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客观叙事特征

Aug．2004

论《左传》的客观叙事特征

朱占青

（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左传》在叙事上的成就非常突出，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之作。《左传》同时采取了客观叙事和干预叙事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即为了确保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叙述者在故事中极力“隐身”。为了实现价值引导和叙述客观性的统一，《左传》又采取了叙述与评论分离的策略。 关键词：叙事；叙事者；叙事动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4－0052－04

作为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左传》以其叙事成就在文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同时赢得了声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云：“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亦云：“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得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2]　

前人对《左传》的叙事艺术倍加赞赏，亦做过不少细致的研究，但总以评点式、印象式的批评居多，带有很强的正统观念和主观色彩。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不足之处是往往造成对文本的过度阐释。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方面来研究《左传》的叙事笔法和审美用意。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云：“中国叙事文学可以追溯到《尚书》，至少可以说大盛于《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长于叙事的编年史，《左传》不仅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对后世史家和文学家的创作也起到了典范作用。因此，选择叙述者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收稿日期：2004-01-20

历史叙事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对已逝事件的认知。既然已逝事件具有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性，忠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便是史家神圣的职责。为此，追求叙事的客观性成为《左传》的一大特点。

同样是追求叙事的客观效果，东西方的叙事笔法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左传》的写作年代大致相当，下面将两者加以对比说明。

《历史》第一卷卷首便有这样一段文字：“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

[3]

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这段简短的文字清楚地点明了《历史》的作者和创作宗旨，颇有点“文责自负”的意思。但类似这样的声明在《左传》里是没有的。《左传》的文本既无署名的叙述者，连叙述者本身也要尽量隐匿。它说明自己的宗旨采用的是一种迂回方式：“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叙述者借用君子之口极力称赞《春秋》书法，表达对先人功绩的仰慕之时，效法之情溢然而出。

我们不妨再援引一些《历史》的片断，以便观察其中常见的叙事方式：

作者简介：朱占青（1965− ），男，河南上蔡人，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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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争端的是腓尼基人。他们说，以前住在红海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程。……”[3]

“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地来到了埃及，而从这件事开始，也就惹下了祸端。他们说，在后来，又有些希腊人在腓尼基的推罗登陆并把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劫了去。在我看来，这些人多半是克里地人。”[3]

作为对照，我们把《左传》的第一篇叙事抄录如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姜武，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隐公元年）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部史书的叙事者大不相同。《历史》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有一个和主名作者相同的叙事主体“我”，“我”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不仅在叙事开始自报姓名和题旨，而且在叙事过程中也常常出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历史》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在《左传》中几乎是见不到的。《左传》的叙事中找不到自报家门的叙述者，叙述者隐身于文本当中，既不讲述也极少评论，更不介绍材料的来源和取舍的原由。它采取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叙事方式，尽量让事件以其本身的状态呈现。作者的判断也以定论的形式出现。《左传》的叙述者似乎告诉人们：他并不是在讲述。因为讲述必然沾带主观情绪，让人怀疑内容的真实性。他只是在描写历史的原貌，努力为我们再现出一个真实的过去。一切容易导致读者怀疑的问题，在进入文本之前就应该把它们解决掉。像《历史》中对同一事件的那么多“说法”，而且还互相矛盾，在《左传》中是不能容忍的。

由于叙事者对材料来源进行公开的探讨，允许彼此相矛盾的解释存在，使得《历史》的叙事呈现出开放的格局。读者既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其认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对叙述者提供的材料进行考证。总之，文本的意义尚未完结，后人可以对之不断地补充、阐释、批判，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建构之中。彼此矛盾的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各

个侧面。在辩证中寻求真理——古希腊精神在它们的历史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因此我们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表面上看有主观倾向之嫌，但《历史》叙述者的开放策略仍然使之达到了客观的效果。

与此不同的是伴随着《左传》文本的完成，文本的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自圆其说的陈述方式，不动声色的叙述口吻意味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即使叙事当中有一些强拉硬配的因果关系，读者也只能接受。因为《左传》既不提供第二种解释，也不出示材料的出处，后人更不可能杜撰一个出来。

历史编篡者的目的总是尽量想让自己笔下言说的历史符合历史发生的真相，可以经受来自当事人、目击者、文献档案、乃至考古学、地质学上的验证，尽管这些材料有的彼此矛盾、有的湮没无闻、有的缺乏旁证、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则在被记载的同时也被窜改……甄别材料的真伪并将之按照事件发生的原样叙述出来，绝非易事。这不仅有赖于文献的可靠和齐全，更有赖于编纂者的学识和水平、眼力和胆气。像《春秋》这样采用标题新闻方式来记录史实的史书，其编纂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客观，杜绝编者的臆断，宁可牺牲“大义”。其结果，却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因为它所承载的信息量实在太少了。《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这是曹魏时候的数字，实际上传到清代，其中又脱漏了1400余字。不可想象242年的历史用“万八千字”就能说得清道得明。仅就此而言，《左传》的存在就功不可没。任何一位史家都会承认，如果没有《左传》，关于春秋时代的研究将会处于多么困窘的局面。

可以说，《左传》的客观叙事是“史书”这一特殊文体对于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家的基本职责。如果一部史书的出发点是不顾史实的虚构，这部史书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野史固然可以作为对官修历史的补充，但由于可信度的问题，它始终不能进入正史的行列。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民间身份和材料来源不甚可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野史大多采用的是见闻录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容易怀疑其中掺杂了叙述者个人的态度，描述史实会有失公正。

我们认为，《左传》的客观叙事的第一个特征是书中对白的大量采用。这是叙述者隐匿的重要标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云，苏格拉底把言语划分为陈述与模仿两种方式。间接引语和概述属于“陈述”，因为陈述带有叙事者存在的明显痕迹。而对话、独白等直接引语则多属于“模仿”，在模仿状态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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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真相是自然显示，直接呈现的，虽然对白、独白也是出于叙事者的一手安排，但他的声音并不在场景中出现，因而便制造出不是他说话的幻觉：

后子见赵孟。赵孟曰：“吾子其曷归？”对曰：“鍼惧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赵孟曰：“秦君如何？”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末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赵孟曰：“天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鍼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昭公元年）

这是《左传》常见的对白，除了廖廖几处对人物行为的描写，如“后子见赵孟”、“赵孟视荫”、“后子出而告曰”外，全部是两个人物的对话，而且对话的内容很短，最短的只有两个字。如果用叙述者转述，篇幅会短得多，至少可以省去六个“赵孟曰”和五个“对曰”。可是如果采用叙述者现身转述，场景的作用就消失了。场景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个“正在进行”的环境，让人物在其中行动和对话，读者的目光也仿佛从赵孟移到后子，又从后子移到赵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謦欬亲闻的“在场感”。

《左传》不仅完整地记述人物的对白，在对白中出现的突然停顿和打断，它也照记不误。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是襄公四年魏绛劝晋侯和戎。晋侯好田猎，魏绛使用后羿的故事劝谏：

……《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

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另一则是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庆封与晏子合盟：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

以上两则对白的中断固然大有其深意，但仅就叙事层面而言，仍是对现场对话的一种如实模仿，日常对话原本充满了插语和中断，出口成章的外交辞令毕竟是少数。这种对白固然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却仍然保持着事件发生的原生状态，并无刻意补充或修饰的痕迹，《左传》大量采用对白的做法，

无疑是要再现春秋漫长岁月中精彩的政治生活片

断。对白作为反映人物思想的重要窗口，采取直接引语和叙述者隐身的方式，显然是为了增强文体的客观效果，使人读之更觉逼真。

我们不能说《左传》中的对白全部是作者的虚构。因为中国很早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可能这些对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记言”的文献，又有一部分来自各种传说，我们不能说传说的内容全不可信。可是，这些对白中有虚构的成分却是事实。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馨欬？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厌心息喙。”[4]所以他认为有些对白是“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说：“从好奇心和想象力产生的对惊险事件的朴素的兴趣也是一切年代都有的”，“任何一位把自己的调查材料撰写成书的历史都不能完全忽视想象力和好奇心的吸引力”[5]。《左传》运用虚构、想象的方法来再现历史——这无疑已经是一种文学手段了。后世文人往往神乎其技，陶家鹤在《绿野仙踪》序中称：“左丘明即千秋谎祖也，而世之读左丘明文字，方且童而习之，至齿摇发秃而不已者，为其文字谎到家也。夫文字至于谎到家，虽谎亦不可不读矣。”[6]

《左传》客观叙事的第二个特征是精确的时间刻度。早期中国发达的历法为记录精确的时间提供了保障。作为编年体叙事史，《左传》将历史事件同时间紧紧绑在了一起。宁肯为了时间的贯通而牺牲事件的连续性。编年体方式的采用足以证明《左传》对时间的尊重。请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的一段叙事：

丁已，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帅郊、要、饯之甲，以逐刘子。壬戌，刘子奔扬。单子逆悼王子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癸亥，单子出。王子还与召庆公谋曰：“不杀单旗，不捷。与之重盟，必来。背盟而克者多矣。”从之。樊顷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单子。及领，大盟而复，杀挚荒以说。刘子如刘，单子亡。乙丑，奔于平畴，群王子追之。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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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刘子入于王城。辛未，巩简公败绩于京。乙亥，甘平公亦败焉。 次年又书曰：

夏四月乙酉，单子取訾，刘子取墙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尹。癸未，尹圉诱刘佗杀之。丙戌，单子从阪道，刘子从尹道伐尹。单子先至而败，刘子还。已丑，召伯奂、南宫极以成周人戌尹。庚寅，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罗纳诸庄宫。尹辛入刘师于唐。丙辰，又败诸鄩。甲子，尹辛取西。丙寅，攻蒯，蒯溃。（昭公二十三年）

以上的两则叙事，在文体上具有类似于新闻实录的特点。在记叙东周王室庶孽之祸这一政治事件中，几乎每发生一件事，都标出了具体时刻，多处还标明了地点。叙述者似乎要表明，由时空刻度共同记录下来的历史可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检验，具有此时此地的真实性。众多的时空刻度将唤起读者对现实的认同，把他们带回到过去的年代，重新体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精确的时间刻度无疑使得《左传》的叙事产生了严谨、真切的效果。

《左传》客观叙事的第三个特征是叙述与评论分离的策略。众所周知，《左传》有四种最常见的评论模式。一种是以“书曰”、“不书”为代表的评论模式，主要是解经，间含有少许评论，如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一种是以不署名的“君子曰”为代表的评论模式，共有83处之多。一种是有署名的评论模式——“仲尼曰”（或“孔子曰”，计有22处），二者基本上是主观评论。还有一种是以“礼也”、“非礼也”为代表的评论模式，专重从礼的角度考核人物行为。

四种模式的前三种，都有明显的标志，即所评内容都由“君子曰”、“仲尼曰”、“书曰”引出，与叙事分隔开来。后一种“礼也”的形式虽然看起来有夹叙夹议的意思，但它主要不是出现在叙事当中。我们知道，叙事的基础是故事，而最基本的故事“由三个相互联系的事件组成”。“礼也”所针对的常常是单个事件，如：“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所以说，四种评论模式中，前三者与叙事的关系更

为紧密。

应该说，《左传》中的“君子曰”、“仲尼曰”也是叙述者，因为他们虽然只是发表评论，但评论所针对的仍是叙事的内容。而且这些评论显然会影响到读者对叙事意义的把握。二者的分离既避免了评论者的主观态度对叙事的介入，又摆脱了叙事中叙述者隐身所造成的意义空缺，两种声音一静一喧，相互印证、相互阐释，实际上都由一个声音来扮演。

《左传》叙事大都采用白描的手法。在众多赞不绝口的细节描写中，不难发现，《左传》白描的基本技法是言“象”而不言“意”。因为言“意”意味着要对“象”进行判断和评价，这个过程显然会带有叙述者的主观因素。我们也可以说，白描手法的用意，同样也是为了获取叙事的客观效果。简洁的文风、朴实的描绘、尽量以最少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事实，这都是叙述者保持低调的体现。我们看到，就算是在再明白不过的事实面前，《左传》也尽量避免发表意见，把意义的领悟留给读者。比如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不言养由基箭法之准，而云：“王召养由基，与之丙矢……以一矢复命。”不言战争持续之久，而云“旦而战，见星未已”。定公十年，不言宋景公对向魋之宠，而云：“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上述细节之所以为后人称道，就在于“象”的描绘之准确，以及它所传达的意指之明晰。这种叙事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便是以结果代替过程。“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则邲之战的残酷可知；言南宫万的被捕，“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则南宫万的挣扎可知。过程的空缺形成了一种接受美学所称的“召唤结构”，可以激发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进行填充，“象”的意义便在叙事者与读者的共同建构中完成了。

参考文献：　

[1] 刘知己．史通・杂说[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钱钟书．管锥编：第１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6] 陶家鹤．绿野仙踪・序[A]．韩国文，黄霖．中国历代小

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1990． 　　

〔责任编辑　张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