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讽谏意识弱化

xx 讽谏意识弱化 《汉书XX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 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 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 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扬雄十分重视汉赋的现实功用，清楚地明白司马相如写《大人赋》是为了讽谕 汉武帝好神仙之事，但是汉武帝读了之后不仅丝毫没有醒悟，反而 “缥缥有凌云 之志 ”。而扬雄的《甘泉颂》，讽谏孝成皇帝好广宫室，然而皇帝不觉，为之不 止。它非但不具备讽喻的功效，反倒有放纵鼓励的作用，也就是不免于劝。

可能跟赋中大量描写宫室等繁华景象有关。

劝百讽一、劝而不止一直是我们评价汉赋的基本认识，但是，从汉赋发展 的历史看，这一观点是带有片面性的。 1 扬雄的结论是仅仅就个别作家的情形而 言的，并没有综观整个汉赋发展的历史。

因为汉赋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描写，铺采摛 （chi 舒展，铺陈 ）文，掩盖 了汉赋结尾的劝谏之意。

1 与作家和帝王把握世界对象的方式和话语理解的差异有关。作家要想达到 讽谏的目的，不仅在客观上要求帝王有与之相应的具体语境，还要有共同的实 践背景。司马相如等人在赋作中所流露出来的尚美倾向直接冲击了汉赋讽喻的 功能。

2 不能因为司马相如赋所表现出来的劝而不止、劝百讽一就否定整个汉赋讽 谏意识的存在。

从整个汉赋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的讽谏意识不仅没有减弱，相反却在逐 步增强，甚至在东汉末期还达到了批判的程度。

从西汉建国到武帝时期，西汉辞赋就存在着一定的讽谏意识。这种意识表 现得非常微弱，存在的方式也很特殊。西汉辞赋作品充满着怀才不遇的感伤， 满怀着生不逢时的痛苦。这隐含着作家对当世用人制度的哀怨与叹息。

西汉时期辞赋创作，当时的社会环境，从高祖开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 权，发展经济，一直贯彻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文帝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 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贾谊等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上身时期，社会中还 没有更多的阴暗面来让他揭露。到武帝时期，西汉经历了 60 多年的发展，无论 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此时的汉赋以歌功颂德为 主流。扬雄的时代，文人参政议政的热情还没有削减，但是扬雄辞赋创作没有 表现出对时政的强烈批判。东汉前期和中期的赋作，政治批判的范围更加广 泛。

扬雄以后的作家们，已经世易时移，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不断激化，作家的 身份也由原来的与侏儒倡优无异的文学侍从转变为具有深厚经学素养的政治 家，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不能视而不见，这种讽谏意识的 逐步加强，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创作的视域在发生变化，对社会和政 治的反思也在逐渐增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汉赋讽谏意识的弱化是就汉赋具 体作品中讽谏意识所占的比重和阅读时的效果而言的，从历时的角度看，汉赋 的讽谏意识是在逐步加强。

汉赋是在广泛兼综、包容了包括《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各种文 学养料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土壤中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产物。汉 赋源于《诗经》，对于思想内容的承接关系，刘熙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概括， “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 ” （《艺概 赋概》）也就是说，汉赋中的抒情赋、讲明礼义之赋、歌功颂德之赋 源于《诗经》中的风雅颂。汉赋劝百讽一，润色鸿业，受到了颂诗 “美盛德之形 容”和雅诗“言王政之所由废兴 ”的启示。

讽谏之于 “讽谏”对象的毫无效力或效力颠倒，首先应归因于辞赋作品的结 构特点。西汉辞赋，尤其是那些含有 “讽谏”意图的著名大赋，均以绝大部分的 篇幅来铺陈外物和张扬事态；它们或极言林苑的宏大广袤，或排叙物产的种类 繁多；或刻画武士的刚毅威猛，或描写人兽格斗的激烈与惊心动魄，并且在这 当中既伴随有想象力的充分运用，又倾注了作者本人的内心激情。这些因素的 相互交融便营造出了西汉大赋以场景恢弘与力量震撼为基本特征的审美情境。 这种颇具崇高色彩的审美情境因与汉代君主们那志存高远、激扬昂奋的心态极 为亲和，也恰好是他们乐于深度体验的；当他们完全沉浸于这类体验之中， “曲 终奏雅 ”式的“讽谏”自然就失去了作用。

另一方面，汉代郡主将辞人招入宫廷原本就不是为吸纳意见或听取批评。 从这个层面分析，辞赋必须首先要 “愉悦耳目 ”和可供欣赏，其次才可以谈及 “仁 义讽喻 ”或“鸟兽草木多闻 ”。

就辞赋应发挥的作用而言，前者永远都是头等重要的，而后者则仅属于是 一些附加的功能。

xx 对 xx 的综合评价：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 首。在班固看来，辞赋作品的华丽形式或虚构成分并非一定会妨害作者所要寄 托的讽喻宗旨，有些时候还是可以使它们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司马相如就比较 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所取得的创作成果代表了汉代辞赋的最高成就。

(1) 辞赋乃是由古诗演化而来，故它的品级应为

雅颂之亚”。

(2) 辞赋既能够讽，也可以颂，而且从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目的考 虑，其颂

的效用更需得到充分重视。

(3) 辞赋创作并非一般文人的独有专利，公卿大臣们同样可以尽力为

之。

根据以上三项要点，一种更为积极和紧密的关系便在辞赋与朝政之间被建 立了起来，这种关系的建立就使得辞赋作品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品质。

班固、王充都经历了两汉大赋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在他们之后，这一 高峰大约又延续了二三十年，从张衡的《二京》巨制问世之日起，辞人们的大 赋创作激情便随着时代精神的渐趋沉沦而消耗殆尽了。因此当汉代辞赋观念演 进至第四阶段，它所依托的整个创作背景已明显转换。具体而言，汉末辞人们 的辞赋构思已大都不再受服务意识的支配，也大都不再与君主的某种举动有任 何关联；在他们的作品中，低沉抑郁的主观情调已取代了质朴平实的致用动 机，通过辞赋，他们想要抒写的多为个人的忧伤和困惑，其乐于表现的主题也 多属悲叹人生或怨愤世事。相应于创作背景的这一转换，本阶段的辞赋批评亦 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中尤为值得关注者便是传统的 “风谏 ”说已不复能引 起人们的真正兴趣。延续了二百余年的 “风谏 ”说之失去吸引力，预示着汉代辞 赋批评中的原有焦点已经改变。

人们对于汉赋的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讽谏力度不够。与大力热情的赞 颂相比，汉赋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是逊色的，原因： 1 首先，清人刘熙载在 《艺概赋概》中说：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赋以铺陈之。 ”从社会生活角度考察，由 于社会

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汉赋的创作才因时趋势地迅速发展 起来。汉赋是时代的赞扬，是人们在崭新生活环境中产生的崭新的思想感情的 流露，是时代精神的大发扬。汉赋貌似歌颂帝王，其实是歌颂大汉帝国的统 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赋尽情歌颂祖国和山川城邑、物产服侍、狩猎歌舞、 鸟兽草木，实际上是在歌颂历史的力量，是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因而 是进步的，符合历史的要求的。从赋家几近夸张的描述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 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挚爱深情。 2 这与文学自身的发展阶段有 关。在先秦时代，文学是不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学以外的形式得以存在， 文学的价值也附着在外在于文学的其他价值上而得以确定。汉赋讽谏的弱化就 表明了汉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获得的是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他们较多地从自 然景物中发掘出个人的主观感情，既摆脱了楚辞中一贯强调的宗国情绪，也摆 脱了汉代散文实用明道的束缚，开始注重个体独立的情绪和志趣，而不完全屈 从于社会政治统治的功利性指向。这表现汉赋已经不再同于它以前的文学而开 始以文学的身份出现，是汉赋作家们自觉为文的产物。从作品中也完全可以看 出，作品的文学性成了作家在其创作中考虑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 “劝百讽 一”的品评实际上正式表明了汉赋的核心价值是文学性，因而不会像政论表章奏 疏那样突出强调其劝诫作用，汉赋 “预示着文学艺术不甘心继续充当经学的附 庸，它要求充分发展自身的特点，是文学艺术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龚克 昌《全汉赋评注》），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发生了重大而又微妙的变化，后世文 学家不再唯一以统治者的利益得失来约束自觉的情绪表达走向，而叫多得表现 出主观人格意识自由，表现出独立的个体情感和个人思考。 3 与汉代辞赋家的地 位有关。赋作家们虽然生活在帝王的身边，但是他们的地位很低，皇帝只把他 们的赋作当成是宫廷生活的娱乐品，并不重用这些赋作家，因此附加这种地位 就决定了他们不敢直谏的现实处境，在此种处境中的赋家作赋就不免以过多的 夸饰描写淹没自己的真实意图，铺陈的艳丽词语掩盖了作品的真正含义。再加 上帝王只贪图现实的耳目之欲，只欣赏汉赋的优美文辞，而视其如玩物。但尽 管如此，赋家们却以一个正直的心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力所能及的讽 谏，从汉赋四大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反对帝王骄奢淫逸方面的不遗余 力，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用亡是公的话对子虚、乌有进行批 评，“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院囿 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明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 ”。张衡 《二京赋》中对西京的宫室建筑和西京天子在游猎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毫无节制 的骄奢淫逸作了尽情的揭露和鞭挞，可见赋家还是力图指陈时弊、拾遗补缺 的。

汉赋实际上有着很好的讽谏传统，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 赋作家在创作作品时，都是有着清醒的讽的创作目的和明晰的讽的表述方式， 扬雄自己便有 “赋者，将以讽之 ”的话，而劝百讽一也并非无讽。司马迁评司马 相如的赋时说 “相如虽多虚辞

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 这些讽谏的笔墨确实是与颂扬的笔墨不成比例的，但这绝非作者为讨好君主而 故作虚辞滥说，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作者的讽谏意图的存在。

原因： 1受当时经学影响。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那个时代的文 艺思潮的影响，两汉四百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经学研 究，而经学研究中影响之大又以《诗经》为首，而 “汉儒言诗，不外美刺两 端”，这中“美刺”观念不但是汉代一切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还是汉儒评价汉代 一切精神产品的基本标准。受这种观念的左右，汉赋作家常常欲讽先颂，或寓 讽于颂。委婉的讽谏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正面的颂扬这种主流形式表现出来。 这已成为根植于每个汉赋作家头脑中的不容置疑的指导原则。汉大赋盛行时， 又正值景武宣等盛世之时，国势昌隆，物富民丰，政治清宁，四边安定，人心 鼓舞，群情振奋，面对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感受着那种激荡胸怀的时 代精神，实在也是容不得那些性好慷慨的骚人墨客们去颂扬。时代思想的影响 和时代精神的感召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都无法逃避和拒绝的，汉赋作家自然也 在所难免。

2 受作家主观品性的影响。受时代风尚的感召，也是受战国纵横余绪的影 响，汉赋作家多个性张扬，每每纵情任性，但求适意，不主故常。文如其人， 赋作家们这种纵情任性、不受拘束的个性体现到文学里面，就难免会形成肆意 骋辞，铺张扬厉，酣畅淋漓以求尽致的特点。

汉赋作者又多为学者而兼赋家，不但博学多识，而且大都特别精通语言 学，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这种自身修养的关系，形之于文， 自然难免词丰藻富，呈才露艺，洋洋洒洒。

3 受特殊读者的影响，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言及汉赋创作之盛时有这样一 段话：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属，外兴乐府协 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 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 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中正刘德、太子太傅肖望之等，时时 间作。 ……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条信息：

一、汉赋创作之盛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由于当朝皇帝崇礼重文、积极鼓励 的结果；二、作赋者多为侍从之臣和王公贵族；三、所作之赋主要是献给皇帝 看的。这就决定了汉赋读者的特殊性和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从现存 的汉大赋名篇来考察，这种特殊性是

确实存在的。不但皇帝与手下的大臣是这 样，王侯与手下的宾客也是这样，诸如梁孝王、淮南王等无不如此。在封建等 级制度森严的情况下，做臣下的作赋献给主上，即便想要有所讽谏，必然也要 讲究个方式，在这方面，汉代的儒生们是非常重视 “主文而谲谏 ”这一创作原则 的。如果主上又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么有较多的颂词也在情理之中。从 班固所列的这些赋家来看，多为武、宣两朝之人，而这两朝的帝王又都颇有作 为，这样一来， “劝”多于 “讽”也就在所难免。再者，如前所言，作家的个性决定 了汉赋有肆意骋情的风格特点，从表达的内容上看，颂更易于肆意铺排，而讽 则很难纵情敷衍，像宋玉的《风赋》可算是铺排讽谏的经典，但亦篇幅有限， 且难免寓讽于颂，况且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与疏牍奏章不同，原不适宜用 以直谏。可见强求汉赋一味讽而不颂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

45．受滋生土壤的影响。汉赋本身原是奢华的产物。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映 射，生活本身的奢华决定了汉赋的形式内容必然带有奢华的特征。事实上，汉 赋名家的生活圈子无不奢华，汉代尤其是西汉全盛时期的财货富足已不必说， 东汉光武之后，也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这种物质的丰富，使当时上自皇帝和 王侯，下至富商巨贾的生活无不极尽奢华。

汉代辞赋的概貌： 《文心雕龙诠赋》：

“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篇。 ”汉赋的发展前后经历 了 400 余年之久，分为四个时期：

汉初的赋家，汉赋的全盛期，汉赋的模拟期，汉赋的转变期。

注意， 1两汉的社会情况与天子对辞赋与辞赋家的态度。 2学术思想发展的 阶段性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3 辞赋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其体制与风格的变化 4 辞赋 作品的数量与质量。

1 汉赋的准备期，汉初，天下初定，经济破产，民生凋敝，当时统治者的任 务是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因此他们提倡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因 日不暇给而无力顾及文学。这时文学家主要活动于藩国，其辞赋的内容多为抒 发个人身世感慨或抒写得到藩王优待的感激之情。

2xx 的鼎盛期：

这时，汉帝国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思想上自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

尊儒术，儒学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统治的地位，而皇帝大都提 倡辞赋以润色鸿业，汉武帝本人还是重要辞赋作家。辞赋创作出现了一个空前 的盛况。此时辞赋的特点是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的散体大赋空前发达，这种 赋以描写帝王宫廷生活为中心，写出汉帝国的强大与声威，气势磅礴，词采绚 丽，是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另一特地从是辞赋完成了由藩国文术向宫廷文术的 转变。

3xx 的模拟期：

这个时期，汉帝国经历了一个由衰败而复兴的过程。政权基本稳定，生产 也有所发展。 ① 模拟之风大盛，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已缺乏激情，缺乏才 情，只能跟在别人之后讨生活了。 ② 儒学的影响深化。 ③ 题材有所扩展，大量 涌现描写京都的作品，这是由东汉建都洛阳引起的。

4xx 的转变期：

宦官外戚争夺政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儒学统治开始动摇。辞赋的模拟之风 虽然仍然盛行，但也有些明显变化。首先，儒学对辞赋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产生了言情赋，其次，歌功颂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的散体大赋明显减少， 而抨击朝政腐败，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则明显增多。第三，咏物赋的范围也由 宫廷或士大夫的案头室内之物，扩展到其他与生活有关的事物与动植物。第 四，出现了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语言骈偶化的倾向也更有发展。

汉代辞赋的特点

1 由楚地遍及全国。由于刘邦身为帝王之尊，善楚歌楚舞，且亲自作辞，其 影响所及，使辞赋很快向全国传播，成为全国文学之士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而使之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

2 由藩国向宫廷集中。汉武帝时，因诸侯王势力削弱，中央政权强大，加上 汉武帝本人爱好辞赋，文学之士很快向中央宫廷集中，辞赋成为宫廷文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文学之士歌颂封建大帝国、向最高统治者进行封建，或抒 写他们不得意的牢骚的工具。这不仅是辞赋的重要转变，也是文学之士命运的 重要转变。

3 散体大赋得到空前发展，成为汉代 “一代之文学 ”的代表，辞赋发生了由抒 情到体物的转变。

4 反映宫廷生活是汉赋的突出内容。辞赋进入宫廷之后，就以描写宫廷生活 为主，包

括帝王贵族的都城、院囿、宫殿、饮食、车马、田猎、歌舞、巡游、 典礼等都是汉大赋的重要题材，大都以歌颂的笔调加以描写，赋也就成为娱乐 宫廷的重要形式。篇终也许有所谓 “曲终奏雅”，但那是“劝百而讽一 ”，已无法挽 狂澜于既倒了。

5 模仿是 xx 创作的重要风尚

总而言之，汉赋 “劝百讽一 ”的成因是纷繁复杂的，以上所列，不过是从众 多头绪中抽出的几端，究其要者，以见其概。不过，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劝百讽一 ”作为对汉赋的一个客观评价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它作为指责汉赋过 失的一个根据则是片面的。用来指责汉赋作家只会歌功颂德，媚上邀宠，则是 大错特错。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汉赋这种文本中 “劝讽 ”的多寡 已经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了。

“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篇。 ”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中华书局， 1986年 12月

刘熙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 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艺概赋概》）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

《艺概注稿》中华书局， 2009年5月

3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词赋欲丽。 操曹丕曹植集》张可礼，宿美丽编选，凤凰出版社，

2009年1月

4“原夫登记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 必巧丽”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中华书局， 1986年 12月

6“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 张衡《归田赋》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

2002年 6月第一版

8 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院囿 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明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 ”司马相 如《上林赋》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6月第一版

5“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结。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 文势”刘勰《文心雕龙 诠赋》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中华书局， 1986年 12月

7“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 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 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 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 为。 ”《汉书〃扬雄传》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 2005年3月

9 汉赋 “预示着文学艺术不甘心继续充当经学的附庸，它要求充分发展自身 的特点，是文学艺术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龚克昌《全汉赋评注》）龚克 昌《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1月

10“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司马迁评 价司马相如赋《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 12 月

11“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宓妃曾不得施其娥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 明与之为资 ”扬雄《甘泉赋》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2年 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