为汉藩”。就是说,希望⼤家不要恃宠⽽骄,对⾃⼰要求要严谨,节制⾃⼰的⾏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孙。光武帝就这样连哄带吓地威慑众⾂。 退功⾂的同时重⽤⼤批⽂吏。光武帝认为⽂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实⾏“征辟”制度,即下诏特“征”⽤某⼈为官,公卿和各地郡守也可⾃⾏“辟”⽤他⼈做幕僚。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品德⾼尚,⾝世清⽩;第⼆,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才⼲,遇事不惑,能独当⼀⾯。各地官吏在选择⼈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光武帝为了得到⼀批有⾼度⽂化修养的⽂吏,多次亲⾃访求名贤。在刘秀的同学中,有⼀位叫严光的⼈,此⼈很有才学。刘秀做皇帝后,他隐姓埋名,隐居⼭林。光武帝⾮常希望能和这位才德⾼尚的同学共谋国事,于是他叫⼈画了严光的画像,到严光的家乡去寻找,找到之后,刘秀⽴即将他接到京城。不料严光不愿做官,刘秀⼏次光顾他的住所,有时谈得晚了,俩⼈就睡在⼀张床上。据说,严光睡觉不⽼实,还曾把两只脚放在刘秀的肚⼦上,刘秀也任他如此,并不挪开。还有⼀个南阳宛城⼈卓茂,是当时的儒⽣,精通《诗》、《书》、《历法》等,待⼈宽厚,深受众⼈敬仰。刘秀即帝位不久,就派⼈访求这位⼤名⿍⿍的名⼠,并且任命七⼗多岁的卓茂作为太傅,封褒德侯。⼏年之后,卓茂⽼死,光武帝驾车素服,亲⾃送葬。光武帝礼贤下⼠,求贤若渴,确实罗了⼀⼤批品⾏端正、廉洁奉公的有⽤⼈才。如陈留⼈董宣,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有⼀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仗势杀⼈,董宣带领⼠兵,当着湖阳公主的⾯将这个家奴打死。湖阳公主⽓得浑⾝发抖,向刘秀哭诉。刘秀要杀董宣,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现在竟纵容亲属家奴杀害平民百姓,如此何以治天下?⾂不需鞭杀,请让我⾃杀!”说着把头向柱⼦撞去。光武帝被刚正不阿的董宣感动,于是不再治其罪。但为了给姐姐⼀个下台的⾯⼦,刘秀让⼈扶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硬是不从,刘秀命⼈按董宣的头,董宣两⼿按地,就是不肯俯⾸。刘秀⾮常感动,任命他为“强项令”,赐钱30万。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统治措施。
光武帝采取了西汉时加强尚书台权⼒的措施。东汉初年,中央的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丞相⼩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是管重⼤⽔⼟⼯程;太尉管军事。三公职位虽⾼,却徒有虚名,并⽆实权。刘秀为了把权⼒集中到⾃⼰⼿中,设置了尚书台机构,并加强尚书的职权,扩⼤机构,增设官吏。尚书台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六⼈,合称“⼋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千⽯,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不能同每年俸禄为万⽯的三公相⽐,但实际权⼒远在三公之上。尚书台是最重要的⾏政决策机构。
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招揽⼤权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书。光武帝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他们不可能取得倾国⼤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1)御史台——有侍御史15⼈,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2)司⾪校尉——有从事史12⼈,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是地⽅官,监察权⼒很⼤,“⽆所不纠,唯三公不察”。(3)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出巡,调查各地有⽆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常重视,授予他们很⼤的权⼒。
朝中⽆论官员职位⾼低,⼀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世皆为博⼠,德⾼望重,刘秀⼗分器重他,但在他度⽥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被查出来之后,他⽴即被捕⼊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守候在⼤殿门⼝,请求宽赦他,甚⾄有⼈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
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保证了皇帝的权⼒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常重要的作⽤。
解放奴婢 发展⽣产当时,王莽改制就是因为⼟地问题(⾼度集中,兼并问题严重)和奴婢问题(奴⾪化严重),这些西汉末年困扰统治者的问题,同样危及东汉政权的稳固。刘秀为此采取了⼀些措施,主要的就是解放奴婢、精兵简政和解决⼟地问题。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是核⼼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是重之⼜重。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限制地兼并⼟地,使⼤量农民丧失了⾃⼰的⼟地,他们本⼈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家为奴。奴婢在主⼈家过着⾮⼈的⽣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的毒打,甚⾄被当成⽜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和王莽新政都想解决,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即位后,把解放奴婢作为⼀项⼤事来抓。
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公元26年5⽉的诏令宣布:民有出卖妻⼦,其妻⼦想归⽗母者,从其便,如主⼈刁难,按律令论处。建武六年诏令:王莽时吏民被当成奴婢⽽不符合西汉法律的,⼀律免为平民。公元31年的诏令:吏民因饥饿战乱沦为奴婢、妻妾的,留去⾃便,强制不让⾛的,以卖⼈罪处置。建武⼗年诏令:取消奴婢因射伤⼈处死的法律。公元35年2⽉诏令:天地之间⼈为贵,杀奴婢者罪在不赦。同年6⽉诏令:炙灼处罚奴婢的,按律治罪,被伤害者免为平民。公元36年诏令:陇、蜀的⼈民被劫为奴的,如要离去,⼀律免为平民。公元38年诏令:益、凉⼆州奴婢⼋年来向官府上讼者,⼀律免为平民,也不必偿还卖⾝钱。
光武帝在12年内,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批奴婢获得了⾃由,农业劳动⼒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精兵简政,是光武帝为发展⽣产⽽采取的措施之⼀。公元30年6⽉,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减少,⽽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这⼀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个郡、国,裁减⼤⼩官吏数万⼈。在封建社会,能够这样⼤量地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
公元31年,光武帝⼜⼤量地裁减军队。建武七年,他下诏令说:“军⼠中都是年轻⼒壮之⼈,应当⽴即罢除轻车、骑⼠、材宫、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批的⼠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为农业⽣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
劳动⼒问题解决之后,还有⼀项就是⼟地问题。东汉初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没有地种。光武帝于公元39年6⽉,下令各州、郡清查⽥地的数⽬和⼈⼝实数,称为“度⽥”。这样做的⽬的有两个:⼀是核查⽥赋收⼊,防⽌⼤地主隐瞒⽥产,逃避纳税;⼆是可以从⼤⼟地占有者⼿中没收⼀些多余⼟地,分给⽆地的贫民。当时,许多⼤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姓”、“兵长”。他们隐瞒⽥地数量,谎报⼈⼝,反对清查。地⽅官吏也惧怕他们,有的还贪于贿赂,与他们勾结,任凭他们谎报。
刘秀得知此事,以“度⽥不实”罪诛杀了⼗余个郡太守,并加紧“度⽥”。于是⼤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由于分不到⼟地,或分到的⼟地实际数量⽐政府应允的数量要少,也开始反对度⽥,参加武装反抗。“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这就是史称的“度⽥事件”。刘秀⼤怒,⼀再发兵镇压。但这些“群盗”等官兵⼀到,⽴刻解散,官兵⼀⾛,“群盗”⼜聚集起来。为了平息*,光武帝采取了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段。宣布:群盗们相互揭发,均可免罪,并可分到⼟地。原来因不敢追捕“群盗”⽽治罪的官吏,现在只要能够使乱民遣散,政府就可以不再洽罪。光武帝不愧为⼀个有经验的统治者,他这种软硬兼施的⼿段,很快就把反抗平息下去了。但是“度⽥”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光武帝还把⽥租的⼗税⼀恢复到三⼗税⼀。并下令,各郡国凡有余粮的,要赈济⽼年⼈和鳏寡孤独以及⽆依⽆靠的穷⼈,各级官吏要亲⾃负责此事,不允许失职。这些被称为“德政”的⼩恩⼩惠,在⼴⼤农民中树⽴了东汉王朝的良好形象,稳定了⼈⼼。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军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向统⼀。统⼀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进⾏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改⾰,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建国
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徭役,岁⽐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明君风范 瑕不掩瑜
刘秀作为⼀代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美酒,也不喜欢听⾳乐,从不把珠⽟当作珍宝。他曾令太官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把远⽅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汉朝⾃武帝以后,后宫嫔妃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有爵秩,贵⼈的待遇只有⾕数⼗斛。此外有美⼈、宫⼈、采⼥三等,均⽆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建陵墓,名⽇寿陵,特意叮嘱地⾯不要太⼤,不要起⾼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帝那样,不随葬⾦宝珠⽟。
刘秀常常显⽰出⼀种宽宏⼤度、平易谦和的⽓概。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犹豫未决。他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威都和洛阳观察时政。马援⾃幼就聪明过⼈,⼈们都认为他是神童,在西州很有名⽓,很受隗嚣敬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个关系重⼤的使者,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便服,连帽⼦都没带,他独⾃⼀⼈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让⼀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见到马援就微笑着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这⼀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刻感到了⼀种明君的魅⼒。于是,马援叩头说:“当今的局势,君主在选择⾂下,⾂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让马援⽬睹了刘秀的宽宏⽓量。刘秀与当年的刘邦有惊⼈的相似之处,他不愧是东汉的真正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归服了。
刘秀宽宏⼤度的⽓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不驯⼈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当时还留有⼤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种对⽴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前不肯称⾂。⾄汉初,_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上很有名望,朝廷⼏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树⽪包着头去见朝廷⼤员,刘秀却亲⾃召见了他。按礼节,⼠⼈被尊贵者召见,必须⾃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前骄悍⽆礼,却获得了清⾼的名声,应治“⼤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的⼈,伯夷、叔齐就不⾷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刘秀对于⾂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种清醒的、有时甚⾄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律不许。有⼀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点起⽕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光闪烁,⼜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顿,说他游猎⼭林,夜以继⽇,带领出⼀种不良风⽓,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的⽅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选任;如⼲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类的近⾂常被拉到⾯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莫敢正⾔”。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为⼀般能够理智对待。司⾪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以避⼆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件事,他的朋友李⼦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汉家天下⾛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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