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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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观察家》 2016年第9期

杜君立

佛家素有“成住坏空”的轮回之说。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商帮，晋商历经明清两代，曾经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和荣耀，但在现代化的大潮来临之际，最后却黯然倒下。余秋雨先生说：“我认为，是19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从鸦片战争始，中国的现代化伴随着一系列严重的暴力和动荡。从晚清到民初，战乱不仅毁灭了农业经济，更让传统商业无处容身。在暴力掠夺面前，财富与劳动和智慧失去联系，乱世中的商人往往脆弱不堪。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财富反倒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灾难。在一场又一场的浩劫中，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被掠夺一空。与此同时，现代化所带来的新文明与新秩序，又让这些传统商人无以适从。往日不再，曾经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祸不单行

正如晋商的兴起是因为明朝初年的战争需要，晋商的衰落也与晚清时期的战乱时局有密切的关系。山西票号曾依靠战乱而崛起，最后也在时局动荡中损失惨重。最为讽刺的是，清朝的覆灭，不仅不是一种解放，随之而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

山西票号向来“北存南放”，即在北京等地大量吸收王公大臣显赫地主的存款，然后再在江南一带投放给工商业。战争一起，票号的商路和汇路基本断绝，大量贷出去的款项无法收回，票号损失惨重。影响最大的就是持续10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地区自古富庶，工商业极其发达，又是晋商倚重的茶叶和纺织品的重要产区。太平天国战争彻底毁灭了江南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晋商的货源枯竭，商路中断。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

更令晋商雪上加霜的是捐输。战火四起，作为财税主要来源的江南一片糜烂，清廷疲于镇压，财政吃紧，便盯上了富商巨贾的腰包。“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至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159万余两”。咸丰六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270万两白银，占了将近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

太平天国战争硝烟散去，以后每逢战事，向晋商寻求捐输基本成为清廷的一种惯例。1864年，左宗棠出兵西北，镇压“回乱”，大量军饷都由晋商和陕商提供。“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甲午战争爆发，山西票号又成了冤大头。到清末时期，各种对外赔款重压之下，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许多赔款都由晋商垫付，这些欠账后来因清廷覆灭而成了一笔死账。晋商的大笔银子流入官府银库，作为回报和安慰，他们可以得到大小不等的官衔——这种官衔并非正式任命的实缺，而只是一种品级上的名誉。比如日升昌的财东李箴视荣获四品知府的头衔。因为捐输太多，李氏家族上下几乎都拥有这种荣誉官衔，甚至连早已入土的祖宗和家庭主妇也都捐了头衔。

对“亦官亦商”的晋商来说，一旦沦为官府的命运共同体，清朝的覆灭就成为致命一击。清朝覆亡，晋商也随之成为陪葬。现在回头看，谁也没有想到辛亥革命会突然爆发，时局突变，官府倒台，借出去的大量款项无法收回。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日升昌

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广西军政府持枪抢走10万两白银；天成亨票号遭遇土匪抢劫，损失现银100多万两。到1913年，山西14家主要票号被拖欠债权达3000多万两。有资料这样记述晋商衰落：“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

祸不单行。作为国际商业集团，晋商的国际贸易也遭遇滑铁卢。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后，延续数百年的恰克图商道被废，晋商的茶叶贸易尽为俄商所夺。在日俄战争中，晋商在东北经营几个世纪的商业网络遭到破坏，1907年，仅营口一地的晋商就亏折200余万两。从一战到俄国革命，俄国社会频繁动荡，在俄晋商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拖欠货款、劫掠商队、屠杀绑票等恶事屡见不鲜。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几家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140万两。革命政府成立后，这些晋商全部被共产，一夜之间沦为乞丐。

长期研究晋商文化的经济学者梁小民先生指出，最终摧毁山西商人的并不是这些动荡，而是山西商人自己。而且，社会动荡也为晋商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开放的眼光和革新精神，守旧的经营方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进步，最终只能被无情的历史淘汰。正如尼采那句名言：不蜕皮的蛇只有死路一条。

错失良机

在中国历史上，整个19世纪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近代时期。晋商作为传统的农业时代商帮，在“五千年所未见”的历史大变局面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西方文明的碰撞，除对腐朽的清政府构成“船坚炮利”的军事挫败外，中国传统工商业首当其冲，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因为对外通商条约的限制，外商在中国拥有各种低税或免税的优惠特权，而晋商却只能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苟延残喘，从而使经营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因晋商采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相比西方工业技术显得极其落后，从而导致质次价高，在与洋商洋货的竞争中严重处于劣势。

山西煤矿和铁矿资源丰富，以煤炼铁极其方便，故而铁器向来是晋商最为典型的主打商品之一，山西土铁赫赫有名，不仅畅销全国，甚至远销海外。乾（隆）嘉（庆）年间，长治荫城便是全国铁货集散中心，每年交易额达1000多万两。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洋铁持续大量进口，山西土铁便滞销不畅。根据当时烟台海关的报告，1868年进口洋铁11932担，1896年即进口洋铁50701担，洋铁逐渐取代了山西土铁，甚至连山西本省也不例外。“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今晋城），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

再以缝衣针为例，在洋针进来之前，山西土针几乎一直是中国针的代名词，晋商是绝对的垄断者，晋城太阳镇的土针甚至远销中亚一带。西方工业革命最早实现了钉子和针的大批量生产，这些进口洋针光滑坚硬，物美价廉，相比之下，山西土针都是手工制造，成本高，质量差。无论生产者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将土针的价格降低到一包（90~100枚）50文以下。土针就这样被洋针取代。针虽小，但家家都需要，从全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大市场。1867年到1881年，仅进口洋针一项，就从白银53671海关两增加到334969海关两，增长了将近6倍，1887年以后，传统的土针几乎绝迹了。

梁小民认为，“晋商没有完成两种转化。一种转化，就是没有从封建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工业资本，没有完成这种转化；那么第二种转化，就金融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晋商重视贸易而轻视工业，即使票号业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资本也没有用于投资工业制造业。票号的钱主要放给钱庄和大商人，这些钱主要都用于周转和救急，

很少做长期投资。可作为对比的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往往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从而获得更大更稳定的收益。

此外，山西票号在体制上完全不同于现代银行。自创立之初，山西票号就采取“一言九鼎”的信誉贷款模式。只看重对方的信誉，不需任何抵押。相比之下，现代银行主要是抵押贷款，注重法律和契约，从制度上来说，这要比票号严密得多，自然也更为优越。票号业的兴起以及与清政府的合作，并没有推动中国的币制改革，相反，西方银行从进入中国开始，就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迅速主宰了中国金融业。此举严重打击了仍停留于传统银两汇兑的山西票号。

值得令人玩味的是，面对这种冲击，隐居山西老家的票号老板们并不以为意，他们并不把西方银行放在眼里，采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消极姿态。后来终于不得不面对银行这个新事物，一些有远见的票号经理开始向东家提出改革票号的主张。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组建中的大清户部银行力邀山西票号入股。这个参与国家银行的天赐良机竟然遭到了票号老板们的一致拒绝，从而失去了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机会。

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票号经营陷入困境，一些票号债台高筑，“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讨，多饿死于道途”。

尾声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商人，但是他们不能被看作大资本家。”尽管晋商靠从内部自发而生的制度创新有了发展，但他们还是没能成为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家。晋商是特定历史下特有的产物，因为生存条件的原因，当初因穷则思变而兴起，后来则因富有而失去更高的追求，“急于享受而不求再进”。晋商虽然足迹遍及中国和国外，但眼光始终没有离开山西和土地，著名的日升昌等“十大票号”总部都在偏僻的平遥，很难想象，这些“乡下财主”竟然控制着一个覆盖所有繁华大都市的庞大金融网络。

总体上来说，晋商是保守和封闭的，他们完全是农业制度下的商人。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自乾隆至道光期间，奢靡之风盛行于晋商，“饰亭台，聚古玩，买妓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纵籀博蓄优伶宾从杂罗，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商业经营积累的财富最后都变成了乡下一座座豪华体面的深宅大院。保存至今依然完好的晋商大院仍有1000多座，著名的如乔家大院。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中仍可看见晋商的影子。主政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便出身晋商，而原籍山西太古的孔祥熙更是一名纯正的晋商。孔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级中高层管理者几乎全部都是山西人，人称“任人唯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