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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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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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1:57
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各国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针(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等)，因而被世人称之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归结起来韩非的治国思想有三个境界。 在治国之道的选择上，韩非认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在韩非看来，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国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国的提出是相对以礼治国而言的。因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初期，是依靠礼来调解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但以礼治国并不排斥刑罚，而是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和刑分别施予不同对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对宗法贵族施之以礼，对平民施以刑罚，这是礼治最明显的等级性特征;礼治社会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且“礼和刑罚秘而不宣”，刑罚的裁决只是官吏根据风俗习惯来判定，呈现出随意性和不公开性。 韩非之所以主张依法治国，其一是因为宗法贵族内部已经“礼崩乐坏”，礼治已经丧失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强制力的法来调整;其二是在靠实力说话的时代，需要用法来明确规定赏罚的内容，以鼓励民众努力耕战进而富国强兵。韩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国看成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因为:法具有规范性。“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会按照法的规定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进而会形成“以功受赏，臣不德君……以罪受诛，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储说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权贵，无论是宗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难三》)法具有强制性。法律是关于赏罚的号令，因而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韩非认为“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将宁。”(《扬权》)“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在韩非那里，法律的强制性是与道德相比较而存在的，而法制作为治国的最高境界，也是针对德治和人治即礼治而提出的。 在执法过程中，韩非认为最高的境界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有刑法而死无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为的标准，执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赏赐和惩罚但却没有君主个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没有君主个人的狠毒。其一，韩非认为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在《安危》篇中，韩非通过对危道和安术两个方面的论述，把严格执行法律看成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斫割于法之外。”“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安危》)他以射箭为例:“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来，放弃了靶子而胡乱射箭，虽能射中小的东西但不能算技巧;放弃了法制而胡乱发怒，虽然杀了人但奸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其二是不能随便赏罚。法律是关于赏罚的标准，严格执行法律就是要恰当地实行赏罚:“夫赏无功，*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民不惩易为非。”(《难二》)“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夫发困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难二》)韩非认为:打开仓库赏赐贫穷者，这就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监狱释放轻囚，就是不惩罚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罚的最高境界是“不辟亲贵，法行所爱”。晋文公问狐偃刑罚的极限在哪儿?狐偃说不回避亲人和权贵，对所宠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晋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陆圃围猎，以中午为时限，迟到的人处以军法。这时，文公所宠爱的一位叫颠颉的大臣来迟了，执法官请求按法治罪，文公流着泪犹豫不决。执法官说:请让我执法。于是斩了颠颉的头公开示众，借以证明法律的真实。韩非认为:法律是规定臣民的行为标准，是实行赏罚的标准，如果执法过程依据情理就会丧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丧失，并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误，而是有了法律之后又兼用智慧的恶果。(《制分》) 法律既是惩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后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凡治之极，下不能得。”(《扬权》)韩非以为，治理天下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臣子无机可乘。那么怎样才能不给臣子留下犯罪的机会呢?“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饬令》)在韩非看来，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证法律规定的内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从人性好利恶害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这样一种现实，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圆之木”(《显学》)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不侥幸期望乱臣不欺诈”(《守道》)，在法律制定的问题上，韩非主张“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执行。设的奖赏应该是百姓能够争取得到的，惩罚的举措百姓能够回避。如果不是这样，百姓就不会被驱使和震慑。人们在有法律、有惩罚措施的情况下所以会犯罪，在韩非看来是因为法律和惩罚措施不一定实行，因而人们有侥幸心理。他指出，“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天下不为也。”(《内储说上》)韩非的主张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发现、惩罚犯罪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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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3:15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时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结巴），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他写起文章来气势*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人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超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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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4:49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盛行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