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研讨会会议综述

２０１８年２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ｅｂ．２０１８

笔谈：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

　　编者按：为进一步推动传记文学研究，加强学界的互动交流，由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平顶山学院和平顶山市徐玉诺文化研究会主办，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和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研讨会”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６日在平顶山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赵焕亭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对传记创作、传记研究、传记价值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针对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体现、传记中童年叙事的价值、传记研究的文学史、学术史和传记诗学价值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讨，研讨成果对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本刊特发表部分专家、学者的论题与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研讨会会议综述

徐　燕

（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４６７０９９）

摘　　　要：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６日在平顶山学院召开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研讨会”围绕赵焕亭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对传记写作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关系、作家传记的学术性要求、时代语境对传主的选择与写作方式的影响等学术性议题展开讨论，并对如何拓展传记的理论研究视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关　键　词：传记主体性；传记创作；传记理论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０－０４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６日，来自中央艺术研究院、河北大学、河南大学、复旦大学等２８个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期刊传媒的６０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研讨会”。“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课题，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很少对传记研究专著进行专门的研讨。赵焕亭教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下文简称《传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对于作家传记理论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同时也尚有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本文依据专家学者的现场发言讨论及提交的论文，将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及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一、传记写作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写作中，包括当下的一些传记写作，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生平经历往往褒誉有加，忌讳提及传主的不足。特别是在仰视写作的心态下，传记作者失去了独立的个性，成为替传主树碑立传的宣传者。基于这种普遍的传记写作弊端，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传记研究》中“传记作者的主体性”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但在如何平衡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与传主生平客观性的问题上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作为一种跨界文本，传记应当尽量客观地记录

作者简介：徐　燕（１９７０—　），女，黑龙江建三江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学研究；阎浩岗（１９６３—　），

男，河北吴桥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刘　涛（１９７１—　），男，河南邓州人，河南大１９７３—　），男，安徽无为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古大勇（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孔育新（１９７７—　），男，山西晋城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祝星纯（１９９３—　），女，河南许昌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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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主的生平经历、思想轨迹，客观真实性应当是传记文学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传记作者的思维方式、感悟能力的不同，不同传记作者对同一传主的写作也会产生认知上的差异，因此传记不可避免地刻下传记作者的主体性烙印。具有特色的传记往往与传记作者的经历、特长、素质、性格有关，当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社会角色、思想、情感有深入的体察时，传记作者的写作才会独特深入。

者以作家传记作为主要研讨对象，强调了作家传记写作的学术性要求。

作家传记与其他类型传记相比，既是专以作家为写作对象，自然与对传主作品的创作经历、作品评述分析结合在一起，天然就具有学术性的写作要求。扬州大学孙德喜教授认为，作家传记除了供普通读者阅读，还有为文学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之责。河南省文学院何弘院长认为作家传记在读者一些学者认为，传记写作应当体现出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平等交流，传记作者既要尊重基本的史实，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主的生平经历进行恰当的评判，显示出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独特理解。如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认为，传记作者的主体性并非是指作者可以不顾史实、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任意取舍史料，或虚构传主言行，传记不只体现对传主的同情、理解，还应敢于旗帜鲜明地对传主某些性格弱点或人生遗憾予以揭示。河南大学刘涛教授认为，最理想的传记写作应该是两个主体间的平等交流、互相激发与照亮，传记作者不应主体性过强，否则传主的主体性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传记作者在阐释传主以满足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带来的必然是作者情感的泛滥无归，以及对传主思想行为的过度阐释，最后会陷入作者不是给传主作传，反而是给自己作传的境况。

有的学者认为，传记既然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就应当充分体现出“文学性”特征。如泉州师范学院古大勇教授认为，传记的“文学性”应当允许作者对传主进行心理描写、个性化塑造等，传记作者的个性特征应当在传记中得以投射，虽然主体性的发挥过度也许给传记的客观性带来伤害，但是它往往能够增加传记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

二、作家传记的学术性要求

作家以创作文学作品为其职业特色，传记作者必然不能忽略对传主文学成就的反映，同时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会呈现出独特的思想情感与生活阅历，传记作者也能够借助对传主作品的阐释揭示传主的思想、人生经历与命运。《传记研究》从传主作品呈现、原型考证、童年叙事等方面对传主及与之有关的人、事进行分析，揭示了优秀的作家传记的创作视角及作家传记的学术价值。与会的学

阅读层面上影响较大，对于读者认识作家具有较大的作用，通常对文学史的书写主要基于对作品的分析，作为对史的还原，从作家入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更有助于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所以，学术性是作家传记写作的内在要求。

学者们特别强调了作家传记对文学史的补充作用和互文作用，传记对作品的解读可以揭示出被文学史遮蔽或忽略的内容。《传记文学》杂志社的斯日古楞主编与三峡大学孔育新副教授认为，传记作者对作家的文本阐释，不仅展示和解读了作品，也能够借助传主作品考察传主的生活与思想；运城学院袁少冲副教授指出，传记的写作应当“知世论人”，传记作者应当深刻地理解传主经历的时代，将传主置入群体性的坐标体系当中，才能准确把握作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一些学者关注到作家传记运用原型考证的方式来研究作家作品与人生经历的关系，在分析传主作品时，对作品人物原型、事件原型、场景原型的考证，对文学史料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作家的创作来源于他的个人生活，传记作者对传主进行原型考证，不仅仅是立传者恢复作家原貌的一种尝试，也执行着寻根溯源的学术使命。泉州师范学院古大勇教授和复旦大学研究生祝星纯认为，作家传记应当建立在真实确凿的史料和充分的考证基础上，将自己的阅读、研究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找出人物和作者人际关系圈中人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原型考证的写作方式会加强传记的精彩性。

一些学者认为，传记作者通过对作家人生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的分析，能够有效地揭示作家性格、作品风格的成因，《传记研究》中对作家童年叙事的分析为作家传记写作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如关于林语堂和鲁迅最终分手的原因，一般都从文化观念、政治立场、派系矛盾等方面寻找原因，而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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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

焕亭教授却敏锐地从“童年经历”方面找到部分最初的源头。这种观点发前人之未发，却又言之成理，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三、时代语境对传主的选择与写作方式的影响传记文学的创作往往与时代语境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传记作者选择的传主往往会有不同的倾向；即便是同一个传主，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传记作者对传主的介绍、解读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大，但其质量与数量并不匹配。加强传记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将对传记写作形成指导和反哺，有助于推动传记写作水平的提升。

对传记研究的不足首先体现在传记作品研究的视野比较狭隘。传记研究者们大多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当下国内比较知名的传记，所研究的传主也局限于知名人物，在传记作品研究对象上缺乏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扬州大学孙德喜教授认为当前对作家传记的研究基本都是中国大陆出版的重要作许昌学院赵牧副教授认为新时期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既表现了传主作为现代作家的历史语境，也是“文革”后新时期共识的产物。新时期以来的现代作家传记看似丰富多彩，但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占据极大份额的解放区作家如艾青、田间、贺敬之、马烽等大多为传记作家所忽略，而丁玲、王实味、萧红等为传记作家所青睐，原因在于新时期共识中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坚持。

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为了传记文学被更多的读者关注，还是出于市场经济的考量，传记的写作方式应当与时俱进，在传记写作时要关注到当下读者的阅读特点，以贴合这个时代读者阅读趣味的方式进行创作；同时要把握好传记写作的根本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为了屈就读者的趣味没有底线。著名传记作家、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从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指出当前是读图时代，传记作者应当在传记中添加更多的图片，满足读者对传记中图片阅读的审美趣味；但是作家应当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图片配置，图片应当具有史料价值，不应当随意配图。信阳师范学院沈文慧教授提出了关于传记写作的伦理问题。她认为传记文学的日益繁荣得益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但也乱象丛生，吸睛性、鼓吹性的传记类作品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大行其道，文学虚构与传记虚构的边界问题需要慎重厘清，学术性传记应当引以为戒，为传记写作树立标本。

四、传记理论研究的展望

与空前繁荣的传记文学创作相比，目前学术界对传记的理论研究比较滞后，二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繁荣都是实践成果与理论成果的齐头并进。当前虽然传记数量庞

家的传记，缺乏对比较边缘的作家传记以及境外出版的汉语版作家传记（尤其是中国台、港、澳地区出版的）的研究。河南大学刘涛教授认为，学者应当关注到一个作家的多种传记，通过对照，可以看到不同传记对待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或者考虑到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政治环境，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语境下的作者对于同一问题的阐释是不相同的，选取同一作者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对于同一传主的不同阐释，或许会有更多有价值、有启发性的理论问题浮现。

一些学者对传记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提出了建议。郑州师范学院孙先科教授以《传记研究》为例，肯定该著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文本信息丰富，同时指出该著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演绎法，对一些传记的排除会对某种理论的提炼有所遮蔽，建议在传记研究中增加归纳法。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记人的文学，传记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时，必然会采取不同的文学批评方式。与会学者认为传记研究者应当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史传的优良传统，在文学批评上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底线，但对具体传记分析时应充分考虑到传记作者所处的时代氛围和个人气质对作者造成的局限性，传记理论研究应在遵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传记作者与传主多一些具体分析，不应以个人的伦理标尺对不同时代的传记传主进行“一刀切”的评价，文学批评也应当遵循百花齐放的原则。如泉州师范学院古大勇教授认为传记研究者应当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文学批评原则，但要注意作者和传主之间精神气质的相似所带来的传记写作的倾向性。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认为，对一些传主的某些言行进行评价时，应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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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在“文革”这种特殊语境中，对传主应多一些理解；另外“止庵式”有意淡化作者主观评价、让史实“自然”呈现的写法，也自有其存在价值。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研讨会”汇聚了传记创作者、传记研究学者等不同的专家学者，诚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展教授点评所言：学术

身份的不同使得本次研讨会视角多维变换，不同观点的相互交锋、碰撞、交流，体现了鲜明的对话意识。会议不仅对赵焕亭教授的专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价，也对中国传记的创作与理论研究现状、前景展开了充分讨论，显示出广阔的传记创作与理论研究空间。

作家传记写作中的关键问题

阎浩岗

（河北大学，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第一部从整体上观照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并按核心关键问题划分专题、选取典型传记个案、细读传记文本的研究著作，有其筚路蓝缕之功。赵著所抓四个问题确是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写作中的关键，也是作家传记独特性之所在。

关　键　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作家传记写作；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３－０３

　　传记是如今许多读者的重要阅读选择之一。走进书店，就可看到各种名人传记陈列于醒目位置。国内有《传记文学》杂志专门刊登传记。这应该与读者们欲从名人们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中吸取营养、探求成功之路，又想窥视名人私人生活世界的阅读心理有关。

一些传记作品同时也是文学名著，例如法国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传主分别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列夫·托尔斯泰）、奥地利斯特凡·茨威格的《三大师》（传主分别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是纪实性和文学性的统一：若无史实作依据，就只能算小说；而为增加可读性，传记作者多少总要加一些文学性描述，不同于年谱的简单罗列和干巴巴的平铺直叙。不过笔者认为，传记的文学性描写必须有一定限度，它不能虚构任何史实和人物、事件。是否严格忠于历史事实，正是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文类分野。在同样遵守传记文类规定性的前提下，传记又有不同侧重：或侧重于“文学”，或侧重于“学术”。

作家传记是各种名人传记中的一类。与其他类型传记相比，它又有其特殊性：既是专写作家的，自然与“文学”脱不开干系，它往往与对传主作品的评述分析结合在一起，因为没有作品支撑，作家

就不称其为作家；但是，除了供普通读者阅读，传记又有为文学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之责。所以，“学术”性是其内在要求。作家传记的作者大致有作家撰写与学者撰写两大类。作家所撰，可能“文学”性更强，传记作者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职业特点决定了它更侧重对传主精神气质的把握，作者还想借描述传主的人生历程、分析其作品内涵，表达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罗曼·罗兰写托尔斯泰，茨威格写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即属此类。学者所撰，则更强调“学术”性，它力求客观而全面地呈现传主人生的各个侧面，搜集、整理和辨析各种有关资料，为别的研究者提供尽可能翔实可靠的信息。据笔者阅读所及，迄今为止，尽管已有杨正润《现代传记学》、朱旭晨《秋水斜阳芳菲渡———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００６年出版）、房福贤《新时期（人民日报出版社２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研究十六讲》（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这样的专著，亦有不少对于单例作家传记的研究论文，但朱旭晨的著作限定在了女作家传记研究，房福贤的著作基本上是按照传主和传记作者逐个安排章节的。因此说，赵焕亭的《中０１６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年出版）一书，应算第一部从整体上观照中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