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刘中兴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面对日伪敌军的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诬蔑和封锁，主动出击，通过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团结进步人士构筑抗日宣传统一战线，打入敌人宣传机构，创建海外宣传基地，邀请外国记者访问抗日根据地等措施，有效地开展了新闻宣传工作，瓦解了日伪敌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效地配合了抗日的军事斗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新闻宣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运用各种渠道开展了有效的新闻宣传，并开辟了对外宣传阵地，突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新闻封锁，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到四面八方，瓦解了日伪敌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一、 对日伪敌军的新闻宣传
在抗战时期，为了瓦解敌军，中国共产党经常发动对日伪的政治攻势，新闻宣传是其中最锐利的武器之一。当时对日伪宣传的总方针就是“粉碎敌伪灭华的反共挑拨和欺骗宣传，瓦解敌军，争取伪军，并削弱敌伪的战斗意识与战斗能力，动摇与瓦解伪政权的统治，同时坚定全国人民，尤其是沦陷区广大人民的团结抗战的决心与信心，为保证抗战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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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而奋斗”①。围绕这一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敌新闻宣传。
第一，主动出击，把握宣传战的主动权。在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都办有专门对敌的宣传刊物。晋察冀根据地有《日军之友》、《实话报》，其他根据地办有《觉醒》、《士兵之友》、《反战》、《实话报》、《士兵的呼声》、《日军之友》、《兵士呼声》等。在这些报纸中，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上坚持唯物主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在对敌宣传上，中国共产党注意搜集对敌不利的消息，以特刊、小册子等形式在敌占区广为散发，并且强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消息都“必须是真实的，不可捏造，否则可以减低甚至丧失他的价值。”②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以日伪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假报”。这些报纸主要向日军、伪军及伪组织发行，假借日伪宣传口吻，实质上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同时揭露日伪的欺骗性宣传。各地党的一些报刊如《黎明报》、《挺进报》等也设法分发给沦陷区同胞，使他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报纸在争取沦陷区同胞、瓦解敌伪军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战期间，日伪的“大东亚民族解放”、“确立东亚新秩序”、“和平反共建国”及“和平抗日论”等等口号都极具欺骗性。对此，中国共产党从事实上理论上予以驳斥，各报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分析，揭露日寇侵华的野心和伪政权奴颜卖国的丑恶行径，揭示日寇必败的命运和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号召爱国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而且，根据对敌斗争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新闻工作人员都是武装的战士，敌人来了就拿起武器，不打仗的时候就刻版印刷。如《大众日报》的同志们在日军猖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79页。 ②
《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1942年3月30日《群众》第七卷第六期，转引自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日伪的新闻宣传》，《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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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的“扫荡”中实际上是一支强有力的游击队，他们组成战时新闻小组，穿插在敌军包围的间隙中，冒着生命危险收电、编稿。华北版《新华日报》多次成为敌军追捕的主要对象，在1939年7月的六路敌军围攻中，该报用油印或石印分别出版东线、西线、南线和北线四个版，一直坚持到战斗的胜利。同时，为使报纸能够及时发送出去，各报一般都和党的武装交通队结合在一起，报社移到哪里，交通队的联络就通到哪里。武装交通队队员穿过敌人的碉堡、据点、公路等层层封锁将报纸很快地散发出去。报纸的发行员也设法将报纸投到敌人的老巢里。浙东根据地的发行员黄流思，凭着年纪小，不易被敌人注意，经常带着日文报纸《解放周报》混进余姚城，“到了黄昏时就走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墙角处，将报纸
①。投进院内”而且，党的地下交通组织还设法将报纸输送到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里。如“浙
东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报刊《时事简报》发行到了宁波市内，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则通过城市工作人员秘密运到保定，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则可发行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②
第二，针对日军远离本土，思乡心切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注意激发日本士兵厌战、悲观、不满情绪，以削弱其斗志。一方面，通过宣传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使日本士兵明了这场侵略战争所加于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灾难，使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由拥护而厌恶，并将这种厌恶情绪转到积极的反战。另一方面，利用日本士兵的思乡心理和对战争延长的苦恼与悲观情绪，瓦解其精神，降低其战斗意志。党的报刊杂志和各根据地联盟支部的日文报刊经常刊登诸如“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士兵宣言”、“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日本士兵要求书”之类的文章，并不断刊登日本士兵投入八路军及日人反战同盟的消息。如：1939年4月8日出版的《群众》2卷21期刊载文章“皇军的叛徒”，介绍了投靠八路军的几名日本士兵。1940年6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六期刊载“敌军工作特辑”，内有“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同年秋，日文《士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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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116页,《宁波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日伪的新闻宣传》，《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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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月刊创刊，创刊号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等。①
第三，在党的领导下，敌战区党组织借“洋报”之名进行新闻宣传。在上海，出版纯翻译性报纸可以避免日寇的新闻检查。由此，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夏衍等出版一份纯翻译性报纸《译报》，精心选择有利于抗战，不利于侵略的消息，其中包括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及日本国内反战的消息和评论，正确分析抗战形势。创刊号的头版头条特稿是译自外报的《毛泽东对英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译报》是一张四开版的小型报，编排新颖，内容充实，很快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影响日益扩大。同时也引起日寇的恐慌，最终《译报》被迫停止出版。但夏衍等没有灰心，他们借“洋商”之名，把《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以英商大学图书公司名义创办，由该公司主持人孙特斯·裴士和拿门·鲍纳两人为发行人，在香港英政府注册，于1938年1月21日出版。一批留守孤岛的新闻文化界人士参加报社工作，成为孤岛上坚持抗战宣传的重要阵地。此外，还有迁往汉口出版的《申报》，也于1938年10月迁回上海，挂上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经营的招牌，于10月10日复刊，聘美国人阿乐满为发行人。还有《新闻报》、《大晚报》等，形成了上海抗日爱国宣传的高潮。
第四，对敌宣传仅仅限于部队和机关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党的各级组织深入群众动员，使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并传授技术方法，使他们把宣传品散发到敌军驻地附近。这样，党的对敌宣传就具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就连小学生和妇女也参加了进来。有的宣传品甚至贴到了日军的门口，扰得敌军疑神疑鬼，慌恐不安。在党的军事进攻与宣传攻势下，一些日伪军发生了动摇。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0月，八路军争取伪军反正25次。在浙东，1944年伪匪反正投诚9次，1945年前三个月伪军投诚20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以华制华”的阴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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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宣传
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日伪的新闻宣传》，《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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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利用各种媒体，不放过一个机会，尽其所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事业进行污蔑和攻击，企图抹杀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对此，中国共产党予以了坚决还击，并充分运用各种渠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闻宣传。
第一，为把握新闻宣传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并引导“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主动开展新闻宣传。《新华日报》是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共产党机关报，是宣传抗日争取进步的战斗堡垒，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界统一战线中的最重要纽带。《新华日报》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分裂”的方针，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反动派制造分裂的反动行经，揭露专制独裁；反映国统区人民的疾苦，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订数曾多达五万多份。《新华日报》还注意广泛团结新闻界的朋友，发展统一战线，不仅团结中立报纸，就是对《中央日报》这样的国民党机关报的斗争也是有理有节，通过一些正常交往在新闻界上层开展统战活动。“《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之间，就有过《新华日报》支援《中央日报》以纸张，《中央日报》支援《新华日报》铸字铜模这样的交往。”①《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既团结又斗争，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巨大的舆论优势。
当时，国民党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新闻送审检查制度，通过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以及战时新闻检查局、军委会特检处、外交部情报所、军统局邮检处等机构进行严苛的新闻统制。对此，《新华日报》充分利用统战优势，联合各报，向国民党当局开展争取新闻自由、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这场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青记”1938年从汉口迁到重庆，团结了大批新闻工作者，会员超过两千人。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借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机，“青记”邀集各方国民参政员进行座谈，要求取消新闻检查，并起草了一个提案交国民参政会通过，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青记”还在重庆举行全国报展，
姚江屏《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第308页，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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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报纸500多种，其中大部分为解放区和敌后出版的油印报、石印报。这些报纸反映了解放区抗战和生产建设的现实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斗志和信心。
第二，地下党组织派出党员打入国民党新闻媒体内部，团结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行斗争。云南地下党组织就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派出党员打入昆明主要报社，利用蒋介石和云南地方势力代表龙云之间的矛盾，努力争取云南地方势力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为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在云南，龙云一方面对蒋表示拥护，一方面积极支持抗战、消极反共，以博得民众和进步势力的支持，增加同蒋介石对抗的资本。所以在抗日战争中，龙云对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云南日报》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倾向，并不直接干预。到了抗战后期，蒋龙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龙云甚至用《云南日报》同蒋进行斗争。为了争取和利用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云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李立贤、杨亚宁、刘浩等人打入《云南日报》，团结该报进步新闻工作者，促使该报及其副刊《南风》刊载了一些进步的时论、杂文和揭露黑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云南日报》曾先后三次刊载毛泽东的抗战言论：1937年12月25日，《云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大公报记者陆诒写的《毛泽东谈抗战前途》一文；1938年7月12日，刊登毛泽东《致参政会电》和毛泽东的照片；1938年12月26日起连续刊登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十次，后因国民党省党部干预而被迫中断。《云南日报》还大量揭露国民党中央系统贪官污吏的罪行，如滇西盐务舞弊案、云南高等法院院长胡觉贪赃枉法案等，并发表国民党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的谈话，痛斥国民党中央驻滇机关的贪污腐败行为，迫使国民党中央将高等法院院长撤换。1941年3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家庚率华侨代表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曾专门访问延安。途经昆明回南洋时，昆明新闻界发表了陈对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危亡，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深表愤慨的谈话。他在西南联大演讲时，称赞解放区军民积极抗战，生活安定，干部团结的良好风气，《云南日报》、《民国日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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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报道。1940年秋，昆明出现了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半月刊，云南的文化人士在《南方》月刊、《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及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除了《云南日报》之外，还有《扫荡报》、云南《民国日报》、《正义报》等，都有地下党员和进步新闻工作者打入，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主张撰写社论或文章在各报发表，密切配合群众的民主斗争。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许多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刊登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反动主张的各类文章。如西安的《工商日报》发表了《反对内战，拥护抗日》的社论，还经常报道“八路军英勇作战”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战地通讯。西安其他的进步报刊还有《文化周刊》、《民众前卫》、《学生呼声》、《老百姓》报等，曾发表《中国共产党对“双十二”事件的表示》、《打回老家去》、《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毁灭》和《怒吼了西北》等文章，不仅在西北，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民盟西北支部，在周恩来提议下，创办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经常转载《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报道国内和陕西爱国民主运动及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还有《民众导报》、《经世》、《新妇女》等报刊宣传、扩大了民主爱国运动的声势，在当时陕西国统区的思想舆论阵地站了上风，给国民党反动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 开展对外宣传进行对敌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对其新闻宣传多方限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军民的抗战进行诬蔑和歪曲，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进行破坏。为此，中国共产党走出国门，在海外大力营造宣传阵地。
首先，中国共产党抓紧成立了自己的对外宣传阵地。1938年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办有《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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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青年》等刊物，并出版了《新华日报社论集》。《群众》周刊也把纸型寄到香港由该处翻印发行。同时，在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廖承志、潘汉年参与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廖承志还担任了执行委员负责日常工作。由此，“保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宣传阵地，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保盟”通过宣传和组织各项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和医疗用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机构还有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社等，国际新闻社办有英文刊物《远东公报》、和面向海外华侨的《祖国通讯》、《国新通讯》，海内外共有150多家报纸采用该社稿件。
第二，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和争取了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在他们主办的报刊上进行宣传，并派共产党员到他们的报社工作，有效地开展了对外宣传工作。1939年秋，新加坡《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人到国内物色总编辑人选。在周恩来、廖承志推荐下，1940年12月，中共党员胡愈之正式担任该报总编辑。该报在胡的主持下，言论进步，内容充实，日销量由原来的2万份跃升到5万份，成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华文报纸之一。皖南事变后，刘尊棋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该报，任编辑部主任。中共党员沈兹九也曾参加该报笔政。该报经常采用国际新闻社的消息，及时报道、评论国内外形势和侨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逐步把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宣传阵地。1941年，夏衍、范长江、邹韬奋、萨空了、柳亚子、沈雁冰、韩幽桐、胡风、丁聪、叶浅予等先后转移到香港。他们南下后，大多留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邹韬奋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奋斗的。”4月8日，范长江负责筹办的《华商报》创刊。9月18日，萨空了参与创办的《光明报》创刊。此外还有茅盾主编的《笔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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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等。其中《华商报》是在香港银行家邓文田、邓文钊资助下，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办的。该报在香港、内地及新加坡、槟榔屿、越南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
第三，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邀请外国记者对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报道。1936年6月，斯诺经宋庆龄介绍，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进入陕北苏区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新闻采访。从11月14日起，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英国《每日先驱报》及其他国内外报刊开始陆续登载斯诺采写的陕北苏区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介绍了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共产党人的信念和主张以及陕北苏区的建设成就。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由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在数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两个月内连续印了5次，供不应求。不久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之一，也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不屈意志传播到世界各地。
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的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认识到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在国统区，周恩来与中共代笔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杜尔亭、费希等著名外国记者交往频繁。中国共产党还热情欢迎外国记者到抗日根据地进行访问，对他们的采访也尽力配合。史沫特莱、卡尔逊、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都先后访问过延安。卡尔逊在抗战爆发后来到中国，以18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中国各地，并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到华北前线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在八路军的作战区走访了几个月，回到汉口后就举行新闻发布会，讲述了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后来在美国出版，着重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的情况，热情赞扬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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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王晓岚、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四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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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打入外国驻华新闻机构中。如设在重庆的美国新闻总处和桂林分处就曾有一批中共党员任职。1942年初，刘尊棋从新加坡回国，经周恩来批准到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在他的安排下，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参加了该处的工作。美新处的中文部、译报部实际上就掌握在中共手中。中文部起初以翻译来自美国的通讯、特写、评论为主，不久又通过美国记者把中国战况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向外宣传。国民党对国内报纸可以横加指责，但对美新处却束手无策。中共党员利用这一缺口，打破了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垄断。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面对日伪敌军的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诬蔑和封锁，主动出击，通过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团结进步人士构筑抗日宣传统一战线，打入敌人宣传机构，创建海外宣传基地，邀请外国记者访问抗日根据地等措施，有效地开展了新闻宣传工作，瓦解了日伪敌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效地配合了抗日军事斗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7月版。
2、《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二期。
4、李东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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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第50辑。
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6、王晓岚、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四期。
7、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日伪的新闻宣传》，《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
8、薛新力：《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出版业》，《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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