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杨浦一模题目】
由于历史及文化背景的关系，东西方思维模式存在一定差异。有人认为：西方人属于直线思维，注重理性、逻辑和实证；中国人属于曲线思维，习惯迂回，崇尚感悟。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思维方式引来不少争辩。
直曲结合，二者适度
自完整的世界地图被绘制出起，东西方分别注重感悟的曲线思维与注重理性的直线思维便开始碰撞出火花。在这种现象面前，我想起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篆刻的箴言：凡事需适度。
直线思维通过理性、逻辑与实证的结合，挖掘自然的根基，有序地推动人类进程。西方的重要文学体裁——史诗恰恰体现了理性之美，《荷马史诗》中每两句一换韵，针脚严密地推进战争的发展，形成庄严瑰丽的艺术体系。直线思维的优势同样还有它带来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孟德尔埋首八年于豌豆丛间，做了数千上万次杂交实验，只为他一手开创的遗传学作出实证。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达芬奇若仅仅作出感悟，仅用曲线思维追寻艺术，他或许终其一生都在绘制圣母与圣婴，相反，他同样注重艺术之火中燃烧的理性之光，在解剖被视为死罪的时代深夜观察人体构造，从而引领了一片大陆的价值观从神回归到人的复兴。
曲线思维往往注重感悟，在感悟和迂回中升华，厚积而薄发。中国诗以万计的咏怀、写景诗，赋比兴等创作手法，无不来源于对眼前事物的直接感受。这样的倾向造就了思想的参差多态，同为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往，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崇
尚感悟的曲线思维仿佛一首激昂的《登幽州台歌》，无一字写景，却于无形中传递了美感与精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然而两者需结合，两者也需适度。由理性与逻辑架构的空间仿佛钢筋水泥，少了些春水春风春林的神韵与性灵；由感性与体悟搭起的地方宛如桃花盛世，在现代化的时代里缺少那么一点适应的意味。若两者合而为一，如不再画圣母圣婴的达芬奇，我们将见到一个兼容并包的世界，崇尚理性抑或感性的人都能寻得自己的容身之地。这是多元文化碰撞的最终目的。史诗与绝句都将在这个怀抱中唱响。
把现代当作一条毯子，让理性之线与感性之线在上面贴合而适度地紧密交织。如同张若虚向着清江明月发问“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孤篇压全唐”般，将理性的探索与感性的诗篇，融合到一起去。
用感性唤醒心灵
西方的哲人，大多都是不错的数学家，如毕达哥拉斯与笛卡尔，在构建其精妙绝伦的逻辑世界的同时也培养了强悍的理性思维；而中国的古哲们更喜欢用形象化的方式说理，迂回曲折中迸发出思想的顿悟。这便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理性，中国人感性；西方人注重逻辑，而中国人崇尚感悟。
这本是两种截然不同，也难较高下的思维方式，却在鸦片战争后被粗暴地撞击在了一起，而自长枪短炮叩开国门，西学东渐盛行一时之后，理性似乎一直占据着上风，并隐隐有着要吞并感性之势。
那么，理性真的可以全然战胜感性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诚然现代人的生活中已无法摆脱理性的侵占——工业革命后，强势的西方文明便以万钧之势入侵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自然不可能幸免于难——但在逻辑和实证也无法触及的高度上，感性依然存在，并且必不可缺。一些人早已发现了这点：一百年前的卡夫卡痛恨这工业社会带给人的物化，伏尔泰也在晚年钟情于儒家哲学，他们浸淫于理性至上的西方思维中，却发现了它最致命的弱点：死守理性，人类必将会走向灭亡，这并不是简单的恫吓，而是遇见了社会发展的有感而发。物化的究极结果，是每个人都与工具无异，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竟沦落至一件冰冷的器物，难道不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悲哀吗？
于是孔子便说了，君子不器。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便是东方哲学的力量。而先贤古哲们留下的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也常给我们一种最原始的感动。感性，即便在过去数百年世界的变迁中看似毫无作用，又有谁敢说他的生命里能剔除一切感性的因子？正如庄子对水的赞美，善利万物而不争。东方式哲学便是如此，他不断地提醒着我们那些生而为人所不能舍弃的，但又在理性世界中难以觅及的东西，譬如敬畏，譬如宽恕，又譬如在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里被忘却已久的“道”，等待着我们去拾起。
时代正在融合，东西方思维也在一点一滴地在现代人身上被糅合到一起。西方人必定是意识到了这点，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和汉族文化，他们也在努力地去弥补西方思维的缺憾与弱点。那么，作为中国哲学正统继承人的我们，又有何理由来拒绝这一切呢？不如重新捡起被尘封已久的《论语》《庄子》来，说不定在字里行间，你会发现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心底，被慢慢唤醒……
贯中西之睿思
这片热烈的黄土地上孕育出的民族与大洋彼岸那民族沿袭不同的文脉，经历不同的时
代背景，思维方式也于文化的塑造之中产生差异。西方的直线思维，直接明了，理性之光熠熠生辉；东方的曲线思维，含蓄迂回，感性之美蕴藏其中，总有深陷二元对立价值判断的人非要评个优劣，殊不知，那人类社会的大智慧，蕴于二者的交融之中。
西方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而潜于思维方式中的对理性、逻辑与实证的追求使他们思维严密、说理从容。从18世纪启蒙思想加高举理性旗帜，大声疾呼重拾理性对挽救人们混沌心灵与动荡的生存状态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视与追求培养出一个个科学史上的巨人与一座座哲学史上的里程碑。
而几千年前东方土地上的濠梁之辩、两小儿辩日也以其迂回深刻、矛盾而又复杂的悖论思维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这种思维模式下生长得民族，在心灵上变得愈发细腻感性，崇尚感悟。
“被两种思维模式拉扯着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梁晓声这样评价当下境遇中的我们。但纸又何妨？若能贯中西之睿思，通晓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利弊后如鱼得水般灵活运用，纵是张单薄的纸，也将充满韧性而留下历史的光辉痕迹。
康德不是做到了么？感悟头顶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伟大，也一以贯之地奉行着对心中道德律的执著坚守，这才有了《纯粹理性的批判》，才有了西方近代哲学史的不朽丰碑。
冯友兰不是做到了么？在体察万物生长、欣欣向荣之规律中彻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义，“贞元六书”从感性出发，论述极为理性的“超世间底哲学”的价值与内圣外王之法的奉行。
莎士比亚为一朵花开而惊喜的敏锐细腻，与黛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的惺惺相惜又有何异？都是对生命的深刻体察，都是对世间万物感同身受的爱呵！
若只遵行直线思维与理性主义，难免活得太直白太单调，生命全被扳成一条条僵硬死板的直线；若太执于感性体验，万物又都牵连枝节在一起，团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毛线球，那继往开来后悟透人世意义，理解尼采“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的规律后的释然与淡泊亦无法被感知了。上述两种极端，都是个体生命的遗憾与缺失。
唯有贯中西之睿思，将两种思维模式糅合在一起，既能发现历史兴衰、是非成败的永恒规律，也能放下太过理性的处世观而感悟到个体生命的特别与非凡之处，才得以在明晰纷扰中，依旧守着颗赤忱之心，平静而又热情地迎接未来。
双行
有时我惊讶于中国现实情况中人与周遭事物的模糊定义。就拿菜谱来说，举目皆是“盐少许”，“小火慢炖片刻”之类的提示，让人照做时实在无从拿捏。反观西方，瑞士的钟表匠们赋予他们的作品以最为精准的品格——十年如一日的分秒不差。
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中也有相似的结果。当三纲五常以及忠孝之尚决定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之时，大洋彼岸的洛克正提笔写下《政府论》——前者以发自内心的道德律来规范社会群体中成员的言行，而后者求诸一种构筑于理性之上的社会契约与法制律令。
由此可见，东西方的思维方式确实存在一定差异。习惯迂回，崇尚感悟，拥有者曲线思维的东方人，碰上注重理性、逻辑实证，拥有直线思维的西方人，孰优孰劣？
这个问题没有定论，至少双方都已经开始认识到自身思维方式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在
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那个轴心年代，古希腊的哲人们苦苦追究于三段论，逻辑的推理之中，千百年后的梭罗开始认识到这种全然理性追求背后感性因素的缺失，于是他回到瓦尔登湖，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的怀抱中——恰恰于中国轴心年代的庄子之道不谋而合。梭罗，作为一名无比崇尚东方文化的超验主义者，尤其推崇与他拥有相似思想的克尔凯郭尔那句“生活往往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体验。”在感性与理性微妙平衡的追逐中，尼采也有过相似的言论：“我们拥有感性，是为了不至因追寻真理而遭致灭亡。”
这是西方思维的自省。
同样的改变也存在于东方世界中——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科学与民主的引入无疑为向来感性而迂回的社会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关乎理性、逻辑与实证的思想。三纲五常等构筑于血缘关系以及模糊的阶级关系之上的道德伦常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精确的法制。
于是我们发现，两方的发展都并非一味地，直线式的，固执己见的，反倒更像是扣合的圆——兼取彼之长处，内省己之不足，相辅而前行。
因此双行是最好的选择。
单行的弊害已经十分显然——一味注重理性，逻辑的道路，人性深处感性的力量被忽视乃至确实，生活于其中的人便不免生出如机械零件般的存在感，又或如海德格尔所言的被抛入世界而产生的漂浮感，终至自我的遗失。世界物化为数据，或零件，只是为了更庞大的系统而运作着。而极致追求感悟，迂回曲折的文化中，社会前进的速度常常无法得到保障，对形而上的过度思考带来的可能是对现实的脱离。社会生产力的下降，更甚者，对于逻辑，严谨等珍贵品质的缺失。
因此我理想这样一条双行之道，它构筑于理性，以感性为辅，有其迂回蜿蜒之处，然终将前行走向更远的未来。这一边，逻辑与实证的烈火熊熊燃烧，至死方休；另一边，看尽陌上花开，俯仰天地，取诸怀抱，缓缓而归。
曲与直，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在这条双行之道上，两者相加，即人性。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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