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与“二元”的对立

“一元”与“二元”的对立

———谈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

徐 圻

《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5月 第3期 P 46---48

一

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务实、最讲求实际的民族,而西方人则多多少少都有某种理想主义。这种差别,乃是“一元思维”与“二元(或多元)思维”的差异造成的。

我们先从宗教现象谈起。一切宗教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是对生与死的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之后的考虑。如果人们认定,一个人死后等于彻底的寂灭和完全的虚无,即肉体消亡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就不会产生宗教。因此,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或者说“灵魂不死”这个观念,是宗教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民族(当然包括中国)都有宗教意识,或者叫做“宗教情怀”;但是宗教情怀不等于宗教。宗教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它关注灵魂的最后去向,而这个去向一定是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境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涅磐等等)。为此,就要修炼。于是有了一套理论(教义、经典,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之类),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教会),以及专门的神职人员(基督教的教士、佛教的和尚等等)。这一切,目的就是帮助灵魂设法达到那个最终的理想安息地。

因此,从完全的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而西方则是宗教的重要发源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必须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一元思维与二元思维的差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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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把世界划分成为两个层次的思想家。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之上,有一个“理念世界”。前者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可生可灭的,后者则是完美无缺的永恒世界。但是“理念世界”又是一个“彼岸”的世界。就是说,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至少今生今世不可及。之所以要设定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要用它的完满来映照、衬托现实世界的缺陷与不足,让现实世界去趋向那个理想的世界,尽管它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换句话说,凡是现实的就不会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尽合理的),而凡是合理的(圆满、理想、彼岸世界)就不会是现实的。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它们处在两个界面之上;但它们又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不会分离得太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柏拉图提出的这个二元的世界图景是历史上最早的理性主义的终极关怀,它直接演化出了后来基督教关于“上界”(天堂)与“下界”(俗世)的二元对立,并且在欧洲一直延续下来.基督教思想在西方深入人心的程度是中国人不能理解的。这种思想,往坏处说是迷信、欺骗,精神鸦片,而往好处说则是理想主义、精神寄托。不管是好还是坏,都是那个二元论的世界观、二重世界的理论所归根结底造成的。

中国人则没有这种二元论。自古以来,“一体化”一直是中国人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民族,不愿意去关心那些虚无飘渺的事情,什么彼岸,终极境界、死后的若干次轮回等等。这些东西至少没有现实的生存处境问题来得重要。“理想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含有空想,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等意思。在西方,空想主义的描绘、著述很多。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培根的《新大西岛》等等,全是对某种理想的,非现实的社会状态的憧憬。而这类书,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这类憧憬,在中国人眼里跟妄想、吃饱了没事干差不多。中国人也讲要有理想,但指的是那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即只要努力就能够到手的东西。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才强调要有理想;而外国人讲的那种理想,则被认为是空想,因为它完全没有现实性。正因为如此,属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过多地去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就最能反映这种规避人生大限问题的倾向;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里,灵魂的去向问题当然不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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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终极的去向问题却基本没有,因为它显得太遥远、太玄了。中国人总是用“变神变鬼”、“变牛变马”等来刻画死后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待生命的现实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只关心“下辈子”如何,而不去操心若干次“轮回”以后怎么样的心理。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今生今世,如社会地位、善恶标准、忠君孝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准则等等。众所周知,“道教”是唯一产生于中国的东西,但是道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注重的是“长生不老”或“成仙”,也就是说,它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生与死的难题,肉体消亡之后灵魂如何,这个问题道教是要回避的。道教修行的目的,恰恰是不死。这固然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也说明了中国人的一元化,一体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区分上界与下界,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峙,没有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和现实向理想的趋附。

佛教是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到了唐代达到了高峰,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它不像其他佛教宗派那样神秘、那样强调反复的轮回,而是要把两个世界(理想与现实、彼岸与此岸)统一起来,故强调“见性成佛”、“凡圣不二”。总之,学是一个世界、一种人生追求。

因此,中国人的信教(信佛)与西方人的信教(信上帝)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的基督教徒总的来讲,并不怎么从现实功利的意义上来信仰上帝,就是说,求神保佑这样的色彩远远不及求自己灵魂得到安宁这样的色彩强烈,故信仰的普遍意义、最终意义特别被看重。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或由宗教信仰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大变革(英国革命就是由宗教问题引发的)。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十分奇怪的事情。我们的先人往往是为了某种十分现实的目标来进行战争的(改朝换代、驱暴安良、官逼民反等等,都是具体的生存需要使然)。中国人信佛,“临时抱佛脚”的多。家里有人生病老不好,或自己想升官发财,便去求神拜佛。一旦达到目的,说明是“灵验”的,便要到菩萨面前去“还愿”,然后也就不再理会那个菩萨了;如果不“灵验”,那就更不理会了。另外,中国供奉的偶像,多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什么关帝爷、灶王爷、门神、财神、土地等等。这的确表明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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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太现实了,也的确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必要的理想。而这个根子,还是那个一元论世界观和思维模式。

二

正是由于西方的二元论与中国的一元论的这种区别,造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重大不同。历史上,西方的知识分子大都拥有双重的生活。精神生活的独立与现实生活的随俗,似乎并行不悖。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一直到笛卡尔、康德、罗素,以至于当代的萨特、哈贝马斯、亨廷顿,都保持了一种在思想上和著作中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意在树立一种理想社会模型和理想人格范式,来对照现实的丑陋与缺陷;但是,他们同时又积极地参与社会现实的运作,有的人还走过了头,成了现实的附庸(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两面派、伪君子。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根本来说,还是两个世界这种信念造成的。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却一般来说拥有单一的生活。要么永远过一种生活,要么在不同时期过不同的单一生活;似乎同时有两种或几种生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孔子直到50岁时,还在仕途上奔波,他最高做到了鲁国的司寇。50岁以前,孔子主要是一个专业政治家,非常地“入世”。后来由于政治抱负破灭,诸侯们要么不听他的,要么不重用他,于是孔子换了一种“活法”,专心致志办教育、做学问,从此成了一个专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假如他当初做成了大官,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会提出后来那些伟大的思想,更难想象他的名字会流芳百世,以至影响了以后2000多年的世代中国人。孔子在一个时期里只有一种生活,在他以后的许多思想家也是如此。李白、朱熹的情况与孔子类似。李白虽然在唐宪宗、杨玉环面前表现了可贵的傲慢,但他进宫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讨得一个像样的官职;至于朱熹,他为了做官可以说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但官运始终不畅(任地方官只9年,任经筵侍讲仅40余日),于是万念俱灰的朱熹决定仿效孔子,结果开创了中国儒学的新境界。王阳明则稍有不同。他先当了一阵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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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遭贬,来到贵州修文,于是有“龙场悟道”,他的“心学”思想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后来皇帝恢复了他的官职,于是他立即走马上任,从此学问也就顾不上了。王阳明一生三个时期三种经历,每一时期都只做一件事情,不会兼顾。

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说,中国古代有一些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完全超然的、“出世”的生活态度,但仍然只过单一的生活。老子、庄子主张自然无为,他们完全脱离甚至是躲避现实(而不是用理想去批判现实、纠正现实);魏晋玄学家(王弼、郭象等人)也主张无为、清谈;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等人),完全过的是一种神仙似的生活,整日饮酒做诗;陶渊明更是跑到深山里去耕田、做诗,他对现实世界当中发生的变迁一概不予过问,他所描绘的处在理想生活状态(即“桃花园”生活)中的人,是连朝代更迭都混然不知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有这些人过的都是单一的某种生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人是没有分别的。中国人对“出家”与“在家”分得是很清楚的,两者非此即彼。只要出家做和尚,就一定得“割断尘缘”、实行“五戒”,与过去一刀两断,过一种完全新型的生活。在中国,一个人要么奉行儒学的行为准则,以一种彻底入世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即读书、做官,或修、齐、治、平,或光宗耀祖;要么愤世疾俗,或出家为僧,或隐居修行,不再与世俗为伍。所以中国的佛教寺庙大多建在深山老林里,僧人在那里修行,远离“红尘”的干扰,换了一种“活法”,在纯粹的修炼过程中求得自我的解脱。与此相反,西方的教堂却多半建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一般在城市郊外,也有不少就建在大街上,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等。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由于西方人信教十分普遍,也相当真诚,不会临时“抱佛脚”,所以不论是达官显贵, 还是平民百姓，参加“圣事’，都是经常不断的，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人每周都要上教堂做礼拜，凡遇大事还要做弥撒，因此，教堂离远了当然不行。二是基督教的性质决定的。基督教一向强调要介入现实生活，要通过教会来“拯救”罪人的灵魂，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前的多年里一直实行政教合一，而要这么做，教堂就不能盖到深山里面去，不然的话，连人都没有，还去救谁?总之，教堂的坐落，体现了西方人那种双重的生活世界，以及基督教的双重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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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还是源自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个二元论，即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和若即若离的关系。

三

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或一元论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促使我们的先人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动力。我们中国人很少有那种超自然的救世主的观念;幻想奇迹发生，以及宿命论这样一些意识都比西方人少，一切全仗人的努力，而一旦努力就会有收获。中国人特别勤奋，不相信虚无飘渺的东西，惯于用事实来说话，注重实践检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

但是也必须看到，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高度现实主义，使得我们的先人比较欠缺理想、批判精神相当不足，眼光容易为当下利益、局部利益所遮蔽，行动中比较盲从。如前所述，中国人对理想的理解是:看得见的曙光、通过努力就可以到手的东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远大的、最终的“好东西，’(所谓的“至善”了本真’，)，却不甚关心，那往往成了“空想”少无意义”的代名词。但是西方人却非常津津乐道于这种虚幻的美妙，心中老是有那么一层寄托，尽管他们很清楚:那恰恰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实就意味着缺损和不完满， 一旦理想变成现实，这个现实也就不再理想、不再美满了。但是树立这样一种理想的境界和高远的目标却相当有意义，那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揭露现实的不足，来促使现实趋向合理。而在生活中，会形成双重的价值准则(即两种生活态度);当两种价值统一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当中时，会起到约束、规整现实行为的作用。当社会上出现某种趋势或“时尚’，时，心中先进行一番澄清、掂量和批判，然后再确定自己的行动。这就避免了盲从。应当说，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缺乏沉思、审视的精神的，至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那就更缺乏了。而所谓的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在对一切现存事物作肯定的理解的同时，作出否定的理解，既作出其必然灭亡的理解;就是不崇拜任何现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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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可是眼下的中国人对现存的东西(尤其是对时尚、流俗的东西)似乎很难控制住趋同的冲动，这正是过于现实、过于功利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非常地“入世’，从孔子开始，千百年来很少有对做官无动于衷的，因为这种追求的现实好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即便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局限性也非常大，始终摆脱不了“官本位’，的规约。像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卢梭、狄德罗林漠、罗素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是十分罕见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所谓“自己的运动’，当中，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大的现实和最时髦的追求。后来下海经商成了时髦，于是纷纷下海。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反对知识分子经商，而是说，人们这么做的时候往往没有批判，而是一味地趋同，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不可取的。事实上，中国近几十年间时尚之风的不断变化只是形式上的，而实质的东西却没有改变。过分的入世态度和功利心，使得国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不断升温的政治运动中造成了自己精神素质的下降和恶化，结果，创造性的思考和独立见解没有了，人的个性被遮蔽了，刚正不阿、不随俗流的操守不见了，率性真挚的性格被消解了。而这一切，本来都是在世风日蜕、价值失范的潮流涌来时能够撑住一片天地的民族精神的脊梁;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们，怎么能做到在政治高压突然消失后又立即涌来的金钱大潮的冲击面前，保持着一种真正的“批判”态度、维系着一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精神净土呢?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乌托邦’，是需要的，人是一定要有一点精神的。现实主义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分;同时，不能审视、少有批判、过于功利，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劣根。我们在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一定要克服(至少是缓解)这种劣根性。否则，即便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按国际标准衡量的物质现代化(即经济技术方面的指标全达到了)，由于我们精神上的稳固性、深刻性、归属性不足，我们就仍然摆脱不了灵魂方面的漂泊感，也就无法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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