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很激扬。
对于父亲的一生，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激扬。当脑海里每每涌现出这个词时，我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十四岁时，爷爷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撒手人寰，没有半点文化和谋生手段的奶奶、父亲、年仅八岁的二叔和尚在襁褓中的小叔，成了孤儿寡母。无奈之下，奶奶只好将父亲过继给大爷爷。好在大爷爷是个药材行老板，属富庶之家，他视父亲如己出，供父亲衣食读书。奶奶只能靠替人洗衣服和四间祖屋的押租，勉强维持着家中生计和孩子们的学费。
据说，父亲激浊扬清、激奋昂扬的性格，打小就初露端倪。父亲的小学是在香港读的，那时日寇已入侵，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为躲避战乱，全家逃往香港。父亲读四年级时，广州、香港两地举办了一次“省港中小学生作文比赛”，父亲以一篇《论水》名噪一时。香港沦陷后，父亲又随全家逃到赣南的一座偏僻小县城，并在那里读完初中。抗战胜利后，全家搬回老家，父亲考入国立中学就读高中。听奶奶讲，当时父亲满怀激情地参与了进步活动，在读高二时，就担任了群众进步组织“同学会”副会长、学生群众文艺组织“海天剧团”副团长，这两个进步组织的会长和团长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海天剧团”曾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风险，公演过由父亲主演的《绿霜红泪》等爱国进步剧，并引起一时轰动。1949年5月，父亲高中毕业时，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老家，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火热的革命事业。这年七月，父亲辞别奶奶，来到省城“八一革命大学”。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的学习培训，学员们被派往全省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工作。这次，父亲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激扬。本可留在省直机关工作的他，坚决要求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参与火热的“土改”工作。
当时，人民政权刚刚成立，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纠集当地反动势力组成的匪患十分猖獗，不时有土匪骚扰或侵袭人民政府和普通百姓。为加强剿匪力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父亲仅在区里工作半年后，就被组织紧急调往县公安局担任侦察员，直接参与“反特”、“剿匪”斗争。记得父亲曾讲过，那时的“反特”、“剿匪”斗争极其激烈，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他大腿上的伤疤就是被土匪冷枪打中留下的。后来，县委筹办机关报，当时父亲的文化程度在全县干部中尚属较高，因此被组织调入县委机关报社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这也正好给父亲提供了一个激扬文字的平台。
再后来，父亲被组织安排到县文化教育局工作。从此，父亲用后半生的全部精力，激越昂扬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在单位收发室拿到高招办给我寄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得一路小跑回家，颤抖的手把通知书举过头顶，像个小孩似地喊道：“考取了!老大考取大学了……”这是我长到十八岁以来见到他最开心的时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外读书、工作，和父亲的沟通反倒越来越少，对于父亲，我内心一直存有亏欠。然而，此时的父亲却“不需扬鞭自奋蹄”，仿佛要把他那逝去光阴追回来似的，先后承担了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全省中等师范通用教材《古代文学作品选》《故事选编》《文选与写作》等，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讴歌时代的理论文章和报告文学作品。父亲离休后还积极参与县志的编纂工作，先后编纂了《县工会史》《县粮食志》等史志，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可谓是“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在父亲离休十年时，兄弟姐妹想给父亲做个七十大寿，父亲不同意，他说，今年是我和你母亲结婚四十周年，你母亲跟着我担惊受怕、默默奉献了一辈子，要不就全家在一起庆祝庆祝我们的“红宝石婚”。我们兄弟姐妹商量，干脆结婚纪念和生日合二为一，让二老高兴高兴。于是，我们挑了一个好日子，全家三代人团聚在一起，交替给父亲母亲敬酒祝贺。这天，父亲换上了节日才舍得穿的崭新中山装，神采奕奕，高谈阔论，讲了许多我们从未听说的往事。酒酣之际，父亲突然若有所思地慢慢道：戌寅中秋，夜月澄澄，桂子飘香，歌声阵阵，恰为我和你们母亲“红宝石”婚期。遥想当年，报社婚礼，清茶一杯，糖果数枚，撮撮享客。天上明月，人间花好，情景纯真，令人神往。而今岁登古稀花甲，逢国运兴隆，家道煌煌，儿女婿媳，事业蒸蒸，髫龄孙孙，顽皮健康，天伦之乐，不胜哈哈。且老夫老妻，相偎相依，胜于初衷。我知道父亲诗兴大发了，就说老爸赋首诗来听听。这正合父亲之意，接着父亲以“千秋岁引”词牌吟道：四十春秋，苦苦甜甜，有愁有乐共度过。曾记风华正茂时，恩爱夫妻远望多。夙奋蹄，夜焚膏，写西阁。无奈命运多藜角，无奈时际难逢着，可惜风流总闲却。老来岁转曦光照，家道方兴英华灼。黄昏好，心身健，庆安乐。
是的，我激扬的父亲，这不正是你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吗?亲爱的父亲，您在另一个世界可还是那样激浊扬清、激奋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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