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初期是一个集权话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2 03:14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8-25 23:54
*集权与地方分权：建国后头七年周恩来*与地方关系思想与实践浅析
中国历史上*与地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正确处理*与地方分权，不仅关系国家发展，而且有时还关乎国家存亡。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六条规定：“**与地方*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1
作为建国后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高度重视*与地方关系问题。他认为*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周恩来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和地方的关系。1949年12月，他把上下关系作为必须正确解决的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之一。
一、*应向地方进行合理的分权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地方*由于更接近人民群众，对本地方的事务更熟悉，具有更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更多地让地方去办理本地方的具体事务，则可能更有效率。
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充分认识到分权到地方的重要性，在一次讲话中，他从打仗谈到建设，“*同志领导中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2 周恩来指出，“中心的问题是在*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因为地方比*更加接近企业和事业的基层单位，更加接近群众，也更加容易了解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就能够更好地把地方上的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3 1951年1月12日，在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工作时，周恩来强调要处理好*与地方、统一性与积极性的关系。他说：“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工作的要求有高度的统一。要求统一和要求有计划性，是对的，但这要有个过程，要有时间和步骤。现在地方的积极性很高，对工作又熟悉，若不顾地方的积极性，把*不熟悉的工作骤然集中到*来，就会把工作搞乱。集中与分散，统一性与积极性要恰当注意才好。因统一而妨害积极性是不好的。”4
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统揽全局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只能把其工作重点放在全国性的重大的方针*的制定上，而把一些具体事务交给地方去办。如果事无巨细统由*包揽，则很可能使**陷入事务主义，整天拘泥于小的具体事情，而不可能担负起为国家发展5
对于**应该肩负什么样的职责，周恩来在1951年4月6日主持政务院第七十九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第一届全国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等文件时说：这次会议，划分了*和地方工业的范围，现在*不但不要妨碍地方的经营，还要把原来“统”过来的再放出去一些。这样做的好处，除陈云同志所说的三种（积累资金、积累干部、集中领导注意力）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部门不会忙于企业事务，不会成为企业机关，而成为全面领导企业的机关，这样就有力量和时间注意发展方向、发展规律和掌握*，这样就可以提高了。*要先出来，才有时间考虑发展、提高和计划的问题。*把完成生产数字、完成基本建设和实行经济核算事放到地方上去，才能有时间去加强领导。他还指出：“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6
1956年9月25日周恩来接见卡达尔·亚诺什率领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时，向外国客人介绍了中国处理*与地方关系的经验，他说：在*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对可以给*也可以给地方的权力就多给地方一些。这样*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注意中心问题，少犯一些错误。7
二、调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建设事业时，周恩来认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统一，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义，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他指出：“在*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8。
1951年周恩来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他说：“在*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9
中国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长期以来陷入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发展生产力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怎么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是中国领导人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建国初期，为了抑制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且支援朝鲜战争等，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财经制度，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形势。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支援的156项。由于国家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国家工业化又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提高有限资金的利用效率，“一五”计划的各项建设工作主要是由*实施的。到1956年“一五”计划的若干指标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有了一定的基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各个地方这时也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愿望。如何正确处理*与地方关系，发挥*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听取一些部门的汇报后，做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发挥*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周恩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时就*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财政工作、职工群众生活、文教工作和反对官僚主义）作出说明和解答：“在*统一领导下实行*与地方的适当分权，是为了更能发挥地方和广大人民发展生产、加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职权的划分。具体表现在各种*上。”“过去我们提出了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的方针，这是正确的；反过来说，我们适当提高职工的工资，改善职工的生活，正是为了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10
鉴于现实工作中集权过多的弊端，周恩来提出了要在*改革中实行*与地方适当分权的思想。他认为分权的动因是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实行*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生产和妨碍生产”。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针对集权过多给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说：“毛*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有些部门有这样的顾虑，怕分权后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其实，“实行*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过去担子一个人挑，现在很多人挑，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要分一部分权力给地方，“主要的是为了增产，而不是分产，这是大原则”；“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有权才能动员”，“有权就能增加生产”。不要怕分权，“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1 “分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去，力量没都用上，厂矿动用200元以上就要报*批准，给地方的权很少，使得地方有力无处用，*住了。现在是全部用上，生产会发展起来。”121956年6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发言中就*与地方事权调整问题着重指出：“在*统一领导下实行*与地方的适当的分权，是为了更能发挥地方和广大人民发展生产，加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3
三、反对*与地方关系中几种错误倾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集权太多必然管得较死，形成僵化的管理*；而分权太多必然造成资源分散，削弱整体效能，妨碍国家发展战略顺利进行。对此，周恩来在开国之初主张采取“在*的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方针，来协调*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
周恩来在*与地方关系中既反对*集权主义，也坚决反对地方封建割据和地方分散主义。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主义发展的国家，近代以来在*统治日益削弱的情况下，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牵制。反对封建割据和分散主义是**成立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早在1949年12月，周恩来就指出*与地方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14 在这里，周恩来把*与地方关系看成是“上下关系”，强调了集中和统一的必要。这对当时各军队地方还没有完全整合统一的情况下，对防止地方“割据”现象的发生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