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康德艺术论“游戏说”对理解文学的启示

作者：杨鸿涛

来源：《丝路艺术》2017年第03期

摘 要：在艺术创作上，康德将艺术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游戏”，因此表现出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来，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的性质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康德艺术论；文学；游戏

康德是近代西方美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人物，在艺术本质的界定上，康德将艺术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游戏”。康德认为，在艺术活动中，人们摆脱了外在功利的束缚，而达到了一中自由愉悦的状态，这正类似于人们在游戏中处于一种愉悦轻松，互相逗趣的状态，因为不用计较现实的利弊得失，因此充满了自由和愉悦。

文学活动也是这样，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创造文学、欣赏文学的过程中，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无现实功利色彩的世界中去，与文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不用对我们在这个虚构世界里的行为负现实的责任，因此我们暂时尽可放心地封锁我们的利弊得失之心而打开我们的游戏本能，与文本畅快地进行一场游戏。当我们沉浸在这场游戏中，无论是嬉笑欢乐的体验，还是歇斯底里的悲痛的体验，其本质都是一种自由的、摆脱现实束缚的、无功利的愉悦感。比如，阅读《堂吉诃德》，读者也许会因为堂吉诃德行为的愚蠢古怪、不合时宜而捧腹大笑，并且因为堂吉诃德的愚蠢反衬出了自己的清醒而享受一种优越感，因此获得一种丰沛的喜剧性体验，或者，在阅读古希腊悲剧《美狄亚》的过程中，读者为美狄亚的悲惨命运深感痛惜，从而获得了一种丰沛的悲剧性体验，都因文学“游戏”的本质而变得自由愉悦，趣味横生，即使这种情感体验是痛苦的。没有人会在游戏中因为买一栋别墅花了两百万还是两百五十万而斤斤计较，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都充满着创造性的想象，形成相互逗趣的游戏关系，其本质是自由和愉悦。

康德不仅仅把“游戏”论述成一种简单的“儿戏”，康德所论述的“游戏”，是艺术活动中想象力、知性力、鉴赏力和理性的良性互动。倘若艺术或者文学的性质就是游戏，那么，文学或者艺术就没有必要从游戏中脱离出来成为艺术或者文学。在这种意义上，文学艺术便与无意义的儿童的嬉戏、网络游戏等没有了区别。只要我们在恐怖小说中获得了惊恐刺激的情感体验、在暗杀悬疑的小说中获得了杀人分尸的快感，那么，文学的目的便达到。而且，情节上越是惊险刺激、人物越是夸张变态的文学作品，其价值也会越高，因为，在这里，文学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游戏是虚构的，不必对现实负责，而游戏的目的正在于获得快感，其弊端显而易见。 康德对于文学艺术“游戏”性质的界定，并不是简单的“儿戏”。康德所指的“游戏”，是文学艺术活动中鉴赏力、想象力、知性力和理性的良性互动。在这四者中，鉴赏力是为一种文学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判断，只有具备这种判断力，才能更好的把握文学艺术作品；想象力是这四者

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想象力居于主导地位，首先运动起来，产生出丰富的、直观的表象，这些表象无法预期，不服从于既定的规则，无法被纳入到确定的概念之中，由此可见想象力的活跃性和创造性；知性力起着认识、解读表象的作用，这种知性与逻辑概念中的认知不同，这是一种不凭借概念而凭借形象的认知，想象力以知性力为前提，但又以各种无法预期的、新奇的方式来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想象力在知性的规范之下无形之中契合了知性的概念，在与知性力的相互协调配合中，最终完成审美创造。想象力与知性力的协调配合形成意蕴丰富的审美理念，审美理念是包含着丰富理性概念的直观表象世界，虽然审美理念的世界是直观表象的世界，但这些直观表象却具有着言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康德说：“我把它理解为想象力的那样一种表象，它引起很多的思考，却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观念，也就是概念能适合于它，因而没有任何言说能够完全达到它并使它完全得到理解”，[1]存在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因此显示出从自然出发而又高于自然，基于经验而又超越经验的色彩，最终指向某种理性观念。康德指出：“大自然至少会显示出某种痕迹和提供某种暗示，说它在自身含有某种根据，我们先天地知道这种愉悦对每个人都是法则，却不能把这建立在证明之上。有一种和规律的协调一致，所以理性必然会对大自然关于一個类似这样的协和一致的任何表现都怀有兴趣。”[2]文学艺术创造活动最终指向的是理性。到此为止，人们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指向理性的审美愉悦，达到心灵的和谐状态，实现了精神世界的真正自由。而这种审美愉悦的结果原本是没有预谋的，却达到了审美愉悦的目的，因此显示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或者说“形式的合目的性”[3]“无功利的合功利性”的特征。这种目的“仿佛出于某种意志的安排”，正所谓“花朵没有预谋，却引起了某种目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想象力、知性力与理性等因素相互协调、相互激励、相互唤醒、不断上升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游戏的互动感，达到一种游戏中的“自由状态，”并且最终达到包含理性因素的审美愉悦、不断提升着我们的文学鉴赏力。因此，文学艺术创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一种包含着理性因素的、意识与理性结合的“游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既在于引起的感性的快适的目的，又在于引起的更高层次的心灵的和谐。

康德的“游戏”观点，对于构建正常的文学形态和培养健康的文学审美趣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学创作的商业化性质越来越强，各种新兴文学样式迅速崛起并占领文学的半壁江山。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本来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只要我们对部分新兴文学进行审视，便会发现，这些文学创作审美内涵和思想内涵的缺失。一部分文学创作，在人物形象、作品主旨、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显示出一种“媚俗化”的倾向。比如故事情节的设置往往一波三折、惊心动魄，主人公是俊男靓女，但是却没有什么思想内涵……大量的文学作品被高速地生产出来，被一次性地消费之后，又高速地被丢弃，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因此，当下许多文学呈现出一种“快餐化”的倾向。大众看重的是文学的世俗趣味，而不是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真正艺术审美价值，阅读文学作品越来越成为一种娱乐化的消遣手段。这种趋势在无形之中不断侵蚀着文学的独立性，使之渐渐变成一种简单的、追求感官快适的游戏。针对这样一种现实，笔者认为，康德的“游戏”的观点，能给我们不少启发和警示：文学不是简单的追求感官快适的游戏，而是想象力、知性力、鉴赏力与理性观念深层互动的游戏，其有理性因素的渗入，是意识与理性的结合，具有着深厚的思想艺术价值，不是表现出某种趣味的文学艺术

就能称作是“美的艺术”，其必须经过审美价值判断的程序，那些单纯崇尚感官趣味的文学创作，不是真正的“美的艺术”。因此，我们应该以康德的艺术论为鉴，树立尊重文学的态度。以上便是笔者对于康德艺术论中的“游戏说”给笔者带来的理解文学的几点启发。 注释：

[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版，第148页。

[2]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版，第143页。

[3]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参考文献：

[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版。 [2] 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 童庆炳等：《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张政文：《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杨鸿涛，1996年3月6日出生，女，汉族，现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