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中期应实行的农业支持政策

摘要：在我国工业化中期，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有效地农业支持政策需要立足国情，有重点地补贴，着重调整结构、提高效率。

关键字：工业化中期 农业支持政策

现代农业建设贯穿工业化全过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需要作出的选择也不一样。总体看，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标志是：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5%以下（2006年为11.8%）、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比重45%以下（2006年为42.6%）、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0%以下（2006年为5.46%）。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在工业化中期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选择。

面对入世后我国农业可能受到的外来冲击和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的持续下降，国内许多学者呼吁要加大农业国内支持的力度。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水平较低，1996—1998年间，中国“绿箱”政策支持水平年均为1319.99亿元，“黄箱”政策支持水平三年平均为116.7亿元，远低于我国所承诺的国内农业生产总值8.5%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农业税费负担，则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水平是负值。1999年以后的三年中，中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并没有大的变动，所以支持总量水平仍然很低。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也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WTO对于“绿箱”政策没有限制，按照我国承诺的8.5%的微量免除水平，“黄箱”政策中仅非特定农产品的补贴规模就可达2000亿元。因此，我国增加农业国内支持的空间的确非常大。

但是，仅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来谈提高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水平可能是片面的。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会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许多产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的我国，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不仅理论上不可行，实际中也很难做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24年财政支农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实力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总量受到经济总量和国家财力总量的约束，财政支农绝对量与GDP、财政收支等绝对量都呈现出高度相关性。*此外，和OCED国家相比较，我国支持农业的财政预算在GDP中的比重不但不低，反而明显高于OCED绝大多数成员。2000年扣除农业税后财政支农预算占GDP的比重，我国为1.70%，OCED成员平均为0.59%。也就是说，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属于高水平的国家。因此，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水平不高不是政策选择失误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国家对农业投入近期内大幅度增长是不可能的。现阶段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调整只能是着重于改善结构、提高效率，在有限的补贴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

首先要改革中国农业支持管理体制，建立有力有效的机制保障。中国农业支持中资金浪费大，使用效率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投资体制分散，信息高度不对称，资金的投放缺乏科学的评估，比较盲目。今后在政府管理方面，应尽可能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对中国农业支持的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使用等，减

少政策的随意性，完善政策框架，增强有关措施的针对性，增加政策法规和项目执行的透明度，提高政策效益。另外，还应尽量减少政策实施的中间环节，使农业支持能够快速、便捷地落实到生产者，发挥最大的支持效应。在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方面，也应加强监管，建立清晰、严格的运作机制，杜绝截留、挪用、浪费资金，保证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益。 其次是调整支持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格局是政府一般服务相对较多，而直接让农民受益的补贴措施较少。在国家财政上支农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提供的一般服务较多，补贴措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增加农民收入以成为我国农业政策首要目标以后，有必要对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结构进行调整，重点投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虑建立农业收入保障体系，利用政府财政支持，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及农民收入保险制度和体系，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增加保险险种，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政策，并对农业灾害保险立法，以降低农民经营风险，保障农民最低收入水平。二是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包括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教学设施建设经费。在我国农村地区，教学设施简陋，教师工资长期拖欠，优秀教师流失，学龄儿童辍学已成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普遍现象。而农民教育水平直接影响收入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资料，一名农民的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转到非农产业就业后可增加收入198元。从长期来看，向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基础教育是对提高农民收入最有价值的补贴。在近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同时，要保证农村基础教育工作的正常运转，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九年义务教育。三是提供结构调整援助。增加农民收入，一靠市场，二靠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调整农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区域间的适度分工与协作，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农产品结构的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的同时，加强农畜产品的品种改良。四是增加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根据最新测算，“九五”以来，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密集度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1998年降到0.36%，低于30个最低收人国家的加权平均数0.37%。o而在中国农业公共投资中，农业科研对缓解贫困的作用仅次于农村教育。此外，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为30—40%，真正具有规模的甚至不到20%，多数技术研制出来以后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因此，要提高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支出在国内支持政策中的比重，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综上所述，只有在立足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目标与工具体系，有重点进行农业补贴，着重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才能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农民日报》

邢孝兵 徐洁香《经济学家》2004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