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评价

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评价

新马克思主义者参差不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揭示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阶级本质，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某些领域）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揭示了代帝国主义的新特点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问题）。 具体地说，他们的学说值得肯定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交换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它推向国际化。综观二战以来，为什么第三世界除了“四小”之外还无像样的大国真正走上发展之路？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愈来愈陷于贫困状态？为什么一些国家本来有些起色（如索马里），可一旦西方大国一插手就出现内乱？如果不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发达国家有意制造“依附国”的剩余剥削国际化去理解，确是说不清楚的。又如，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缓和了，福利主义提高了，钱从何来？如果不从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理解，也是说不清楚的。

第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比较确切地解释了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心国企图通过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垄断世界市场的野心。从中心国的主观愿望来说，这种体系化的倾向的确是存在的、是在运作之中的（当然客观上由不由得他，那是另一问题）。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生产关系方面）和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生产力的方向），这种体系化的趋向是加强了。因此，我们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忽视这一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及本质的政策倾向，否则，便有落入“依附”陷阱

的危险。同时，我们审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欧美矛盾），也不能天真地认为谁好谁坏，他们只不过是争夺在这种体系中如何保持或增加“世界经济剩余”的份额而已。

第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外部来说取决于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松紧程度，或曰“支配—依附”关系链的松紧程度，这比较能说明当代第三世界发展的波浪式现实。比如：“四小”的兴起，时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关系链”一度松驰了，战争使得中心国（特别是美国）不得不加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没有精力去强化“依附链”，所以，“四小”崛起了。又如，日本在东亚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难以在东亚形成以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有力“控制器”，所以在东亚，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链相对于拉美和非洲，是较为松散的。这也为中国和新“四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四，关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要在依附国培植代理阶层，制造“超前消费”的特殊集团，加剧后者国内殖民化趋向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警惕“国际接轨”中的消极作用，逐步消除分配不公和由此产生的地域间、部门间、阶层间的“两极分化”，从而冲击社会的稳定，也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不是没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或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认为真正的发展只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论点，过于武断，或者说，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绝不可能，不符合事实。南韩、新加坡、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出现，说

明在“松弛”条件下，仍是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能否较彻底地消除前资本主义关系和实行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化政策。 第二，认为第三世界“不发展”只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掣肘，也不全面。“不发展”这个现实，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说，由于资本主义首先是在西欧兴起的，那里的宗主国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掠夺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财富进行原始积累的，所以造成不发达国家的“先天不足”，独立后，它们又无法进行原始积累，从而使工业化如无外资注入，很难启动。这一点，和依附论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从现实来说，当第三世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之后，又受到“不平等交换”的掣肘。这一点完全如依附论所说。从客观上来说，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依附”结构的确制约相当大一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但确也有少数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从主观上来说，不发达国家自身反封建的彻底程度、限制买办势力的力度、防止或消除对外依附阶层的力量等等，则是其能否发展的内在因素。而这又要看其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否强大有力。综合上述因素，虽然都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只要在第四个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发展仍是可能的，中国大陆、南韩、台湾地区就是例证。 第三，对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命题是有价值的，但对此发展所设置的前提条件（四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是空想的（由小资产阶级掌握政治领导权）。这点，俄国的民粹派在历史上证明不行。第三个条件也过于绝对化（有一个过程），第四个条件是有迁就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嫌，而这个条件的客体现在已不存在了。

第四，对“不平等交换”，肯定其主流是消极的是对的，但对不发达国家应不应该、可不可能利用这种交换，采取迂回的策略以最终取得自己真正

的发展，则认识不足。事物发展往往是辩证的，先利用自己低工资的优势引入外资，启动自己的发展，同时采取相对独立的战略把民族工业发展起来，逐步由“不平等交换”过渡到“平等交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能满足于“三来一补”。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世界经济剩余”静止化，其总量是不变的，好像只这么大一块蛋糕，中心国分多了，边缘国就会少分。不完全如此。由于技术的进步，资源开发深度的提高，“蛋糕”是会越做越大的，在中心国多分的同时，边缘国也可以增加分配的份额，或者只是相对的减少而绝对的增加。此其一。其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有缺口的，即使“大美国”体系不松动，但也会有某些“薄弱环节”会松动，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否看准这种矛盾，在“夹缝中求得自己的发展”。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他们的确是想根据发展了的世界形势，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条件下回答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问题。这应该给予肯定。但是，他们至少犯了绝对化的毛病，缺乏历史辩证法，似乎除了建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这必然导致发展的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