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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异质性_企业R_D投资与经济增长_一个理论分析框架_朱星文

2020-08-10 来源:易榕旅网
2016年第1期总第374期当代财经No.1,2016SerialNo.374CONTEMPORARYFINANCE&ECONOMICS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16.01.002

地方官员异质性、企业R&D投资与经济增长: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朱星文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7%的高增长速度下滑到中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压力大,稳增长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R&D作为企业的一项投资活动,虽然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但也不可能不受到“操心”政府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使得其对企业R&D投资有抑制和促进两方面的作用,企业R&D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即企业R&D投资的增加意味着技术创新成果量的增加,而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意味着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新常态;地方政府异质性;企业R&D投资;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6)01-0012-07

一、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技术和思想的创新之于国家和个人境遇的改变都前所未有地成为核心力量。互联网作为接口,每一次与其他行业的融合都带来了要素的新的组合与集聚;新材料、新能源技术颠覆了传统生产模式;航空航天以及新交通技术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因创新发生着深刻变革。由此带来的巨大消费需求已形成了体量难以估计的市场,新的产品形态、商业模式在这场裂变中形成喷涌之势。

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史无前例地拿出大量篇幅谈创新,“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已上升为国家愿景。在今年“两会”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又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仅愿为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做广告,对于创新创业,政府不但不能不操心,更要多操心。”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政府要“操心”的是如何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包括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在内的多项改革措施直指过去阻碍创新创业环境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将创新的时代热潮作为解决经济社会困局、驱动新一轮增长的战略红利。

随着创新型经济的崛起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比市场份额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竞争优势,比竞争优势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是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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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0-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官员异质性与企业R&D投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71562019)

作者简介:朱星文,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会计理论研究,联系方式zxw20041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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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R&D)作为创新的关键性投入,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论断。在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7%的高增长下降到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下调的巨大压力,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从理论上探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潜能、新方向是当前摆在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必须从理论上给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和路径。本文的逻辑思路是,地方官员对辖区内企业的R&D投入有重大影响(促进或制约),企业的

R&D投入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函数,即R&D投入力度的加大就意味着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成果的

增加;反之,则不可能或很难取得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成果。而技术创新与进步既是产品升级换代和产业升级转移的前提条件,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二、地方政府深刻地影响了企业R&D投入

由于创新是一件政府要“操心”的事情,而R&D作为创新的关键性投入,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R&D作为企业的一项投资活动,虽然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但也不可能不受到“操心”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作为企业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R&D不仅仅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制于诸如政商联系、政府职能转变等外部环境,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兴+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外部影响显得更为重要。但是,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黑箱”,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个体的官员的特征和动机的体现。换言之,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官员的个性特征和认知模式。因此,地方官员的异质性是研究政企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地方官员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但已有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基于地方官员某方面的特征展开,如地方官员的更替与企业投资的关系(陈艳艳和罗党论,2012),政治关联与企),地方官员的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的关系(张业投资的关系(徐业坤等,2013

尔升和胡国柳,2013)。[1-3]然而,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活动———R&D投资,却鲜有文献系统地分析其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显然,地方官员可以通过制定各类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决策,而地方官员的异质性将有可能对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是指不同官员所具有的个人特征的差异。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来源、专业禀赋、企业任职背景及年龄等方面,详细分析地方政府官员异质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一)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与辖区内企业R&D投资

地方官员不同的任职期限与企业R&D投资呈U型关系,具体原因如下: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以GDP增长为目标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机制(周黎安,2007;乔坤元等,2014)。[4-5]周黎安(2007)以改革开放以来省级水平的数据证实了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上任初期,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取胜,通常会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等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和鼓励投资风险小、孕育周期短以及见效快的项目,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设施建设等。由于R&D项目具有投资风险大、孕育周期长以及短期难以见效等特征,地方政府官员在其任职初期就不太愿意支持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这可能导致企业R&D投资失去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加剧企业R&D项目的融资困难,进而企业会考虑减少R&D投资。除此之外,企业为了迎合地方官员快速实现经济和财税增长的政治目标,也可能会减少孕育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R&D投资。另一方面,随着任期的延长,地方官员为迫切追求政绩而大力发展辖区经济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会减弱,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倾向于促进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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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他们会通过改善投资结构和发展新兴产业等方式促进辖区的经济结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传递良好的政策信号,从而增加辖区企业进行R&D投资的信心和热情。综上,在地方政府官员任职的前期阶段,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R&D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在任职的后期阶段,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R&D投资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二)地方政府官员的来源与辖区内企业R&D投资

地方政府官员的来源可能会抑制或激励企业R&D投资,本文将地方政府官员来源区分为以下四)地方政府官员由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任职;(2)由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任职;(3)种:(1

)由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任职。由欠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任职;(4

在第一种情况下,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在政策、人才、技术以及资金等方面更具有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由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任职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被“升迁”。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提升辖区经济增长率的压力相对较小,他们不会再迫切地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可能会侧重于改善辖区经济结构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而科技创新是改善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因此,地方官员通常会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招商引资以及信贷支持等政策手段鼓励辖区内企业增加R&D投入。综上,地方官员由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任职可能会有助于激励企业R&D投资。

在第二种情况下,虽然政府官员可以把发达地区成功的经验移植到欠发达地区,也可以通过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交流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先前的管理经验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辖区内的经济发展环境,他们的先进理念也会受到地区交通、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策等限制而难以施展。并且欠发达地区先天经济发展条件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官员要想向上级传递良好的政绩信号就必须尽快促进辖区经济的增长。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GDP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官员为了尽快提升辖区的GDP排名以便能在政治锦标赛中胜出通常会选择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许宪春等,2013)。[6]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下,企业仅通过利用或追随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就可以获得低成本投资优势、更高的经营效率和快速的成长。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投资于风险大、孕育周期长的

R&D项目。综上,地方官员由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任职可能会抑制企业R&D投资。

在第三种和第四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前后任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质的差异,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大致相同。基于此,我们将这两种情形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地方政府官员异地变更和地方政府官员本地变更。地方政府官员异地变更可能会打破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程度,而政治关联不仅可以帮助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及投资项目的支持,还可以帮助企)。[7]政治关联的打破可能导致这些优势的丧失从而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和财政补贴(张敏等,2010

造成或加剧企业研发项目的融资困难,企业可能迫于来自投资者、债权人以及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考虑减少或终止投资风险大、投资回收期长以及短期难以获利的R&D投资,从而对企业R&D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官员本地变更对企业R&D投资可能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继任官员原本就属于本辖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对前任官员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即便不认同,但要对前任的有关政策进行较大改动也会基于各种顾虑而有所迟疑。在这样背景下,企业对R&D投资可能持观望的态度,导致难以观察到R&D投资的显著变化。综上,在地方政府官员前后任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一致时,地方政府官员如属于异地变更,则对辖区企业R&D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官员本地变更,对辖区企业R&D投资可能无显著影响。

(三)地方政府官员的专业禀赋与辖区内企业R&D投资

地方政府官员专业禀赋的异质性也可能对企业R&D投资带来不同影响。在我国现行的官员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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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官员专业禀赋成为选拔的重要标准,而不同官员的专业禀赋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的专业禀赋)。[3]这里所指的专业对官员的个人专业特长和个人行为偏好将产生重大影响(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

禀赋是指地方官员的最终学历和专业背景。通常理工科领域更注重创新、流程和持续改进,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个人具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更易于接受改变和更乐于创新(Wally和Baum,)。[8]因此,理工科背景的官员也更能妥善地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对辖区内企业的技术、知识等资源1994

的创新、扩展和整合提供帮助,从而更有助于企业R&D项目的开展。因此,企业进行R&D投资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就更高。

(四)地方政府官员企业任职背景与辖区内企业R&D投资

地方政府官员企业任职背景的差异也会对企业R&D投资带来不同影响。这里所定义的地方官员企业任职背景仅指地方官员拥有在相关行业企业任职的经历。所谓相关行业是指与辖区内我们所研究的某具体的公司相同或相关的行业。企业任职背景反映了地方官员基层工作经验的积累,从而会影响地方官员对产业的熟悉度,进而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偏好和其辖区内经济发展的重心。我们认为相对于没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地方官员而言,具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所拥有的综合实践经验更丰富,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更为了解,从而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会更合理地、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对而言,具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能够更清楚地了解R&D投资对于提升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实现其基业长青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政府官员也就具有更大的动力支持辖区内企业进行R&D投资。此外,相对于没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地方官员而言,拥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地方官员更能够促进辖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持。因此,地方官员对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活动通常持鼓励和支持态度,从而能够提高企业进行R&D投资的信心和积极性,进而对企业R&D投资产生激励作用。

(五)地方政府官员的年龄与辖区内企业R&D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逐步推行了地方官员队伍建设“年轻化”的方针,制定了包括省级官员65岁退休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表明官员的年龄已成为了影响其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市级政府官员晋升除了考核辖区经济增长指标之外,年龄也是影响其晋升的重要因素。通常年龄越小,地方官员职业前景和未来的提升空间也就越大,也就越会重视其自身的政绩以追求更高的晋升。根据中央有关政策,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一个晋升窗口期,地市级官员一般在40岁至50岁之间,省级官员一般在为45岁至55岁之间。处于晋升窗口期的地方政府政府官员政治生涯的发展前景更好,晋升几率也相对更大。因此,他们往往更有动力追求促进辖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政绩,更倾向于鼓励辖区内企业投资于一些短期内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因此,对于风险较大、孕育周期长以及短期难以见效的R&D投资项目而言,处于晋升窗口期的地方政府官员不太可能会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以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于年轻且处于晋升窗口期的地方政府官员尤其如此。

以上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异质性可能对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产生不同影响,一些官员特征可能会抑制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如官员由发达地区调任到欠发达地区、年龄处于晋升窗口期等),而另一些官员特征则可能会促进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如官员由欠发达地区调任到发达地区、具有企业任职背景等)。具体而言,地方官员主要通过利用自身偏好引导企业投资取向以及提供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等在内的政策性支持来影响企业的R&D投资行为。另一方面,R&D投资是一个持续性和积累性的过程,所需资金量大、研发周期长且研发结果存在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研发过程需要充足的现金流来维持,但通常资金提供者与企业之间往往在具体R&D项目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企业进行R&D投资时通常会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9-11]如前文所分析的,当官方特征有助于激励辖区内企业进行研发活温军等,2011;卢馨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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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企业通常更容易获取外部各种融资以推进研发项目的顺利进行。

三、企业R&D投资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节节下滑,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非常大。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以及下一步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等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分析探讨,标准宏观经济学给出的分析不外乎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投入速度的衰减、生产率提升难度的加大等等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但是,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精密性背后所存在的缺陷往往被严重忽视了,这不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分析与实际情况的不吻合,更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研究的政策含义不得要领,或者偏离了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和直觉(张文魁,2015)。[12]根本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框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未能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直接纳入其中,忽视了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事实上,宏观经济增长研究中所关注的劳动、资本、生产率、研发创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都不是自动生成的,都是由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来引导或主导的。劳动、资本等要素以及研发创新、知识创造等创造性因素只有通过企业的活动才能够进入到经济过程中去,进而形成经济增长并继续内生延续下去。

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难题,找到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已有经济学家给出了有益的建议。张文魁(2015)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情况进行考察后认为,改革步伐停滞的国有企业,在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起着增长抑制的作用,构成了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拖累。[12]而“更大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与更好的宏观经济表现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可以使资本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从而可以更加有力地增加资本存量和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他设计了缓慢的改革、稳健的改革和积极的改革三种国企改革方案,分别设定对国有企业的5%、10%和20%进行改革,即将这些国有企业改造为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连续进行十年。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模拟,得到在未来十年里,三个方案对经济增长每年提高的贡献分别为0.33、0.47和0.50个百分点。我们把其称之为国企改制型经济增长理论。

国企改革固然是促进及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我们认为加大企业R&D投资也不失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增长与企业R&D投资的结果———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一条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链,即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企业R&D投资所取得的成果———技术的不断创新。诚然,依靠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其过程是十分缓慢的,它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和优秀科研人才,而且是一个风险巨大、收效缓慢的过程。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年里提供了绝大多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创造,但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也就是每年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平均每年9.7%的高增长,这虽然有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人口红利,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人口红利消失、技术创新有难度的情况下,中国下一步如何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呢?我们认为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鼓励企业加大R&D投资,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粗放经营,R&D投资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企业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5%以上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这也是技术创新后发优势获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从过去的投入不足,到不断加大投入,取得快速增长的优势。此外,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还很低,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林毅夫(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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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水平。[13]以2014年的数据来比较,我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我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与美国相比的差距。这些国家或地区利用与美国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到9%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借鉴上述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的经验,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应该还有约20年时间平均每年维持约8%的经济增长速度。

股市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尽管中国股市在创建初期由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未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但是,R&D投资是企业重要的经营决策,对资本市场有重要的影响,也是推动企业经营业绩提升的重要因素。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进行

R&D投资的企业能够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已有

的研究也表明R&D投资能够推动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为企业创造价值,在资本市场上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同,从而与市场价值表现出正相关关系(Lev和Sougiannis,1996;Zhao,2002;姚靠华,)。[14-16]那么,R&D投资为企业带来的经营业绩的改进是否会受到地方官员异质性的影响以及地方2013

官员异质性是否会导致资本市场对辖区内企业R&D投资价值评估的差异呢?

在中国目前转型加新兴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企关系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政府官员更替带来的政企关系的变化也会成为投资者对企业市场价值评价的重要依据,可能会引起投资者对R&D投资的市场认同度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辖区内企业R&D投资的价值相关性。当地方官员鼓励企业R&D投资时,地方官员通常会给予企业R&D活动更多的政策支持,这有助于企业R&D活动顺利开展并实现预期目标,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这会向市场传递一种积极信号,预示进行

R&D投资的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从而增强投资者对企业R&D投资的信心,提高了投资者对R&D

投资的价值评估,增强企业R&D投资的市场认可度,从而使得企业R&D投资的价值相关性较高。相应地,当地方官员抑制R&D投资时,一方面企业进行R&D投资可能不会受到支持甚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将使企业经营业绩下降;另一方面,企业可能面临地方官员变更带来的较大的政治风险,而较大的政治风险将会向市场传递一种负面消息,投资者很可能会降低对R&D投资的价值评估,由此会导致R&D投资的价值相关性的降低。

四、结论

经济增长放缓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本文通过对企业R&D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理清了地方政府异质性、企业R&D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异质性对企业R&D投资有抑制和促进两方面的作用,一些官员特征可能会抑制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如官员由发达地区调任到欠发达地区、年龄处于晋升窗口期等),而另一些官员特征则可能会促进辖区内企业的R&D投资(如官员由欠发达地区调任到发达地区、具有企业任职背景等)。具体而言,地方官员主要通过利用自身偏好引导企业投资取向以及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等政策来影响企业的R&D投资行为。企业R&D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即企业R&D投资的增加意味着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而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意味着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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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OfficialsHeterogeneity,EnterpriseR&DInvestmentandEconomicGrowth:AFrameworkforTheoreticalAnalysisZHUXing-wen

(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Underthenewnormality,China’seconomyhasslippedintomedium-highgrowthratefromthehighgrowthrateofannualaverage9.7%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giventhehighpressureofthedown-regulatedeconomicgrowthrate,thesteadygrowthhasbecomethekeyofthecurrenteconomicwork.Asaninvestmentactivityofenterprises,R&Distheindependentbehaviorofthem;however,itislikelytobeaffectedbythe“worried”

governments.Theheterogeneityoflocal

governmentofficialsisplayingbotharoleofinhibitionandaroleoffacilitationupontheR&Dinvestmentoftheenterprises.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enterpriseR&Dinvestmentbehaviorhaveadirecteffectoneconomicgrowth,i.e.,theincreaseofenterpriseR&Dinvestmentmeanstheincreaseoftheamountoftechnologyinnovation,andtheincreaseoftechnicalinnovationmeanstheimprovementofaveragelaborproductivity,whichmayresultinanincreaseinpercapitaincomelevel,eventuallytheeconomicgrowthwillbepromoted.

Keywords:newnormality;heterogeneityoflocalgovernments;enterpriseR&Dinvestment;economicgrowth

责任编校: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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