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深圳教师，亟待“减负”
导语：
减负？难道它的主语不应当是学生吗？怎么会置换成教师？
当社会上“为学生减负”的呼吁声此起彼伏之时，也唤起了老师们疲惫的反思：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周只休息1天，老师是人还是神？今天的老师是否已成为教育生产线中一个可随时替换的零件？抑或他们仍站在高高的职业道德讲坛上，扮演一个无欲无求的蜡像公仔？
版一 教师超负荷状态·样本
每一天工作近12个小时
导语：
杨老师的一天，不是个案，而是每天都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中的老师们日常生活的“克隆体”。许多老师习惯于长时间的体力透支，因为超负荷工作，所以饮食不规律、心理压力过大，所以不能保证正常睡眠、不注重营养保健、不进行体育锻炼，所以积劳成疾。
杨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如果不能使自己成为超人，也至少要成为超人第二。
样本资料：
杨老师，女，31岁，深圳某重点中学高二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据杨老师的同事介绍，杨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是“学校大力宣传的一个班主任”。
日工作12小时，每周只休息一天
“我已经不习惯轻松下来了，就像绷紧的弹簧，不能马上松弛。”杨老师刚刚检查完班里学生的课间操，她随便在学校食堂的一角挑了一个位置坐下，督促记者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因为她很快就得去上课。
杨老师一个典型的生活时间表是：一天工作11－12个小时，睡6.5个小时，一周只休息一天。对于惟一可休息的周日，杨老师感到非常难得：因为如果遇到有培训课，连这一天的休息时间都不会有。
每天早上6点，杨老师便起床开始她忙碌的一天。首先要赶上6时30分的校车去学校， 7点20分之前，杨老师必须准时来到班上，因为“学校有规定，早读课班主任一定要在。”而如果当天的课安排在早上第一、二节，吃早餐的环节往往就得“忽略不计”。
在连续给学生上完4节课后，杨老师匆匆赶到学校饭堂吃午饭，之后再到学生宿舍去检查午休情况，回来在办公桌上趴着休息一会，接着去上下午的课。在教学任务最重的时候，她一天要上10节课，共7.5个小时。而一个老师正常的课时量应该是每天2节。通常上完一天课后，杨老师会感到体力和脑力都透支过度，甚至连饭都不想吃。“有时我会想：长期这样下去，后果是什么？非常恐怖，所以不敢想。”杨老师摆了摆手。
晚上10：30，仍需接听家长电话
上完课，杨老师一般都得在学校待到6点半才回家，因为学生在校发生的所有琐事班主任都得管――做操情况、校服和发型、午餐、午休、班级卫生、上课纪律、处理科任老师的投诉……这些全都属于班主任工作的“势力范围”。杨老师告诉记者，学校经常在各班级之间开展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如各班期中考、期末考和高考的成绩排名、每周“流动红旗”评比等活动，过分的竞争导致杨老师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微妙。
回家忙完家务后，杨老师还得备课、批改作业、接听家长的电话。有家长曾说：“知道老师很忙，所以我们一般10点半以后才打电话。”而一个家长的电话往往一说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遇到有晚修值班任务，杨老师回家的时间还得延长至晚上10点半。杨老师通常凌晨一两点才能上床睡觉，这几乎成为杨老师一天既定的程序。
早出晚归，孩子缺乏安全感
除了工作外，家庭则是老师不可避免的压力来源之一。杨老师在孩子仅有7个月大时就担任了班主任，但因为每天早出晚归，她几乎没有时间与孩子交流，现在更少有时间参加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举办的各种活动。为此，幼儿园的老师曾多次提醒杨老师：“感觉你的孩子缺乏安全感。”
杨老师很无奈地说，做班主任真的很难，尤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去年学校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全是男老师。”杨老师愧疚地告诉记者，早上从家里走的时候，孩子还在熟睡，晚上回家后，孩子又睡了，有时一天下来都没能和孩子说上几句话。” 杨老师的同事曾戏称：“老师在学校和同事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待的时间要长得多。”
“事实上，很多老师都不愿意多拿这些钱，多一千少一千，我们都无所谓，主要是太累了。”杨老师感慨说：“生命透支太大，10年之后，大家都会倒掉。”
透视现象
现象一：班主任既当“老师”又当“保姆”
有老师曾刻薄地形容：“现在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能用50%的精力来教学就算不错了，另外50%的时间就要用来经受折腾”。其中一个典型的“折腾”是：填写海量的表格。班主任究竟要填多少份表格？深圳某中学的一位老师曾经对此作过统计，结果令人震惊不已：一个班主任一个学期竟要填写超过四百张表格！其中包括学生学籍表、学生评价手册、教学常规检查册、备课手册、听课手册、班主任工作手册、后进生转化手册、德育统计表、评优评先统计表、教学论文、班主任工作论文……
此外，当班主任，还必须为学生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学生的头发长了、衣服不整齐，老师都得注意到，否则将影响班里的德育总分。学校还有规定：班主任“三操一课一自习”必须到，开会要打考勤，请假要层层审批。“三操”是指早操、课间操和眼睛保健操时间；“一课一自习”是指课外活动和第三节晚自习时间。在这些时间里，班主任都必须“盯上”。
班主任在管理上花费大量精力，在教学上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深圳一所省一级中学的王老师向记者坦承：“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教学、如何教好自己的学生。” 而另一所中学的陈老师则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而像失眠、胃痛、腰椎劳损等病痛有如家常便饭。
现象二：对升学率无一例外地崇拜
对于深圳的许多老师而言，升学率是悬在老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另一些
老师把高考形容为一把刀。“高考就是一把刀，教育主管部门把刀架到了校长的脖子上，校长又把刀架到了老师的脖子上。” 深圳一所重点中学的朱老师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如果一个老师带高三老是带不好，也许将来就只能永远带高一高二，这也就意味着，他沦为了教师队伍中的“二等公民”。
“在整个中学校园围墙里，都弥漫着一种对高考无条件崇拜的沉重气氛。”深圳另一所中学的梁老师向记者提及的一个细节是：为了节省时间，该中学的高三老师在吃午餐时，全都习惯于“叫外卖”，并实行严格的“坐班制”。另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去年的大年三十，学校的高三毕业班还在补课。而且，现在的高考升学率，不再追求本科率，而是追求重点大学率，追求名校率”
不仅是高三，高一高二、初一初二也进行各种考试评比活动，月考过后，学校都会召开一次“教师大会”，事实上就是“考试分析会”，会上通常会公布各班的月考成绩，每次开完会，老师们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升学率的崇拜就是教育界的GDP崇拜，哪个教师带的班升学率高，哪个老师就是英雄。”一位教育专家告诉记者，深圳公办学校的老师收入不低，但心理压力特别大，主要是学校抓高考“抓得扎实、抓到了极致，强调老师苦干，不强调巧干”。长期以往，老师和学生都会“变态”。
现象三：老师的付出与回报落差大
同时，不算太高的报酬也让教师们尴尬不已。深圳某市属重点中学的韩老师今年已有3年教龄，他每月的基本工资是3600元，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课时费，全部收入是4200－4300元（税后），“四千出头的工资，一但供了房子，老师就变成了‘赤贫’阶层，但社
会上许多人却认为深圳的教师属于高收入群体。”
班主任比一般的科任老师要多拿300元补贴，但班主任为此付出的劳动量却高出科任老师数十倍。“班主任的任务太重，补3000块都做不过来，何况是300块。”一位班主任感慨说。教师的报酬少，只好做家教，而做家教的心理压力也很大，老师必须要让学生出成绩，否则将影响到家长对老师的评价。
高付出与低回报的落差，让教师心理失衡。而少数“害群之马”的师德失范，则导致社会对教师认可度下滑，有老师戏称，今天的教师已从农业时代的“尊者”，成为信息时代的“学习的服务者”，教师的职业自豪感明显下降。采访中，许多老师向记者感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孩子往往不屑于老师说的话，而学校则要求教师要不断奉献。“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教学生了。”
家长则把对孩子的高期望值转嫁到教师身上，当孩子成长与自己的愿望出现偏差时，一些家长首先会责难教师。有老师告诉记者：“按校规对学生管严了，学生不满意，家长就会以‘消费者’的身份找来，甚至有家长为此专门打电话质问老师，很是伤害老师的自尊。”
现象4：代课教师转正遥遥无期
王老师是深圳宝安某中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同时也是一名高级教师，从内地到深圳之前，她还是省里的骨干教师。但最近，王老师却希望离开这所中学，到东莞或珠海去工作。王晓娟认为：作为代课老师，自己正经历着某种可怕的“渐进式扭曲”。
据了解，代课老师的工作量和在编老师的工作量相差无几甚至更多，但在待遇上却少了近一半。而其中，不少代课老师持有高级教师职称，有的还在内地担任过校长或教学主
任。
在龙岗，许多代课老师都因为长期以来无法转正，而认为自己“没有出路”。一位来自龙岗某中学的代课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里有的代课老师由于收入太低，一家三口挤在学校提供的单间宿舍里。尽管学校曾对老师许诺，有8年以上教学经验的代课老师可无条件转正，但学校一位有着13年教学经验的老师“至今动都没动过。”
在罗湖区某公立中学，代课教师人数占据了学校老师总人数的60%，该学校的一位老师说：“干活干得多认了，钱拿得少也认了，但很多时候精神上的压力特别大（例如担心自己可能随时被‘炒’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很多代课老师都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甚至四等公民。”该中学的方老师告诉记者，面对繁重的压力，许多代课老师“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安居才能乐业，不安居，叫老师怎么能乐业？”一位教育工作者这样感慨。
版4 教师超负荷状态·出路
有没有可能全省不补课？
导语：
谁能为教师减负？如何才能减负？社会对教师“减负”问题的无奈与麻木，既源自教师群体的一次集体失语，也折射出中国教育评价体系的重重烦恼。超负荷工作的压力时时困扰着大多数教师，他们企求在教育系统中能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机制，但现在看来还需要时间。因此，他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减负之道
打报告，号召全省不补课？
教师超负荷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老师说，从高考制度诞生的那一刻。一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教师的压力问题，其实就是我国教育评价体系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教师评价体系问题。这位老师认为，现在要完全实现为老师“减负”“显得不太可能”。因为高考的选拔功能仍然很强，老师的大部分压力都来自“升学率”这个硬指标。
“如果哪一天，社会上不再以升学率评价这个学校，哪一天，学校不再以升学率来衡量一个老师，那老师的压力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深圳一位教育研究工作者作了一个推断：在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下，教师的负担必然过重。同时，这位教育研究工作者建议：“我们能不能打个报告，号召全省不补课？为什么要号召全省？因为你不补，别人还在补，你就担心自己吃亏。”
提高教师待遇水平
不断增多的工作量让教师们习惯于戴着“奉献”的面具在舞蹈，这既是教师职业的伟大意义，同时也不乏忽略人性的痛苦感觉。在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今天，深圳的许多的教师仍然在“无私奉献”和“按劳取酬”之间尴尬地摆渡。在采访中，有市直属中学老师向记者反映，在深圳，市属学校和区属学校的老师实行不同的薪酬体系，而往往区学校教师的收入要高于市属学校教师收入。一位区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研究者称，这几年教师的待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与社会整体水平相比还是偏低。教育系统与学校一方面应该考虑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也应该重视现代化薪酬管理体系的建设，以确保薪酬系统的公平、公证性。
减少形式主义培训
一位中学老师认为，学校应该少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一些实效性的培训，以实现在有限的范围内为老师“减负”。现在，老师们每年都会把无数个周末泡在“继续教育”上。而对于许多老师来说，继续教育形同鸡肋。“许多老师在上课时不是睡觉就是签个名走人，大部分教师就是为了拿学分，因为教师在评职称时有规定，每年要达到40个继续教育的学时。”“所以，只要按时上课，并参加继续教育课考试，无论考得多差，最后一定能拿到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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