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魔幻与写实]守望先锋要钱才能玩吗

首先声明：由于藏地生活经验以及阅读和研究的不足，此次与会，我能做得更好的是倾听，能讲的则仅仅是一些远不成熟的意见。不过，因为对这一领域颇有兴趣，所以希望能和大家多做交流，明显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得到大家坦率的批评。 藏地经验在当代文学之中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运动及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大家今天当然都耳熟能详，一个是先锋派的首领——马原；一个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扎西达娃。其次，则和这些作家自身创作的质量有关，阿来在最近一次海外演讲中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水准不一：“一些最优秀的作家，不仅能以其作品处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上，一些成功的作品还通过翻译在国外出版。还有一些作家，创作水平较低，但在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学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别的民族涌现出来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因为，这些人是他们自己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是自己民族的书面文学的奠基人。”毫无疑问，当代藏族最优秀的作家，其作品是处在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线上的——这里面，包括扎西达娃，也包括阿来自己，还可能包括一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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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的作家。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近一个月来我翻出马原、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小说重新阅读，再一次吃惊于扎西达娃80年代中期时那种恣肆的想象力，也吃惊地发现阿来三卷本的《空山》，可以说是一部世界级的作品——我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并未夸大。由于先锋文学潮流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也由于藏族作家别具一格的特色和高超的创作水准，缺失了藏地经验的参与，当代文学可以说，就缺失了极为重要的部分，乃至可以说，面目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之改观——这并不是客气话。

网上有人戏称，马原的小说，如“一把神赐的猎刀，划开现代与当代小说的界限”，其实更准确点，应该说，马原及其他先锋小说家的创作，清晰地界标了当代小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区别。前三十年，一切都有规定好了的成规，不得越雷池半步；后三十年，以往的成规渐趋解体，先锋文学的实验无所不用其极——过了这个坎，山不再是那个山，水也不再是那个水，纵或文学还间或承续现实主义的余脉，观察世界的眼睛，却已不复当年的那种角度。

马原小说的意义，过去基本上是从叙述实验的角度来讨论，注意的是其叙述方法的创新和实验层面。我自己过去也持有的是这一类观点，譬如我曾从这一角度，这样分析过马原的著名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的“元叙述手法”、多层次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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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故事的片段性，并由此讨论其所创造的“对现实的新的理解”：

由此我们再一次感到，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全知的叙述者与现实幻觉的消退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艺术技巧的变革。传统的权威意识形态不仅有解释生活的能力，而且有组织经验（甚至最个人性的经验）使之成为一个明晰清楚、条理一贯的叙述的能力。《冈底斯的诱惑》这样的小说是权威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普遍意义后的一种表征，它预示了一个不再有明晰清楚、条理一贯的整体叙事赋予个体经验以现实性与意义，只剩下暧昧不明的、似真似幻的个体经验与个人叙述的时代的到来。也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原的叙事革命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叙述实验这个观察角度，最早由吴亮在《马原的叙述圈套》中提出，也和马原本人的声称有其一致之处，譬如，马原在晚近的访谈中，还一再声明自己是个“方法论者”。不过作家自己的声明，经常也会游移，马原当年的朋友就曾回忆： 此时的大马一面没日没夜地坐在书桌前实践他的文学理念，一面不放过任何向拉萨的作家、诗人们推销的机会。他像一道光行走在水面上，激起涟漪、引发错愕，崇敬或者对抗。他前一天跟人大声争论，形式高于一切，是一切艺术之源。后一天，同样的听众发现，他又在竭力攻击那些以形式为旨皈的实践，认为内容才是作品立本之源。他的热情如滔滔江水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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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但又变化无常。人们赞赏他的自信，暗地里却又厌恶他的过度自负。

作家在不同时空，发挥自己的意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原也无可厚非，研究者则需要相对持平、客观的角度。现在看来，从叙述实验的角度讨论马原的西藏小说，虽大体仍可成立，但其实也颇有其遮蔽之处。最大的遮蔽，就是忽略了马原的西藏经验对其创作的贡献。马原西藏小说的创作素材，很多就来自自己或朋友在西藏的见闻经历。我还记得2006年8月在拉萨的一间咖啡馆从《西藏人文地理》创刊号上看到这一材料时的兴奋（这一材料也得到马原当年的朋友的印证），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理解马原最初的西藏小说（也是最初的先锋小说）的最为关键的钥匙。譬如《冈底斯的诱惑》中的几个故事，我原来是这样分析：

这部小说是几个故事的拼合与组装，但与一般的看法不同，马原似乎并非出于纯技术的考虑。在组织、叙述全部故事的第一级叙述者之下，还有几个“二级叙述者”，一个是老作家，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神秘经历，又以第二人称“你”讲述了猎人穷布打猎时的神秘经验；另一个是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了陆高、姚亮等人去看“天葬”的故事，并转述了听来的顿珠、顿月的神秘故事。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未知的神秘因素：在老作家的故事中，他在一次神秘的远游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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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羊头”，这个羊头是神秘的宗教偶像，还是史前生物的化石，抑或是老作家的妄想症产生的幻觉？在穷布的故事里，他似乎碰到了“喜马拉雅山雪人”，但叙述者马上告诉我们，关于这种雪人的存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据，那么穷布碰到的究竟是什么？在顿珠、顿月的故事中，不识字的顿珠在失踪一个月（他自己只觉得出去了一天）后突然能唱全部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这件事有遗传的、神话的、唯物的种种解释，但没有一种解释能说服其他解释的持有者……这些有头无尾，抽去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起来就构成小说的大体。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一些神秘的、未知的因素，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甚至更要紧的，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人的幻觉与臆想？都是没有结果的。尽管这些故事的叙述方法，都是以很精确的、现实主义式的、甚至是“客观的”态度讲述出来的。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应该都是来自马原在拉萨的所见所闻，而且如此“有头无尾”的讲述方式，也不全是来自作家有意识的叙述技巧，而很大程度上来自经验的片段性和很多时候的不可究诘。马原自称是“一个表象论者，也是一个现象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现象学的要义首先在于返回原始的“现象”，而把解释置于括弧，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马原的小说一定程度上有着这种现象学还原的旨趣@，这也许是它们因“不可究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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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产生“神秘感”的来源。马原自称：“西藏是我写作的重点。……西藏与我的思想有一个很强的碰撞”；“西藏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就像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舞台，进入西藏，就等于登上了这个舞台，登上这个舞台，自然而然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具有了传奇的色彩，我的生活和写作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传奇色彩暂且搁置，从对思想改变的角度而言，可否说，马原的西藏经验，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去蔽”的经验？——就对僵化了的既定思维模式的打开来说，重要的，恐怕不仅仅是“叙述方法的革命”，更是那种异乎寻常的见闻经历所带来的震惊，或者说，经由那种经验的诱导，方才出现了形式和方法上的探索。

曾经有记者如此描写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艺青年的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对西藏文艺界来说，是个伟大的年代。 这个年代的许多个夏天，年仅30岁的马原和许多怀揣梦想的文艺青年经常聚在拉萨河边，他们带着罐头，有水果的、有猪肉的，说说笑话，玩玩“斗鸡”，摔摔跤，也谈谈诗歌和梦想。他们中有马丽华、扎西达娃、龚巧明、于晓冬、李知宝、贺中、罗浩、金志国、段锦川、牟森、李启达、裴庄欣、田文……后来，他们不经意创作的一些作品，不经意地便奠定了自己在西藏文艺乃至全国文艺界的地位。马原的《冈底斯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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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马丽华的《藏北游历》、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被认为西藏文学无法超越的高峰；于晓冬的油画《干杯，西藏》记录了那批意气风发的面孔。至今享誉画坛…… 这个名单是如此耀眼，以致任何对当代文艺略有所知的人对此都不能忽视（报道者还不无感伤地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怀念：“过去在西藏，他们兜里没揣人民币，怀里却揣着梦想”）。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当时拉萨的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不但不落后于国内最新的文化思潮，某些活动更堪称先锋。围绕着《西藏文学》与《拉萨晚报》，拉萨的文学活动也领一时风气之先。“此一时期的拉萨，一场悄然的文学革命在蕴酿着。……这场日后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在几位年轻人几次私下的聚会后达成一致。没过多久，《西藏文学》以魔幻现实主义专辑的名义，集中推出了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作者的小说。这一次，他们的策略奏效了。紧接着第二期，魔幻现实主义专辑又出了一期，而且没有引起反对。”而《拉萨晚报》的执行副主编诗人洋滔，其“作者联系簿差不多是最权威的中国新时期作家诗人集中营”，其副刊专发短小说和各地诗歌，刊发的诗人名单则“从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舒婷，到翟永明、于坚、韩东、海子……”集中了这一时期中国最优秀的诗人。拉萨的这一文学活动，近些年也受到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的注意，譬如人大的博士生李建立先生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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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做过先锋文学的史前史，并由此注意到马原和扎西达娃等人在拉萨的文学活动：“他认为，‘先锋小说’在没被公认之前，在西藏拉萨时期，事实上存有一个‘史前史’。”在马原与扎西达娃为核心的“圈子”中，“其实早就在讨论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了，并且已有很成功的小说实验，但始终未在文学界引起广泛注意”，只是到《上海文学》发表了马原的作品，“尤其是上海的先锋文学批评家（如吴亮）‘强力推动”’，并“纳入他们的‘批评话语’之后，‘先锋小说’才成为一个文学史事实。在当时，上海已经成为先锋文学的‘批评中心’，一个作家登上文坛，受到万人瞩目，显然需要被前者所认定、欣赏和接纳，进入他们所掌控的文学生产流程，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学经典化’过程。众所周知，在经典化的周边，布（或暗藏）着许多不为后来研究者所知的‘文学史细节”。关于80年代先锋小说“经典化”的“文学生产流程”，尚容有可议之处，但对这些“文学史细节”的关注、搜集和深入考察，想必会是极为有趣的研究工作。然而，在此之外，文本上的深度分析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恐怕也极为重要。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魔幻现实主义引入中国，尤其是在西藏特殊的语境下，会保持哪些品格，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异？这些突破陈规的小说，究竟提供了哪些思考的向度，又为未来的文学创作，开放了哪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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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西藏可能是中国最适合创作出优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地方。就实际情况而言，西藏也有着丰富的故事储存，足以创作出世界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譬如，我曾经读过温普林的纪实作品《寻找乌金贝隆》，如果有足够的严肃和专注，这个故事中包含的种种向度，足以写出最出色的魔幻作品，可惜的是温普林是典型的艺术家，沉不下来，叙述很多地方流于炫奇，开掘的深度也远为不够。又譬如马丽华的《灵魂像风》中所写的克珠活佛的故事，其复杂曲折，本身就充满了传奇性，不需太多加工，本身就是最好的小说材料。这样的作品，写得好的话，必将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但这些故事，同时却也有着与其他民族乃至人类整体息息相通的因素，所以也蕴涵着走向乃至成为世界文学的质素。

就扎西达娃的创作来说，其想象力与出色的叙述技巧与语言天赋，都堪称一流，其在西藏作家中的地位，似迄今无可动摇，其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国内作家中也堪称无人能及。若要略加挑剔，则他早期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从今天看，其欠缺之处，恐怕在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片面强调现代化的语境下，过多地分享了发展主义的世界观，对民族文化的同情式理解，略嫌不足。最近我重新阅读了这两篇作品，对《西藏，系在皮绳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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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魂》出色的叙述技巧依然叹为观止，其自由出入于文本内外及灵活处理时态的技巧，迄今可谓无人能及，其别出心裁的想象（如蓬花生大士的指纹等等），则分享了民族文化的灵气，不过一直对这个作品有所保留的地方，则在于结尾时朝圣者塔贝聆听到的神音乃是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声音这一细节。进一步想，则不难发现，扎西达娃触及了传统与现代之间互为张力的地方，若能不偏袒任何一方，充分保持这种张力，则这部作品的成就还会高出一层，现在看来，他的处理还是略略偏向了现代一方，意图也表现得略微直露了一些。至于《西藏，隐秘岁月》，处理七十五年间的西藏历史，更像一部长篇的梗概，基本的态度，则和马原相似，颇有几分近似于现象学还原，结尾部分，略显故弄玄虚——其弊端略同于《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后来写出长篇《骚动的香巴拉》，可惜一直未能认真拜读，未知在这些方面有无变化，此则有待于向与会的学者请教。就词源来说，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Magic）”一词，在“西方语言词典里有以下解释：魔术的、神奇的、机巧的、突变的、不可思议的和出乎意料的等，都不包含幻想和幻觉的含义”，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都对虚幻与幻想抱有嫌憎的态度，马尔克斯甚至说：“我认为虚幻只不过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而虚幻，或者说简单的纯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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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美国电影制片商瓦特·迪斯纳那样毫不顾及实情，那是最令人憎恶的……虚幻与想象之间的区别，同会出声的布娃娃和真人之间的区别一样，有天壤之别。”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牵涉到以“在地人”的意识及独特的文学想象方式处理现实经验的问题，因而绝非逃避现实、想入非非的幻想之作，就其典型作家，如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及马尔克斯而言，他们对流行观点又保持一种距离，因而具有强烈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精神，扎西达娃一定程度上，和他们气质相似，其早期作品，不足的地方，也许在于还不够沉着深入——但这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学的通病。

2006年，我在西藏民院援藏，一次毕业论文答辩，有位藏族同学的论文，写的是万玛才旦的纪录片《静静的玛尼石》，他推崇这部片子，有一种“内在”的观点，而非“他者”的视角。因为这个契机，我去找来这部片子看，结果看过之后，非常感动。以往看到的与藏地经验有关的作品，都比较浓烈、传奇乃至刻意渲染神秘，这部片子却很清淡，如潺潺流动的小溪，然而不用刻意，它自然地引起人的共鸣。小喇嘛回家过年，所遭遇到的一切，和内地乡村生活，也颇有共通之处，都有着现时代精神与物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然而处理得决不过分，我看到的表现藏区生活的作品中，此片属于最能引起熟悉和亲切感之列。它让我深深意识到：藏族人民的生活，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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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传奇，而是有与我们非常切近的一面。 然后就看到了《阿坝阿来》中的《少年诗篇·外公》《少年诗篇-表姐》。阿来此前的《尘埃落定》，可谓一纸风行，但或许因为太过传奇、刻意，并没有特别打动我，这两篇短短的作品，却让人有眼前一亮、爱不释手的感觉。也许因为有阿来的童年记忆，这两篇作品，写来一点都不夸张，还俗的外公努力学习牧羊、前喇嘛舅舅的爱情故事、少年丹泊与表姐两小无猜的感情以及草原上出没的精灵红狐，都有着出尘脱俗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其中充满着爱意与人道情怀使然吧。阿来的三卷本力作《空山》，反思过分激进的现代性对民间生活的冲击，可谓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思路的延续，其情感之深广、思致之深远，使得这一杰作，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想从万玛才旦和阿来的创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较为内在和切近的观点，让我们看到普通藏族人民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从而产生共通的感觉。如果说藏区经验赋予马原的是惊奇，赋予扎西达娃是沉重，赋予万玛才旦和阿来的，则是亲切。这种共通和亲切的感觉，是人类的仁爱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所以期待在这一路向上，产生更多的出色作品。万玛才旦和阿来，近些年也都探讨藏族传统文化并各自有所述作，期待他们的创作也能够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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