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语境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论全球化语境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持续推进，中国的垒球化进程也不断加速。与此相应，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方式也被紧裹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对于报告文学这种非虚构性文体来说，全球化的紧迫时势和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再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给该文体的深度拓展带来了诸多挑战。面对世纪初的开放语境，我们有必要在秉持非虚构原则的前提下努力谋求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重新认定和整体超越。具体而言，当下报告文学的文学向度主要体现为以下五大指标：一是不尚虚幻的真实品性，二是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三是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四是创新自治的文体形式，五是崇高瑰丽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报告文学；非虚构文体；文学向度

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或文学向度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下予以考察，并不是说“文学性”在今天才成为问题，而是旨在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此种语境中愈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伊格尔顿说过，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文学的所谓本质常常取决于他人的认定。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虚构”与“事实”的涵义让人捉摸不定，二者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以至于很难成为判断的依据。因此，“什么是文学”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人们无法也没有必要为文学设计一个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定义。类似的看法差不多成为新旧世纪之交的主流见解。如德里达在《这种叫做文学的奇特体制》的访谈中也讨论过文学和文学性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是一种思想建构，是知识领域中“规则”的产物；只不过这种思想性和社会规则都镶嵌于文本的内部而难以为人发现。他说：“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之后的产物。”

我们之所以再三重申文学性的多元性理解，不仅在于说明报告文学在文学谱系中的合法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呼唤一种开放的、移动的、与现实人生紧密关联的大文学观念。正如雷达所说：“文学性的概念应该是历史的、动态的，它不是虚悬的极境和戒尺，也不可能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被完成。所谓‘文学的独立品格’，不是排拒社会性、现实性、人性，就可以完成其独立的，‘独立’不是隔绝，不是自给自足，而是既深刻地进入对象化世界，又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意识。一个不与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绝不是独立自强的主体。”

尽管实现报告文学这种非虚构文体文学性的空间有着敞亮的选择余地，其复式化的抵达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下也越走越宽广，但不尚虚幻的真实品性、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创新自治的文体形式、崇高瑰丽的艺术风格显然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基本源泉和核心要素。

一、拒绝虚构——不尚虚幻的真实品性

求真务实的真实品性作为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文体意义和美学功能。一旦丧失了写真人、叙真事、议真理、抒真情的真实品性，报告文学将随之失去存在的价值。此前，理论界习惯于将“报告”与“文学”或“报告性”与“文学性”拆解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在严格的文体美学层面是行不通的。较为准确的表述是，丢失了“报告”的文学或消磨掉“文学”的报告都不是“报告文学”。由此可见，以“报告”开头的不尚虚幻的真实品性便成为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逻辑起点和本质内涵。具体来说，报告文学的真实品性主要包括非虚构性、现场感、时效性三大参数。只有严格恪守这三大参数，才能保障报告文学“去虚幻性”的有效实现。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此强劲地催逼着人，我们确实无暇顾及虚构性作品中的浪漫情节和虚幻性格，转而渴求非虚构性作品所提供的可靠信息，“真实”因此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时代诉求和文学品格。

报告文学这种弥足珍贵的真实品性，此前被人们称为“新闻性”或“真实性”，后来一般统称为“非虚构性”。周政保断定：“‘非虚构性’的叙述特征，绝不可能减弱或黯淡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我很相信斯蒂芬·茨威格的判断——他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茨威格说的虽是传记文学的创作，但他的观点对于我们国度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同样具有启迪意义。”李炳银进一步明确指出：“真实本身就是艺术性的基础和终点，是文学艺术性最重要的支点。离开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去谈论、要求、判断其文学艺术性程度如何是不切合实际的理论空谈，既不能建设，也不能废除，自然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准确的评价。”

事实正是如此。既往的虚幻性阅读经验在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面前通常显得苍白无力，很难撩起现世读者的接受欲望，倒是报告文学以其义无反顾的真实品性给人以可触可摸的参照感和震撼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今已经到了不需要文学滋养的“超文学时代”，而是说明人们更渴望用一种色调强烈的文学方式来慰藉日渐脆弱的心灵，干预不如人意的现实，修正趋于疲惫的审美趣味，重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非虚构文学显然更容易吸引人们的视线。吴炫说得好：“非虚构文学在20世纪的盛行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现代读者囿于初步开放的政治环境，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审美需求，从而对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虚构文学史逃避的结果。用‘逃避’这个词似乎更可以说明现代读者和虚构文学之间一种近于老化的审美阅读关系。”

多年来，理论界一再强调真实性、非虚构性对于报告文学的绝对必要性，但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这一方面是因为某些不健康的世俗趣味的误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家不良的操守所致。譬如，作家不深入现场亲自调查，而是道听途说浅尝辄止，甚至把百十年前的稗官野史拿来加工改造，既没有亲历感，又缺乏时效性，自然也就谈不上“真实性”与“报告性”了!如此说来，

非虚构性、现场感和时效性原是紧密关联、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限定着报告文学真实品性的完满程度。我们也注意到，某些报告文学文本不时运用“想象”的权力，这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或许可以发放文体“准入证”，但未加任何核定的想象与推测，都可能伤害到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动摇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有人曾经批评过《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知名作品中的某些想象性片断，但这些在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仍时有表现，而且在想象的技巧上也不及20世纪的经典文本那么娴熟自然。《昂贵的选票》是近年来反思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篇什，但其中某些不必要的“想象”肯定搅扰了它的真实品性，如“生与死的较量”部分关于主人公王玉峰梦境的渲染：

王玉峰躺在自家的土炕上，跟他的支持者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说着说着，他竟然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那些花花绿绿的承诺书全是钱，还有新版的500元、1000元呢。史泽明手里拿着一沓钱正在招呼他，“小伙子，跟上来吧，这里有钱、钱、钱!”他一赌气，大步流星地追上去，史泽明一闪，他掉进了一个黑乎乎的洞里。他啊了一声，醒了。

作为一位普通读者，笔者无法断定王玉峰是否做了这个梦，但上述写法给人的感觉实在太小说化了!它至少让人怀疑 ~,如何知道他做了这样的梦?他告诉你了吗?“他啊了一声，醒了”，怎么那般酷似当下影视作品中的噩梦镜头?

无论如何，正例给人启迪，反例使人警醒。它告诉我们，护持报告文学不尚虚幻的真实品性，可能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

二、以人为本——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

作为文学家族中的一脉，说到底，报告文学同样要做到以人为本、以事为用，而不能本用倒置。这样，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报告文学文学性高低的起码标杆之一。有人之所以对新时期后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时有微辞，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一时期的不少文本缺乏甚或没有可圈可点、可说可道的报告形象。

回顾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还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报告形象。如《红星照耀中国》所塑造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人物群像，《伟大的道路》所重点刻画的朱德，《一个伟大的印象》所描述的“辽东的同志”，《包身工》所同情的“芦柴棒”，《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倾情推出的雷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着力颂扬的焦裕禄，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的“第三转型期”，虽然繁复的生活事象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人物报告文学的生长，刺激了全景性事件报告文学的勃兴，但部分报告文学作家还是为我们带来了众多成功的人物形象。诸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的李四光，《冰海沉船》中的蒋家伦，《船长》中的贝汉廷，《扬眉剑出鞘》中的栾菊杰，《大雁情》中的

秦官属，《新科院士》中的马伟明，《祖国高于一切》中的王运丰，《胡杨泪》中的钱宗仁，《橘》中的曾勉，《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的吴吉昌，《山村的呼唤》中的王振远，《固氮蓝藻》中的黎尚豪，《小木屋》中的徐凤翔，《美丽的眼睛》中的杨光明，《越过太平间》中的宋慕玲，《黄河万里独行客》中的黄万里，《你是一座桥》中的吴天祥，《根本利益》中的梁雨润，《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中的欧阳祥山，《嵩山长霞》中的任长霞，《哈佛女孩刘亦婷》中的刘亦婷，《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市长》中的李婉若，《恶魔导演的战争》中的沙龙，《最后的拉宾》中的拉宾等，都不失为源自现实、言行生动、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要么执着奉献，要么珍爱生命，要么关注成长，要么心系祖国，要么反思弊端，要么呼唤和平，无不秉持着浓烈的人文情怀乃至宽广的全球视野。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因报告文学“现场感”的亚饱和实现(譬如回忆、复述和某些访谈就不是在“第一现场”进行的，而是“第二现场”或“第三现场”条件下的艺术观照)，所以不少文本中的动作演示相对较少，心理烘托因可能削弱作品的报告性和真实感一般也不宜多用，这样，肖像描写和语言展示便成为报告文学形象刻画的主要方式了。王有才以叙事散文笔致写成的《南疆故事》这样描画老兵杨庭章：

他的手枯瘦而粗糙，一握就让人握出一些沧桑的感慨。我仔细打量了这个老革命，他赤着脚(当然老伴和儿孙们也都赤着脚，只有女儿穿着一双拖鞋，也许是为了沙土可以随时从四周倒出去)。他穿着一件被泥土染深了的白衬衣，一条被泥土弄浅了的黑裤子，衣裤上结着碱汁的硬壳，头顶上戴着一顶绣着六角图案的小白花帽。他的相貌是典型的汉人相貌，眼窝不深鼻梁不高，只有全白的胡须变成了汉雏混合的样子。看得出，他想把胡子留成雏吾尔族式的，但是无奈腮上胡子不旺，再留也留不成满脸挂瀑布的壮观景象，只是多少改变了纯粹山羊胡子的形状。他的腰有点佝偻，敞开的领口上露出嶙峋的胸骨。

这段文字，有动作、有相貌、有服饰、有形态、有神态，比较准确地勾画出杨庭章这位饱经风霜、身残志坚的革命军人听从政府召唤，从甘肃张掖来到南疆阿拉甫乡卡拉其勒克村落户扎根，从而践行了一名男子汉“披满尘埃的诺言”。他的勤劳、坚忍、好客以及略带盲从的觉悟和看似平凡的不平凡经历，还从一个侧面具体而真切地见证了解放新疆、建设新疆的壮举，从而收到了以人纪事、以点带面、小中见大的“报告”效果。

我们说报告形象的动作描写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亲历性和现场感的制约，但这并不等于否决报告文学作家的动作演示权。刚好相反，假如作家捕捉得准，真实而传神的动作演示不仅不会削弱报告文本的文学性，反而可以以动掣静，动静结合，形神兼备，极大地增容性格的内涵，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写人必须叙事，而写人叙事依理是为了更好地描绘出社会的风貌和韵致。眼观大时代的云卷云舒，手抚新世纪的潮起潮落，我们深感快速变动的生活景观确实让人目不暇接，散点式叙述随之作为必要的应对策略被包括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创作主体们欣然接纳。当此之时，以记人为主的报告思路自然让位于以叙事为

主的写作理念。这样，所谓鲜活灵动的报告形象就不一定专指人物性格了。然而，即使是大幅度的叙事、抒情或议论，也应该尽力掌控在文学的概念之内，否则，报告文学将不再成其为报告文学了。但也毋庸讳言，当下的部分所谓说理性报告文学，少有形神，多见议论，甚至肆无忌惮地挤兑着报告文学的形象性、鲜明性、生动性，因而也就放逐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合法性。这在《宗教、理性、实践——访问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专利、立宪、共和——考察三个时代关于民主问题的三种政体》、《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等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式的文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三、情理互惠——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

我们虽然坚决抵制远离真实的空泛抒情和了无形象的漫天议论，但也绝不主张感情吝啬、思想苍白的生活模拟。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还必须保证在真实、形象的基础上实现本真感情的表达和深切思想的阐发。因为，感情永远是文学的血液，思想始终是艺术的灵魂。系列电视报告文学《传奇故事》的情感性和启发性总体上说处理得比较好，因而吸引了不少观众。

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老作家徐光耀对“反右”及“文革”给民族带来的巨大伤害作出了通彻肺腑的反思，不仅饱含浓烈的情感，而且富有深刻的启示。作品在历数那个疯狂年代与己有关的各种苦难后指出，正是因为“反右”及“文革”，假话、大话、空话盛行，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旷野!这种构筑在各色具体人的具体遭遇基础上的抒情式议论，在情在理，显示了报告文学的情理魅力及其对于“后窗现象”的否定力量。所以说，“艺术只是作为一民生、披荆斩棘、激浊扬清，坚韧地向着真理前行。这才是报告文学的天性——种带有英雄色彩和悲剧意味的文体样式。正是基于对报告文学显著社会职能的深刻思考，何建明说：“报告文学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价值。没有报告文学的时代，是个少有文学生机的时代；没有报告文学的中国，将可能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中国。”

报告文学的悲剧意味，照样离不开作者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以及该文体特定的责任承担与批判使命。对于多数报告文学而言，“主题与内容首先当然必须是严肃的。正如古代悲剧常常表现人与现实的冲突一样，报告文学主题的悲剧性也是以人与环境、人与命运的抗争为主旋律，通过一种‘威震人心的庄严的恐怖’达到悲剧的崇高。报告文学总是选择现实生活中最严峻的问题、最高尚的人生，或者那些虽不为人注意而又对人类生存构成潜在威慑力量的社会、自然和文化问题，发掘出其中‘威震人心’的因素，起到一种追求新的生活目标、生存状态和道德伦理更新的作用”。就目前情况来看，反腐倡廉、教育反思、“三农”问题、生态关怀仍将成为未来报告文学的重要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沉重话题。

忧患性观照和悲悯性叙事，与作家主体的生活积累、思想感悟和精神高度密不可分。洪治纲特别强调：“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宏大的精神胸怀，缺乏相对恒定的、具有共识性和终极性的文学信念就会直接制约他的创作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也会直接影响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力度。”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因为所写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所以作家的精神高度与写作勇气便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同样不应忽视的是，精神高度并不等于一味选取所谓“大题材”，写作勇气也不意味着专事揭短；刚好相反，我们主张以务实的文风写出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作品。关于这个问题，雷达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认为，只要民主与科学不健全，只要封建主义意识严重存在，只要商品经济搅起缤纷的世相，报告文学就不会失去它的特殊效应。

顺便指出，我们虽然将报告文学的总体风格命名为基于沉雄气质的崇高瑰丽，但实际情形可能要丰富、复杂得多，这也是多元化的报告主体和多样化的生活客体共同约定的结果。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和可预见的创新潜力来看，我们尊重而且提倡报告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当然，这不应该以牺牲该文体崇高瑰丽的总体气度为代价。

如今，我们已经走进了此关彼联、日新月异的新世纪。这是一个国家与地区事件的全球性不断增强的世纪，也是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趣味大行其道的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有望继续以有别于虚构文学的独特风采而获得新的更为坚挺的自信心和表现力。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如果说“文学性”客观上成为了20世纪中西文论关注的重点的话，那么，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体的文学性问题显然也有资格继续成为21世纪的热点讨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