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

《2019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

一 农民群体的构成和特征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2019年末全国农民的基本状况是，乡村人口72135万人，城镇化水平为45.68%;第一产业就业者为30654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9.6%;第一产业的GDP比重为11.3%。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相比明显滞后。

(一) 农民阶层各群体的状况

依据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现在的农村人口可以被分为三部分人：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职业农民。中国推动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好这三部分农民的问题。

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所谓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有长期进城者，但主体即70%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不一定拥有城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大多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他们一般还不愿意放弃土地，但已经很难将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优先选择;他们还要求继续保留土地，其目的也主要是获得生存保障而不是实现就业。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9年春节前，在1.4亿外出农民工中，共有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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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农民工返乡，其中约20%即1400万人系因企业受到冲击而返乡;换言之，当时全国有2019万农民工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失业。而根据2019年12月～2019年2月对农民工就业和流动情况的跟踪调查，年初农民工失业问题加剧，下岗返乡农民工继续外出务工的意向非常强烈。在相关政策的促进下，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的环境好于外出就业环境、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环境好于东部地区的就业环境。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证实：2019年第二季度新增农民工就业中，东部地区增加56万人，增长1.6%;中部地区增加80万人，增长1.8%;西部地区增加242万人，增长6.5%。中西部对农民工新增就业的贡献都超过了东部。到第三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5198万人，比二季度末增加101万人，增长0.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250个行政村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直报，到2019年9月底已经返城的农民工达到了94%以上。

农民工创业已经成为乡镇企业新的增长点。据农业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有约52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创办工商类乡镇企业85万家，平均每个企业安排7.5人。返乡创业或就业的农民工人数的增加，一方面推动了农村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在改变农民的文化观念如婚育观念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也引发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已经习惯城镇生活的农民工返乡后感到不适应;一些地方土地流转纠纷增多;部分农民工子女回乡后，面临着家乡学校在教材版本、教学进度、教学质量和条件等方面与原来就学的学校不同所导致的学习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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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失地农民。这个群体主要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以及其他农村地区的那些其土地被工程项目占用了的村民。他们面临城市化扩张对土地的汲取压力，他们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增值收益的分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融入了城市，脱离了农民身份;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了土地资源，也未能被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覆盖，沦为失地失业无保障的一个农民群体。他们一般并不肯轻易放弃土地，因而对土地的争夺和捍卫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而他们自己则成为2019年乡村社会矛盾和城乡社会冲突中的焦点群体。

职业农民。这是有农民身份并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在地农民群体，其主体是种粮农民。他们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行动者和成本承担者。他们依靠土地和种粮为生，除了离开农村当农民工以外，这部分人不可能放弃土地，当种粮的平均收益太低时，他们在维持自给后没有动力保护耕地。

(二) 2019年农民的收入和消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30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增幅较上年同期回落11.1个百分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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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上半年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2%，增幅比2019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速第三季度明显快于第二季度。前三季度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9.9%，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长4%，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10.5%，财产性收入增长11.7%，转移性收入增长26.4%。转移性收入增长明显较快，同比增幅达到26.4%。目前，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各项补贴，如已实施几年的农资补贴、购买大型机具补贴，都属于转移性收入范围;二是各项社会保障资金;三是救济款。2019年，中央在面临经济比较困难的形势下加大了转移性支付，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安排7161.4亿元，增长20.2%。“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各项刺激农村消费措施的推动，使农民在进行消费得到实惠的同时也加快了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为1444元，比二季度末增加40元，增长2.8%。

在农民收入普遍有所增长的同时，农村内部尤其是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农民收入增长比例高。2019年上半年，沪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6%。

2019年农村消费出现增长超过城镇的势头。前三季度，我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1013亿元，增长14.8%;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663亿元，增长16.0%，农村市场消费增长快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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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9年的农民社会保障

在农民收入增长之外，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覆盖范围都有所扩大。中央提高了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巩固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到2019年6月底，全国已有4470多万农民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通报，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2380万人、4153万人、5054万人、1518万人。同时，让农民在60岁后享受国家普惠式养老金的制度正在筹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试点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现在正在征求各地政府的意见，准备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后正式发布，启动试点。过去的老农保是自我储蓄模式。新农保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是三个筹资渠道。中央财政对地方进行补助，这个补助直接补贴给农民人头。这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新农保在支付结构上的设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

二 农业现代化有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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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农业现代化有明显进展。原因之一是中央重视，年内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指导，切弊务实;二是农业投入增加，2019年“三农”投入达到7161亿元;三是农业现代化的机制创新和社会化服务有重大突破。在这三个条件下，再加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意识提高，部分返乡农民工带着创新精神返回农业，带动和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是2019年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前提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关键是推进“两个转变”，即从家庭经营向提高集约化水平转变，从统一经营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转变。推进“两个转变”的核心是落实和维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重点是引导土地流转平稳健康发展，关键是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做法值得关注。首先，**致力于以营销促进农业建设和农业发展。农产品营销为**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农业主体的成长带来契机。以千家万户小农经济为主的粗放经营开始淡出，现代农业市场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日渐清晰。仙居县农业局信托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将“**绿色农产品基地”与基地配套的“绿色农产品专卖市场”结合起来。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必须具备“身份证”。市场里配有检测设备和检测人员。仙居的绿色稻米从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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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1.8元涨到了3元;土猪肉的价格每斤比原来高出了2元。仙居的生态优势由此转化成经济优势，仙居农产品商品化率显著提升。嵊州专门就茶叶品牌建设做出规划：先通过修订生产技术标准、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追踪体系，做好品质提升;接着拓展市场，将“越剧”和“越乡龙井”相结合，在北京和杭州等地开设茶楼，开设专卖店。过去，黄岩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把农产品卖到上海、杭州等地的一些大型农贸批发市场，其特点是数量大、品种少、价格低、保障性差，现在，通过营销管理中心的协调，当地农产品与超市专卖店等建立了供求联盟，虽然数量少、品种多、外观讲究，工作量及成本有所增加，但是，价格高，销售稳定，农民得到的实惠相比更多。营销管理中心的组建，不仅在生产上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强化了营销的重要地位，为生产性农业向经营性农业蜕变创造了条件。

其次，加大力度推进土地流转。农业经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了土地价值，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土地经营规模化。全国土地的平均流转率不到20%，**土地的平均流转率则达到28%，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一些地方如慈溪市的土地流转率更是高达58.3%。这种变化反映出：因为营销所发挥的由浅入深的作用，使**农村的小农经营正在经历升级，走向以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为特征的现代农业。

第三，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省的网络“农民信箱”取得较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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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该省采用实名制登记注册发展网络农民信箱，并使农民信箱与手机同步联网使用。因为信息真实可靠，使用快捷方便，农民信箱的注册用户4年间快速发展到190万户，许多农民都利用这个信箱进行了成功的交易。2019年初，**省利用“农民信箱”专门举办了首届网上农博会，一周时间达成交易2.7亿元，平均每天交易额3000多万元。2019年，农民信箱“每日一助”活动效果显著。注册农民如果需要帮助销售农产品，只要通过农民信箱发布，所有的注册用户手机都会收到求助信息。据统计，至2019年底，**利用农民信箱先后开展杨梅、葡萄等22场产销对接活动，成交额达51亿元以上，减少营销成本2.3亿元。农民信箱的成功运行，对**农产品营销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农产品网络营销这一崭新的概念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另外，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得到了长足发展。2019年上半年，农业保险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截止6月底，全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70亿元，提供风险保障1436.5亿元，参保农户6152万户次，共承保各类农作物3.5亿亩，各类牲畜3.6亿头，向500余万户受灾农户支付赔款34.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

三 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程度提高

家庭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土地产权关系有利于调动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缺陷是经营权分散，不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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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是深化土地产权关系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就是在总结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更充分地实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成为农民的一种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又为实现土地经营权的集中提供了土地产权制度的保证。

2019年，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已经相当普遍。经济发展带动了对农村土地的需求，并使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价值逐渐显现出来。以出让、转让、出租、联营、入股、抵押等形式，自发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行为早已客观存在，且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统筹时采取了多种形式，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将农业用地集中到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大户手中，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时，对征地动迁的农民采取现金补偿加股份补偿的方式予以补偿;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用地资源。通过这些措施，流转出来的土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加，土地撂荒现象减少，农村土地上呈现出新的生机。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规定台湾农民在福建经营农业的，可以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方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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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解决台商在闽进行农业开发的土地瓶颈问题，受到来闽经营农业的台商的关注和好评。

北京郊区农民以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为公司股东，在保证每亩收入每年不低于1200元，现金入股年回报率不低于10%的前提下，他们还受聘成为园区工人，参与公司利润分配，获得每月数百元工资收入。有意思的是，2019年北京农民的土地流转还出现了最惠方待遇条款，在明确租金标准的前提下，还加上了租金不低于周围村的专项约束条款，乡镇建立土地流转平台，发布信息，提供服务。在重庆和成都流转出来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农民的收入增加，与几年前随处可见撂荒地相比，农村土地呈现出新的生机。

**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这是在农村改革30年后完善农村土地生产关系的又一次创新，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的一种用益物权可以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省工商局和**省农业厅联手，率先在国内出台了首个规范土地流转的《**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在自愿有偿、平等协商的出资原则下，对出资方式、投资对象、评估和验资方式、业务范围和出资总额都作了具体规定。土地经营权可以出资出质，既解决了农民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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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问题，又为离土农民“离土不弃土”提供了保障。土地经营权资产权证化解决“离土不弃土”，既可以解除人与土地对应关系的机械性，又可以保证人与土地权属关系的稳定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在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基础上，还有三条底线，即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由此，全国首批12家由农户以剩余年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设立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在**，并于 2019年3月15日 正式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这标志着今后**农民手中的土地经营权可以物权化、股权化，而经营权本身及土地的用途却不会发生改变。截止2019年底，**省土地流转面积已达546万亩，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27.6%;涉及流出土地农户276.54万户，占该省家庭承包经营总农户的29.6%，农民依靠土地流转致富的需求十分旺盛。

为了规范土地流转，不仅**，目前江苏、四川等地也都相继出台了土地流转合同的示范文本。国家工商总局表示，将在江苏、**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推广全国性的土地流转合同示范文本，重点规范、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标的、期限、价款、付款方式及时间、双方权利和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维护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人尽其力”问题，而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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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流转所解决的则是“地尽其用”的问题。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要求土地流转。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基本上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合同法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能力，甚至缺少话语权。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提供多种流转方式供农民选择。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既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话语权，又要合理评估土地价值，增强合同的科学性、严肃性;既保证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又能保证土地转让期间的稳定，发挥土地规模经营的效果。

四 农村基层组织

2019年全国有镇19234个，乡15067个，村委会组织604285个。村委会逐年减少，比1998年的119042个相比减少了到近一半。村委会成员233.9万人，从1990年以来除2019年略有回升外，呈现整体下降趋势。村委会数量在减少，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方式在创新，服务空间在拓展，面对的工作内容日益复杂，新的难题也不断出现。

村民自治管理中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农村村民身份与土地承包之间的权益关联。根据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界定。问题在于，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庄”的成员?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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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此种组织或村庄的成员?法律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理解是，以户口所在地作为界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某村庄成员资格的条件。2019年制定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就强调了以户口为原则的标准。问题是，承认一个人只要具有某个村庄的户口即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做法，已经成为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难题，因为农村户籍并不是村委会和村民大会所能够决定和管理的。如果以户口作为村庄成员资格和土地承包条件的话，还会遇到“时间差”，即是否一个人的户口一旦落入某个村庄，就应当立即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很多村庄的土地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调整一次，新入户的人口无法立即获得土地承包权。当一些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出租给他人后，如果其户口迁出本村，是否应当立即撤销其租赁合同?如果是，对于承租方显然不公平，会使其投资无效。现在，人们的户籍“身份”变化的可能相当大，给土地权利的界定带来困难，在村庄管理和村民权益之间造成大量冲突和纠纷。这迫切需要权威和明确的司法解释。

近年来，村委会换届中贿选现象比以往有所增加，涉及基层选举的信访、越级上访告状量也增多了。2019年**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共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4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了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规范了村民自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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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程序和管理办法。现在的村委会已经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需要政府针对农村发展的形势变化和现实需求给以规范和指导，以保证农民的权益和农村的社会秩序。

富人治村成为值得关注的乡村新现象。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在全国发达经济地区农村有1/3、在**有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村民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部分“老板村官”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更多的“老板村官”主要是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他们思路开阔，组织能力较强，在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了现代市场理念，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非常突出。但是，“老板村官”身兼两职，精力分散，也导致了村干部是否需要专职化的争论。在**省的温州、台州等地农村，存在着部分村两委干部自己在外经商赚钱、委托代理人处理村务的现象。村委会是自治组织，村委会干部没有财政拨款支持，其工作的重要特征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像限制公务员一样限制他们经商;然而，将村务委托他人代理终究是不合适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让这种信任。

大多数“老板村官”的处事动机是出于公益考虑，旨在造福于乡里和百姓，但其背后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患：一旦发展农村的“公益冲动”与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相互冲突，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职业分化细化、村民异质性增加的新形势下，由于大多数村民的眼界、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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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有限，对村干部的监管可能成为难题。一些调查和访谈发现，在部分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现象，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和其家族势力的行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由于富人往往是当地的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都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担任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推动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但培训和监管也需要跟上和到位，否则可能弊大于利。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只要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要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予以调整并落实责任追究。

另外，2019年，创办和利用农村信息化服务平台局域网，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文化，成为农村基层组织为村民服务的一种新形式。福建南安市兰田村党支部，创办“世纪之村”农村信息化服务平台。该信息服务平台有两大模块、八大功能，第一模块是村务管理及公开模块，具备政府监管、村务管理，村财会电算化、农村社区服务等四大功能;第二模块为农村市场服务模块，具备农家店、劳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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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科技培训、企业展品等四大功能。该村还把网络平台的信息通过有线电视视频转换，让没有电脑的村民也能了解村务。村里设置了十几个信息点，免费让村民查询信息。该平台自去年推行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村民不但可以了解村务公开、监督村财管理等，还能发布供求信息当“网店”老板，也能接受科技培训上“网校”。以前，村务公开的程度不够，往往造成群众和干部间的不了解、不信任，村里的各项工作缺少凝聚力。“世纪之村”网络平台的建设，解决了以往干部和群众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提高了村级政务管理效率，加大群众参与和监督村务管理的力度，增强了村级工作的凝聚力。

五 农村公共服务

一直以来，由于历史欠账多，农村公共服务滞后，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差距很大。2019年，由于国家投入和地方财政支持，农村公共服务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成都近郊农村的标准化幼儿园里，农村孩子也享受到了与城里同样的师资和游乐设施。让城乡教育、卫生资源实现均衡分配的标准化工程的措施进入试行。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首先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这就需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并探索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如政府发包购买服务，方便农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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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卫生体系建设是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漯河市在进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以资源换资金”，8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已达140多万人，农村基本合作医疗账户资金总额已经有将近1700万元。若按每人每年平均医疗消费40元的标准计算，该市将有5600多万元的医疗市场资源。对于掌控在政府手中的这一资源，漯河市采取了向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卫生所倾斜的做法，让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卫生所在使用这些资源的同时向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他们采取这种办法，短短几个月就在郾城区177个行政村建起177个高标准的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卫生所，使政府掌控的医疗市场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可供政府开支使用的农村医疗卫生建设资金。这种用资源换取资金投入的做法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值得借鉴。

六 结论和建议

2019年，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面临挑战与困难。统筹城乡发展正处在重要时期，统筹区域发展任务艰巨，国际贸易环境仍然严峻，使得继续保持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势头难度加大。保持农业稳定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仍然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从总体上看，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农村产业比较薄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建设滞后、城乡差距扩大等矛盾依然突出。归纳起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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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注重结构、素质、公共服务三个方面的问题。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就2019年发展态势和效果看，农村土地流转很有可能成为立足于农村统领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新支点，成为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例的一个重大突破口，成为整体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一项重大经济政策，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化交易)的意义在于，当土地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时，一方面，买方一般总能比卖方用同样多的土地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土地交易或抵押等能为土地拥有者提供直接的货币价值。农村土地流转包括了农地流转和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将会重新调整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激活各种因素，因此需要在实践先导前提下，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制定相应措施予以解决，促进其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土地在流转中升值，农村劳动力在土地流转中重组和重新选择就业方向，这些都是必然趋势，但也会改变和重构村民的发展预期，从而有可能导致出现以前所没有的新的社会合作和新的社会冲突。村民自治、乡村社会管理和农村公共服务对此都要有预见和相应的思想准备，要在方向、技术、程序上有所预见和保障。集体所有制与国有土地应当同地同价，在转变农地用途时不宜继续实行低价征用补偿的办法。对土地交易产生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市场化分配，还要通过税收办法加以调节。在符合土地用途规划的前提下，农户应可将土地长期使用权在各种用途中转让、出租、抵押、入股和出售，从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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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农民不仅重要，而且迫切。提高农民技能，有助于农民工稳定就业。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必将有更多脱离土地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而他们的技能水平的高低对其收入的多少起着重要的作用。缺乏技能的农民人力资本投入少，多从事体力性工作;反之，技能较高的农民工较多从事半体力和非体力的工作，前者的收入低，后者的收入高。此外，劳动力市场竞争还会使低技能农民工的务工具有临时性、季节性、不稳定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部分人将被高技能务工者替代，因而可能会出现农民工返流现象。因此，提高农民技能，对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意义重大。实现培训对象层次化，以新生劳动力为重点，以中长培训为主，并兼顾技能和学历，做到因需施教，依人培训。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现在的农业已经超出了农民的传统知识积累，承包责任制中的联产的约束力相对淡化，现在的农业种植已经不是由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种就怎么种的愿望所决定得了的，而是越来越多地要由市场来决定，由投入产出的效率决定。因此，迫切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正确引导和服务。应当把引导和建构现代农业提上日程，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市场化水平，需要典型引路，更需要推广和创新。农村的公共服务也要服务于这一目标，政府的介入和推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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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新知识新技能轮训、岗位资格培训和政务公开培训等，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对于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要给以及时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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