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广东军阀陈济棠奉命派其第一军出征湘赣边界大庾地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也奉命派遣桂系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配合，后又增派四十五师134团加入其中。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两广军队。这两支部队担负了苏区西面的围剿任务。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夕，两广军队已经攻占了信丰、定南、安远等苏区地方。当第五次围剿逐渐得手，中央苏区面临覆灭时，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两广停战。以便红军有可能突围。

李、白也自有打算。李称：“其（指蒋介石）期待我和共军互斗而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白也对部下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

1934年8月，肖克的湘赣根据地失守，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向湘、桂、黔突围，李、白命令桂系第七军廖磊部，在进入广西的龙虎关、永安关、清水关、雷公关等要隘重兵设防，不使红军进入广西。其他地方则按照“只宜尾追，不宜堵击”的原则，决不与红军打硬仗，第七军六个团成了肖克的红六军团的“护送队”，一直“送”到贵州施秉、石阡地区。同时，白崇禧电蒋：“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其实白早已秘密潜至江西安远四十四师师部，面授机宜与王赞斌，令其向粤军余汉谋交接，率部急返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增加堵截红军及中央军进入广西的兵力。8月底，蒋准白的请求，桂系部队立即撤回广西。余汉谋令粤军陈章旅到安远接防。

1934年9月，得知两广军队动态后，朱德致函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的五项建议。陈立即密电约周、朱约派代表密谈。周、朱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寻邬县附近与陈所派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路通报；3，两广军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利用陈的防区作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陈部撤退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可用陈部护照。

有此秘密协议，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陈济棠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让开一条通道，使红军经过他的防区信丰、大瘐顺利进入湖南汝城；红军也沿湘粤边境西去，不进入广东。

而桂系派到蒋介石机要系统的王建平密报：政学系干将杨永泰提议蒋“一举除三害”，压迫红军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央军乘机跟进，消灭红军的同时，也解决桂系与粤系问题。并称蒋已经采纳杨的建议。

11月13日，蒋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等三十万大军追剿。设总司令部于衡阳，又电令贵州王家烈部及广西白崇禧部协助追剿。还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健与中央军周浑元、薛岳部在湘江以东利用有利地形夹击红军，答应拨付开拔费100万元给桂系，所用弹药实报实销。

桂系则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军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已经七日，任由红军开向广西方向。白崇禧首先紧急调回在贵州南部的廖磊部，加强桂东北防御。接着桂系接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讨论红军的几种可能去向，白最后断定，红军最大可能为经过广西北面进入贵州，然后攻入四川。认定防共不如防蒋。李、白连接致电蒋，称桂系完全有能力拒红军于广西境外，暗示希望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蒋复电，不到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为达到既防共又防蒋并且不能两边作战的目的，李、白决定放弃原来坚决拒红军于境外的策略，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相应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45师防守恭城、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要隘，坚决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44、24师防全州、灌阳，但必须对红军开放，采取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其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

11月下旬，红军主力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旧路进入广西，结果湘江一战，红军惨败。正当红军形势危急之时，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