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的多元组合

自古及今，国人的“盛世”情结未曾衰减。近来对“汉武盛世”的关注，再次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今人对历史盛世的强烈关注，或许多少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有某种暗合之处。“汉武盛世”与其他几个历史时期的“盛世”相比较，在气势恢弘、开拓进取诸方面，确有其卓绝之处。早有历史学家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文化的统一、制度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他的时代以功业显赫、垂范后世而留名青史。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认为探析其“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远比感喟其辉煌的表征更为重要。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往往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讨论“汉武盛世”的成因，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识方法。

励精图治的共同追求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不足以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

在是否需要改革求治的根本问题上，关注时政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世”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以改革而求治方面，董仲舒无疑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一介文士的司马相如，也对汉武帝的进取功业酣畅淋漓地加以赞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汉武帝自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一时君臣都把变法求治、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励精图治的进程中，汉武帝得到了一批时代精英的拥戴，甚至是推动。

纵观汉武帝时代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将它与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趋势：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而立足于“更化”以求强盛。汉武帝与他的统治集团，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强盛，敢于知难而进，不怕承担责任，并有驾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尊重人才的政治意识

国势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去留。在竞争激烈、事功显赫的年代尤其如此。使不同风格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事保障。班固在《汉书·公孙弘

卜式兒宽列传》的“赞”中，大力褒奖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称之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他所论列的时代精英有：主父偃、卜式、卫青、金日磾、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石建、石庆、汲黯、韩安国、郑当时、赵禹、张汤、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助、朱买臣、唐都、洛下闳、李延年、桑弘羊、张骞、苏武、霍去病、霍光，“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最后一句，道出了这些人才在缔造盛世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稍微了解汉代历史的人，对上述不同凡响的人物都会心怀敬意。在军功显赫的年代，文士难免受到压抑，其作用容易被忽略，其贡献容易被抹煞。兹选择汉武帝时代的部分文士为例，略述其功业。他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实际操纵能力。

在提高儒家的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其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帝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任官制度产生的流弊，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帝。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武帝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了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为“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帝之前，或者直言进谏，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嘻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帝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的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之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之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则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帝时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这与汉代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与汉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关。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审时度势的制度变革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汉书·严助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类似议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

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帝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

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完善监察制度。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战争体制的动员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的反对，从而表现为层层的阻力。而汉武帝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的新政，却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其中的原因何在？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之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以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帝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在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内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我们关注古代“盛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