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迁移研究综述

语言迁移研究综述

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有着密切联系，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不断发展，语言迁移研究成为其重点。本文将语言迁移研究大致分为三大类：对比分析假说和语言迁移、普遍语法和语言迁移以及认知理论和语言迁移，并概述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最后，总结语言迁移的最新发展，即它不再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母语到目的语这一单一路径，而是更多地与认知科学相结合，关注迁移方向、可迁移性和概念迁移这些更加深入语言迁移内在机制的层面，进而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标签：二语习得 语言迁移 分类 新发展

一、引言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此后，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中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二语习得研究问题正逐渐深入发展，从二语习得过程来看，研究问题深入到了语言迁移、输入语、语言变异等层面（戴炜栋、周大军，2005）。其中，语言迁移一直是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语言教学的中心问题（Oldin，1989）。“语言迁移”这一术语的内涵在语言学史上一直饱受争议。据不完全统计，其定义至少有17种之多（Gass& Selinker，1983）。其中，美国语言学家Oldin（1989）的解释是：迁移是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和可能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这一定义被广泛接受。后来，Jarvis&Pavlenko（2008）对“语言迁移”给出了更为简洁的定义：一个人关于一种语言的知识对他另一种语言的知识或使用产生的影响。

学界对语言迁移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发展初期，母语被认为最大限度地影响了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此时的研究大多与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有紧密联系。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观遭到强烈抨击，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被广泛应用到语言习得研究中。语言习得被概括为一个通用模式：语言基本材料→语言习得机制→普遍语法规则（Chomsky，1966）。而此时，迁移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被贬低，其研究主要是在承认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起作用的基础上的关于句法的迁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迁移研究与心理学相结合，跳出了仅仅将迁移作为影响语言学习的某一要素的狭小视阈，更多地转向其产生机制的研究。迁移研究经历了新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随着9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得到了深化。对迁移的探索不再局限于语音、形态、句法这些表层结构，转而从迁移方向、可迁移性这些方面去解释迁移现象本身并且向概念迁移这一深层结构靠近。

二、语言迁移研究分类

语言迁移现象研究被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内，其都以当时盛行的语言学和语言习得理论作为支撑。从其最初的发展到后来的深化，语言迁移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对比分析假说和语言迁移，普遍语法和语言迁移以及认知理论和语言迁移。

（一）对比分析假说和语言迁移

20世纪50至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盛行。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行为主义心理学则将学习过程看做是有机体在外界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进而形成新习惯的过程。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Lado（1957）在著作《跨文化语言学》中，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这一二语习得研究方法。Lado（1957）认为，在二语习得中，学习者广泛依赖于已经掌握的母语，经常将母语的语言形式、意义以及与母语相关的文化迁移到第二语言习得中去。母语的干扰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并会引起语言错误。母语与目标语的相同之处引起正迁移，不同之处引发负迁移。“差异=难度”是对比分析假说的主要观点，即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越大，习得难度越大。对比分析假说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语言的差异，预测学习者在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中的难点及输出和输入中的错误，从而使学习者避免错误或尽可能少犯错误。（郭翠，2001）

很多实证研究从音系、词汇等层面为对比分析假说中的迁移概念提供了证据，但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其研究结果对它提出了异议。如Dulay&Burt（1974）的词素习得顺序研究表明，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对英语屈折后缀的习得具有相似的顺序。由此可知，母语只是影响二语习得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不是唯一因素。Hammerly（1982）的研究表明，母语与目的语的相似点经常是学习者易犯错误的地方，一些易于观察到不同点常常使目标语结构更轻松习得，即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学习困难。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对比分析假说所支持的迁移概念并不能完全预测发生在二语学习者身上的困难。

（二）普遍语法和语言迁移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衰落，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假说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挑战。而此时，通过对许多研究中所观察到的二语习得现象进行解释，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被推至顶峰。语言迁移这一二语习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开始套上普遍语法理论的框架。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分为标记理论和中介语表征中的语言迁移两类。

1.标记理论和语言迁移

传统的标记理论将语言成分分为“有标记的”（marked）和“无标记的”（unmarked）这一对对立形式。有无标记一般指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特征（王立非，1991）。70年代，这一理论与普遍语法理论相结合被引入语言迁移研究。普遍语法分“核心语法”（core grammar）和“边缘语法”（peripheral grammar）。核心

语法是语法的普遍规则，是无标记的；而边缘语法是某个语言的具体规则，是有标记的。不同于对比分析假说将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等同于难度，标记理论认为所有的差异都会导致迁移，认为语言习得先习得无标记形式，后习得有标记形式，无标记形式比有标记形式更容易习得，标记程度和习得难度成正比。它分析了语言迁移发生的限制因素，认为并不是所有目标语和母语有差异的地方都会发生迁移，迁移是否发生，取决于相关成分的标记程度（常辉，2008）。Kellerman（1979）、Zobl（1984）、Eckman（1977）等人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证据。Eckman在1977年提出了“标记性差异假设”（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理论，提出可通过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标记性差异（有别于语言差异）的比较来预测二语学习者的困难区域。对于标记理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标记性的确定并无统一标准。标记性是相对于无标记性而言的。不同语言的语言结构标记性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学者对同一语言结构的标记性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空主语参数，[+null subject]在Hyams（1986）和Phinney（1987）等人看来是无标记的，而White（1989）等人则认为是有标记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空主语参数不存在有标记、无标记之分。（常辉，2008）

2.中介语表征中的语言迁移

标记性理论与普遍语法中的原则和参数理论（Chomsky，1981）有着紧密联系。此时，随着普遍语法的盛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向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可及性及中介语初始状态转变。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理论认为，中介语属于自然语言，自然语言的所有普遍性也适用于中介语（尹洪山，2007）。这一时期的语言迁移研究主要有三个代表性的假设：（1）Schwartz & Sprouse （1996）的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设（the Full Transfer/ Full Access Hypothesis）；（2）Vainikka & Young-Scholten（1996）的最简树假设（the Minimal Trees Hypothesis）；（3）Eubank（1996）的特征值缺省假设（the Valueless Features Hypothesis）。

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设认为，母语语法成为中介语的初始状态，母语特征可以全部迁移到中介语的初始语法中，二语习得内容可借助母语表征来解释。最简树假设同样认为母语表征构成了中介语的初始状态，但只有母语语法中的词汇范畴被迁移到中介语的初始状态，功能范畴并不存在迁移现象。特征缺省假设认为母语语法构成了中介语初始状态的主要内容，词汇范畴和功能范畴都存在，但功能范畴的特征值（feature values）并未发生迁移。这三种假设均在普遍语法的框架内考察母语迁移现象，通过跨语言的比较揭示了母语迁移的某些规律和特点。但是，由于没有考虑语言习得的认知因素，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可靠。（尹洪山，2007）

3.认知理论和语言迁移

随着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语言被认为是人类普遍的认知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方法的习得（McLaughlin，1987）。语言迁移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视角，转向对语言迁移产生机制的深层解释。迁移不再是行为主义所认为的简单的以一种语言习惯取代另一种语言习惯，而是由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加工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心理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Pienemann

（1998）提出的“语言可加工性理论” （Processability Theory），作为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认可。语言可加工性理论旨在通过研究学习者大脑的语言加工程序，揭示语言加工能力对语言迁移的制约作用，预示中介语的发展途径（尹洪山、刘振前，2007）。根据这一理论，在第二语言发展的任何阶段，学习者只能产出并听懂语言加工机制在当前状态所能处理的语言形式。（Pienemann，1998）

Pienemann（2003）将其理论建立在语言加工的四个基本前提上：（1）语言加工的具体程序相对自动化和专业化；（2）语言加工具有逐渐递增性；（3）加工器的语言产出呈线性延伸；（4）语法加工需借助于语法记忆。他认为语言递增生成过程中有五个加工程序被依次激活，构成了一个语言加工程序序列等级，它们分别是：

词条提取程序y 范畴程序y 词组程序y 句子程序y 从属句程序

通过这个等级，可以预示中介语的发展阶段（Pienemann，2003）。这个理论也给出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表征并不像普遍语法所认为的构成中介语的初始状态，它要迁移到中介语中，受学习者的语言加工能力的制约，只有当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某一等级的语言加工程序能够处理与之相关的语言结构时，这一等级所代表的母语表征才会发生迁移。Pienemann等人（2005）指出，语言加工能力对母语迁移的这种制约作用不受语言类型关系的影响，如果两种语言的类型关系比较密切，处于语言加工程序较高等级的某些语法特征未必会出现迁移现象。

三、迁移研究新发展

认知科学的发展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年来，语言迁移研究逐渐突破语言表层结构的迁移现象的研究，探索语言深层结构，如语义迁移现象以及语言迁移的内在机制。其中三大新的研究领域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1.迁移方向研究。语言迁移被分为三个方向：母语对目标语的“正向迁移”（forward transfer），目标语对母语的“反向迁移”（reverse transfer）以及二语对三语、三语对四语等过渡语之间的“侧向迁移”（lateral transfer）（徐庆利，2013）。Cook（1992）所提出的“复合语能力观（”multi-competence）使更多的目光聚焦到反向迁移研究，语言迁移研究不再只有母语到目标语这一路径。2.可迁移性研究。语言迁移研究转向深入探究促使或抑制迁移发生的各种条件（Jarvis&Pavlenko，2008）。语言、心理、社会等更多方面被引入解释迁移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其中“心理类型”（psychotypology）和“心理标记性”（psycho-typicality）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制约迁移因素的研究。3.概念迁移。基于认知科学的许多实证研究承认，母语可以从语言和认知的接口处影响二语（Kellerman，1995），从概念层次考察母语影响的研究得到了重视。Jarvis在1998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概念迁移”。它以新沃尔夫主义为语言学理论基础，既是一种理论假设，又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基本思想是：语言使用者由于受另外一种语言习得的概念和概念化模式的干扰，其对当前语言的理解和产出会受到形象（Jarvis，2007）。二语习得的一个基本过程是对先前的母语概念表征系统进行重组（姜孟，2010）。研究者从多个概

念域，如情感、人物等来考察二语学习者的概念迁移表现。概念迁移的研究将语言迁移研究从语言知识提升到语言的认知层面，更深入地探究了迁移的本质。四、结语

语言迁移研究在近年来的二语习得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初始到现在，语言迁移研究经历了对比分析假说、普遍语法和认知理论的发展阶段，并且大量的实证研究在不同时期为其提供了支撑。语言习得中认知的引入越来越多地将研究视角转向对迁移这一内在机制的探索，而不仅仅停留在将其视为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一个影响因素的层面。迁移方向、可迁移性和概念迁移这三个新的领域在不同层面上拓宽了语言迁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语言迁移研究虽然在不断取得成果，但研究者们仍然在寻找母语在二语习得中所起的作用的答案。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采取动态的视角，将母语影响放置在二语水平的发展这一环境下，探究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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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波 安徽合肥 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 23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