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08道德视野下的内疚

DOI: 10.3724/SP.J.1042.2014.01628

道德视野下的内疚*

张 琨1 方 平1 姜 媛2 于 悦1 欧阳恒磊1

(1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048) (2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心理学教研室, 北京 100084)

摘 要 几十年来, 内疚备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其研究多从儿童发展、心理健康等方面展开。而近些年, 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内疚的道德层面, 即关注人际交往或社会事件中情绪的道德价值。内疚作为一种道德情绪, 是伴随道德意识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维持和修复社会关系以及情绪情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文章从道德视角对内疚的界定、产生机制、行为反应以及亲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以期为国内的同类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关键词 内疚; 道德; 补偿; 亲社会作用 分类号

B849:C91

发的一种焦虑状态。该学派认为内疚是精神病理学和情绪困扰的一种重要诱因(引自O’Connor, Berry, Weiss, Bush, & Sampson, 1997)。这种情绪困扰与恐惧、愤怒明显不同, 它的产生是基于个体对自身的行为、状态或意图不符合社会准则的认知(Baumeister, Stillwell, & Heatherton, 1994)。

之后, Hoffman提出, 内疚是个体因做了危害别人的行为, 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良心上的反省, 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引自施承孙, 钱铭怡, 1999)。相对于精神分析学派, 这种界定从自我层面的焦虑延伸到因道德准则的违背而引起的自我反省。随后的许多研究都是基于这一界定来解释内疚的。

目前, 大多数国内外研究者认为, 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做了某种违背道德的或伤害他人的事情, 并应该为之负责时, 就会产生内疚这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反应(Turner & Stets, 2006)。另外, 也有研究者从情感和认知成分的角度出发, 将内疚定义为在人际交往中, 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认知自我, 评估事件后果并归因于内部自我而产生的情绪(俞国良, 赵军燕, 2009)。Tilghman-Osborne, Cole和Felton (2010)拓宽了行为感知的范围, 认为内疚是因为个体觉得他们的(真实或者假想的)行为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并且违反了自我的道德标准而产生的痛苦的情绪体验。因此, 内疚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习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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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周详,杨治良, 郝雁丽, 2007), 其作用在于能够促进良好的道德行为, 抑制非道德行为, 并且有利于道德品格的形成和发展(Eisenberg, 2000; 刘国雄, 方富熹, 2003; Jones & Fitness, 2008)。因此, 内疚(guilt)作为典型的道德情绪, 尽管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 其仍具有亲社会作用, 能使个体超越自身关心他人(de Hooge, Nelissen, Breugelmans, & Zeelenberg, 2011)。近些年, 国内外关于内疚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从人际活动的道德层面来探讨, 而国内对内疚道德层面的探讨则相对较晚, 较多关注在发展、心理健康和人格层面。因此, 从道德视角对内疚的概念和类别、产生机制、行为反应以及亲社会作用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整理, 能够帮助理解内疚的道德价值, 并给国内的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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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疚的概念

最早对内疚进行心理学探究的是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认为内疚并非是由伤害他人引起, 而是个体在幼儿时遭受父母惩罚或是抛弃后所引

收稿日期:2013-12-28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BBA090065)资助。 通讯作者:方平, E-mail: pfang20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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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随着道德水平的发展而发展。而内疚的表达也可以反映出个体道德标准的建立。

在概念界定时, 由于同属于消极体验的道德情绪, 并且诱发情景相似, 使得内疚、羞愧(shame)和后悔(remorse)这三种情绪很难分离。为了准确界定它们的区别,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对内疚和羞愧的区分一直是道德情绪研究的热点, 相关研究涉及诱因、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外显表现等方面。首先, 一般来说, 内疚是一种“私人化”的情绪体验, 而羞愧则是“公开化”的情绪体验。因此羞愧比内疚更关注他人的评价, 多产生于有他人在场的场合(Cohen, Wolf, Panter, & Insko, 2011)。当然, 也有研究表明, 一些被试存在“独自的”羞愧和“公开的”内疚(Tangney, Miller, Flicker, & Barlow, 1996; 谢波, 钱铭怡, 2000)。其次, 内疚针对的是自己的不良行为, 而羞愧针对自我本身(Gausel, 2012)。内疚不会影响个体对道德自我的认同, 而只是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进行反省, 并感到自责懊悔, 最终对自己将来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而羞愧则会使个体因违反社会道德标准产生整体的消极自我评估, 从而产生被贬低感和无价值感(Eisenberg, 2000)。然后, 在行为表现上, 有研究表明内疚者往往是“修复者” (amender), 会对负性结果进行补偿; 而羞愧者则是“回避者” (avoider), 面对负性结果往往选择逃避(Barrett, Cole, & Zahn-Waxler, 1993)。也就是说, 内疚关注的是事件对他人的伤害, 倾向于补偿; 而羞愧关注的是事件对自我的伤害, 倾向于回避(Teroni & Deonna, 2008)。最后, 在程度上, 羞愧比内疚更强烈, 更痛苦; 而内疚比羞愧更自责, 更具适应性(Kim, Thibodeau, & Jorgensen, 2011)。

在内疚和后悔的区分中, 研究者认为内疚和后悔作为相似的两种情绪, 都发生在对负性事件的结果负有责任的情境中。但是内疚多发生在伤害他人的情况下, 事件的不好结果需他人承受, 个体本身有一种“对不起他人”的情绪。而对于后悔, 事件本身的消极结果可能针对别人, 也可能针对自己。它是一种个体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 并想改变消极结果而产生的情绪。这种“不应该”表现为多个方面, 比如个体的局限、缺点、不幸或者伤害等(Zeelenberg & Breugelmans, 2008; Imhoff, Bilewicz, & Erb, 2012)。

2 内疚的类别

传统意义上的内疚是指人际违规内疚, 即个体层面的内疚, 是个体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性的影响并意识到自己应对此负有责任时所产生的一种带有痛苦、自责的情绪体验(乔建中, 王蓓, 2003)。其中, 个体与违规有直接关系, 并存在实质性的伤害或违规行为。而且, 产生的内疚情绪是亲社会的, 能加强人际关系(Roos, Saalmivalli, & Hodges, 2011; Hale & Clark, 2013)。换句话说, 人际内疚是基于个体的道德标准产生的一种有利于社会交往的情绪(de Hooge et al., 2011)。

随着研究的深入, 根据伤害的性质、违规者与个体的关系以及道德标准的不同等诸多因素, 研究者开始关注和界定一些不同于人际违规内疚的内疚类型。

首先是替代性内疚(vicarious guilt)。它不同于人际内疚的是, 个体并没有违规行为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而是当与个体有较高社会认同或亲密关系的人做了违规行为后, 个体产生的内疚。替代性内疚一般可以通过个体感知到的与违规者的依赖关系、对事件的评价以及弥补他人错误的动机来预测(Lickel, Schmader, Curtis, & Ames, 2005)。

其次是群体内疚(collective guilt)。它是群体层面的情绪, 与个体所属的群体有关。一般认为, 情绪是个体体验到的事件对自身影响结果的感受。然而, 现有许多研究表明情绪也是一种群体层面的现象。这是因为人们对自我的感知有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Ferguson & Branscombe, 2010)。与群体相关的事件即使对个体没有直接影响, 也会影响其所思、所感和所为(Postmes & Branscombe, 2010)。而且, 内疚不只是个体违背社会规则后的情绪, 当人们的群体行为与群体的价值或规则不一致时, 即使个体并未参与其中, 也可能会感到群体内疚(Doosje, Branscombe, Spears, & Manstead, 1998; Branscombe, Slugoski, & Kappen, 2004; Iyer & Leach, 2008)。另外, 对内群体认同的程度会影响内疚的程度。相比于低认同的人, 高认同的人会表现出更多的内疚情绪(Seger, Smith, & Mackie, 2009)。群体内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内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负性社会形象的接纳。只要个体把自己归于施害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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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petrator group), 承认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过去的所作所为威胁到了群体认同, 并且内群体应为之负责, 就会体验到群体内疚。因此, 即使有人已经为不道德行为负责, 甚至自身并未参与其中, 个体也会产生群体内疚。显然, 这是群体内疚与个体内疚的重要区别(Doosje et al., 1998; 石伟, 情境不同, 难以进行控制。

另外, 还有许多内疚研究采取情景模拟法。以儿童为被试的内疚研究常采用的是玩具范例法, 即呈现给儿童一个模拟的情景, 然后观察儿童的反应(Kochanska, Gross, Lin, & Nichols, 2002)。对于成人, 常常给被试呈现日常生活中能够诱发内闫现洋, 刘杰, 2011)。

最后, Hoffman (2000)提出了虚拟内疚。日常生活中, 尽管人们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 或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 但个体自认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 也会感到内疚。区别于伴随有实质伤害或违规行为的违规内疚, 这种内疚被界定为虚拟内疚。具体来说, 违规内疚是个体存在着主观意愿去伤害别人, 或真正地做了伤害他人的事情, 良心发现后觉得对不起受害人而产生的内疚; 而虚拟内疚则是个体在即使什么也没做, 或与伤害事件只存在间接关系的情境下产生的内疚体验, 其原因是个体觉得自己违背了自身认同的内在道德规范。虚拟内疚通常发生在道德水平较高或是有亲近责任关系的个体身上, 比如灾难幸存者, 或者看到亲人悲伤的个体等(引自乔建中, 王蓓, 2003)。

3 内疚的测量

内疚是高级情绪, 它的测量不同于一般情绪, 研究方法常常受到限制。目前关于内疚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法, 情景模拟法和整体形容词描述法, 而较少采取非言语技术, 反应时技术和脑成像技术(谢晶, 方平, 姜媛, 2011)。

有研究者认为内疚是一种特质, 他们通过自我报告法判断个体是否是易内疚者(guilt- proneness)。比如GASP问卷(Cohen et al., 2011), 测量个人违规后的自我评价和补偿行为倾向。也有研究者编制问卷来测量状态内疚, 比如TOSCA、DCQ和SGS。日本学者开发的青少年内疚评定问卷(SGI) (Arimitsu, 2002)综合考虑了DCQ和SGS的因素结构, 对东方文化更具适应性。国内也编制了中文版的内疚问卷, 包括伤害他人、关爱不足、自私行为和辜负他人4个因素(胡金生, 2008)。还有一种自我报告的方法是让被试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 然后再评价其内心情绪感受的程度。这种方法使个体的感受更真实, 能够很好的诱发情绪, 缺点是每个被试回忆的事件和

疚情绪的道德情景, 并对道德情景进行内疚现象学的描述, 让被试做出态度评定等, 评定方式往往参考自我报告问卷中的一些问题。

整体形容词描述法在内疚研究中应用较少。这种方法并不是通过情景诱发被试情绪, 而是向被试呈现具有内疚倾向的形容词, 然后统计被试在每个形容词下的得分或出现频率。Harder和Zalma (1990)编制的个人情感问卷(PFQ-2)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该问卷使用自我报告的方法, 但是问卷内容是要求被试评定20个内疚的形容词, 如后悔、懊恼等。这种方法直接明了, 易操作, 但是无法避免社会称许性, 有时也要结合情景模拟法使用。

这三种测量方法都针对一般的人际内疚情绪, 对于群体内疚或虚拟内疚, 还需要考虑额外的变量和情绪产生的前提条件。群体内疚的研究主要采用群体情绪的研究方法, 例如启动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操纵类别化, 并区分个体情绪和群体层面的情绪等(陈满琪, 2013)。而虚拟内疚则侧重于诱发情绪的事件、个体在事件中的角色、以及与道德水平的关系等方面。

4 内疚的产生机制

关于内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一直是内疚研究的热点。早期理论从发展和人格等角度解释了人际内疚的起源, 随着研究的开展, 学者们开始从人际关系的道德层面来解释内疚的产生。从道德视角分析内疚的相关理论, 可以为内疚的产生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4.1 内部焦虑

早期的研究者从发展的角度把内疚的起源归于冲突引起的焦虑。弗洛伊德(1930, 1961)认为, 内疚是个体内部冲突的产物, 是超我与本我冲突的结果, 内疚是超我用来影响自我的武器(引自Baumeister et al., 1994)。Piers和Singer (1971)认为内疚产生于焦虑, 并把内疚看成是个体对本能的侵犯、破坏和性冲突(尤其乱伦)的反应。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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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真正的内疚是独立的, 不需要有意识地考虑旁观者的反应(引自Baumeister et al., 1994)。Buss (1980)也认为, 内疚是个人私有的, 对内疚最好的检验是了解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违规行为(引自Baumeister et al., 1994)。Buss的观点虽然增加了个体的内省因素, 但仍把内疚看成是单一的、内部过程的结果。所以, 早期的焦虑观点主要是从个体自身来考虑的, 人际道德层面的作用并未引起重视。 4.2 依恋

持发展观的研究者认为内疚源自个体害怕被排外的心理, 是由依恋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内疚的产生与父母的回避有关, 个体犯错后产生的悲痛、焦虑和恐惧是因为感受到被排斥的威胁, 而且内疚的强度与伤害关系的重要程度成正比(Kochanska & Aksan, 1995)。内疚产生后引发的补偿行为(如利他帮助和合作)能修复人际关系和个体的社会依恋(Lickel et al., 2005)。此理论认为内疚的产生是为了维持社会关系, 若施害者不会被他人排斥, 其犯错误后就不会感到内疚, 或是会采用其他方法来合理化内疚事件(比如, 非人性化) (Kemp, 2012)。但是, 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于不能解释替代内疚, 比如目击者不会受到排斥, 但是仍有利他行为的产生。总之, 持依恋观点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内疚情绪产生的人际交往层面的成因, 只是其焦点仍在个体自身的得失, 对内疚事件中他人的得失没有足够的重视, 它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上考虑个体因为错误而产生内疚的根源, 因此, 这只是一种发展性的观点。 4.3 共情

许多研究认为内疚是由共情(empathy)引起的。共情是个体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体验, 它是一种选择情绪, 人们对和他们类似的人更易产生共情和友好。而且, 内群体认为外群体缺乏次级情绪(爱、希望、轻视、愤恨), 所以个体对外群体成员较少产生共情。易共情的个体更利他, 更爱帮助, 更容易体验到内疚(Brown & Cehajic, 2008)。Baumeister等(1994)也认为引起内疚的典型原因是伤害、失去同伴或是让同伴感到痛苦, 内疚的情感来源是共情的唤起。个体天生会对他人的灾难、痛苦有一种共情, 当他们把他人的痛苦归因于自己的行为时, 内疚就产生了(Howell, Tutowski, & Buro, 2012)。也就是说, 当个体看到

别人痛苦时会产生不愉快的体验, 这即是内疚产生的基础(Eisenberg, 2000)。这种共情观点关注内疚的人际层面, 焦点不是对自我得失的权衡, 而是对他人痛苦的体会, 具有道德层面的考量。 4.4 交换互惠

有研究者认为内疚的产生是由于个体破坏了交换道德中的互惠原则(reciprocity morality)。许多研究证实情绪具有人际功能。比如, 情绪能够促进长期的社会团结和互惠的发展(Keltner, Haidt, & Shiota, 2006)。而且, 良好的社会化能自动地帮助人们调节自己的行为。因此, 内疚作为道德情绪, 对激发道德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一些研究表明内疚是由道德规范所不接受的行为引起的, 这种不接受存在个人或社会标准层面的差别(Basile et al., 2011)。此外, 内疚主要产生于道德侵犯的情景, 在这类情景中, 个体的行为伤害了他人, 所以内疚被认为是个体违反了互惠原则后的结果。内疚产生后会促使个体采取随后的行为, 即重建互惠(重建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和重建积极自我概念(Cottrell & Neuberg, 2005)。然而, 目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受违规事件的影响, 所以违规事件的目击者会产生亲社会行为仍不能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基于这个理论, 我们可知如果没有互惠, 就没有内疚。比如, 犯人伤害一个陌生人, 相比于受害者是熟悉的人, 其内疚的程度更低。这种交换互惠的观点是从道德层面来引入的, 互惠就是个体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道德标准。 4.5 报应惩罚

还有研究者把内疚的起因归结于个体因果报应(deservingness)的心理, 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Lerner和Simmons (1966)认为, 人们普遍相信在一个公正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应得的。这能解释一般的内疚, 比如, 违规通常被认为是“坏”的。根据公正世界理论, 违规者必须受到阻挠和惩罚(引自Miron, Branscombe, & Biernat, 2010)。如果没有惩罚, 也没有悔改的表达, 对于违规者自身和目击者来说公正世界的信念就受到了威胁。这种解释得到了一些关于公正信念实证研究的间接支持(Tangney, Stuewig, Mashek, & Hastings, 2011), 一些人认为“不公正—不必要”的违规若是偶然出现, 就会觉得内疚。比如, 个人被奖励了, 他们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特别贡献却得到奖励而内疚; 他们甚至会批评自己, 认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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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接受奖励。报应惩罚的观点是不同于交换互惠的另一种道德视角, 公正是其核心。当个体意识到自身行为违背了公正这一道德标准, 作为必要的惩罚手段, 内疚及其补偿行为就会产生。 4.6 自我控制

在内疚的机制研究中, 也有研究者认为内疚的产生是因为个体感到失去了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理论着重在强调内心冲突。发展性研究表明内疚倾向能负向预测儿童的破坏行为。比如, 高内疚倾向儿童的不良行为会被过去的错误和预期的焦虑所抑制(Kochanska, Barry, Jimenez, Hollatz, & Woodard, 2009)。Baumeister, Vohs, DeWall和Zhang (2007)的研究也表明, 遭遇内疚的预期能够阻止人们去犯可能会引起内疚的不良行为。这种影响不受人际冲突的限制, 而是受个体行为与内心标准之间冲突的作用。比如, 无关道德的追求享乐也会使个体产生内疚, 因为享乐被认为是无用的, 甚至是不道德的。因此, 个体会控制他们的享乐追求(Kivetz & Zheng, 2006; 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又比如, 在潜意识地产生内疚之后, 个体会对享乐追求表现出较少的自我沉迷, 并会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Zemack-Rugar, Bettman, & Fitzsimons, 2007)。总之, 互惠和报应理论都关注的是人际和社会交往层面的道德标准, 而自我控制的观点关注的是个体内心, 即个体行为与其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冲突。

5 内疚的行为倾向

产生内疚后的行为倾向是补偿, 这在内疚的相关研究中基本是没有争议的。内疚作为一种道德情绪, 其会促使个体产生道歉、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帮助他人免于受伤等亲社会道德行为的意愿。而在补偿意愿付诸于行为时, 补偿的方式有很多种。在精神层面上, 有道歉、忏悔和自我惩罚等(Howell et al., 2012); 在物质层面上, 有经济赔偿和帮助他人等(Basile et al., 2011)。信教者在内疚情绪产生时, 往往会选择在教堂忏悔, 以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这是内疚表达的一种常见方式。而当补偿的可能性不大时, 个体常会采取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减少内疚(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此外, 内疚会有助于个体在生活中约束自己的行为, 进而出现利他行为。Tangney, Wagner, Fletcher和Framzom (1992)

对五年级儿童内疚倾向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纵向研究, 八年后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 当初有内疚倾向的儿童更倾向于从事社团服务等与道德行为有关的活动。Kochanska等人(2002)指出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需要内疚情绪, 因为内疚能帮助儿童抑制非道德行为的产生。Dearing, Stewig和Tangney (2005)发现内疚倾向与酒精和药物滥用及个人不幸之间存在负相关, 而与同情有正相关。Ketelaar和Au (2003)用实验的方法对内疚与合作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内疚可以增加人们的合作行为, 尤其可以增加那些平时有自私倾向(亲自我取向)的个体的合作行为。这些道德行为会减轻个体的内疚程度, 使其获得内心的平衡或他人的原谅(Tracy & Robins, 2006)。

所以, 内疚作为典型的道德情绪, 与道德行为密切相关, 并具有较高的亲社会性, 这是内疚研究者们的共识。当个体意识到自身的行为伤害到他人或群体时, 内疚体验会驱使人们去补偿自己对他人或群体造成的伤害; 如果无法补偿受害者, 也会以其他方式来消除自己心中的内疚(Berndsen & McGarty, 2010; Ghorbani, 2013)。

6 内疚的亲社会作用

内疚这种由消极道德事件引起的负性情绪是一种基于道德的情绪反应, 进而产生具有道德性质的行为表现。这种道德情绪的表达以及道德行为的实施会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起到促进作用, 所以许多研究都表明内疚能加强社会契约和促进依恋关系的良好建立(Menesini & Camodeca, 2008)。

内疚情绪的产生能修复人际关系。施害者(perpetrator)违规后, 受害者一般认为违规者是受益者。如果违规者感到内疚, 其快乐会被削弱, 违规者的内疚会使受害者感觉好些。此外, 内疚可以使得两个同伴间的情绪状态更亲密和谐, 这种平衡会更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Locke和Horowitz (1990)发现, 人们处于相似的情绪状态时会有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互动, 进而得到一个积极的结果。然而, 人们若是处于不匹配的情感状态, 则会进入一个沟通不畅, 互相不满, 甚至回避的恶性循环中。

除此之外, 内疚能加强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 内疚产生后, 违规者会产生补偿意愿, 进而实施补偿行为, 补偿行为的实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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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际关系的修复(de Hooge et al., 2011)。而且, 内疚的产生会使双方在没有自我利益回报的情况下相互关心, 尊重并积极的相处。同时, 个体对内疚的感知会减少其随后行为中人际违规的次数。内疚使人们不太可能伤害和疏远他们的同伴, 或者是对同伴感到失望, 而是会激发人们对同伴的关注以及积极情感的表达。如果人们因伤害父母, 忽视他们, 或是辜负他们的期望而感到内疚, 就会通过改变自身的行为来避免内疚, 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所以, 当人际忽视或是违规行为可能造成伤害时, 会促使个体产生内疚情绪, 进而实施有利于人际关系修复的行为, 使得人际关系得到改善, 或是个体会改变之前的行为模式来避免内疚, 这就是内疚的人际关系加强功能。

7 内疚的研究展望

内疚是个体觉得自身的行为(真实或者假想的)违反了道德标准, 并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而产生的痛苦的情绪体验。根据内疚产生的情境和个体归因等条件的不同, 内疚可划分为人际内疚、替代内疚、虚拟内疚和群体内疚等几种类别。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关注不同类别的内疚情绪之间的差异, 并给予界定。也有研究者对内疚、羞愧和后悔这三种相似情绪的差别进行实验研究, 以期三者能得到很好的分离。而关于内疚成因的研究, 从早期的焦虑观点, 到具有发展观的依恋理论, 以及近年来发展的共情理论、互惠理论、报应心理与自我控制理论, 可以看到从道德层面对内疚起源的探究得到了逐渐的重视。除内疚的成因研究之外, 内疚的行为研究也是一大热点。研究者在公认了内疚的行为倾向为补偿之后, 开始探讨不同条件下的补偿形式, 既有道歉、忏悔等精神补偿方式, 也有经济弥补、帮助他人等物质补偿方式。总之, 近年来针对内疚的界定, 产生机制及其行为反应等方面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有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 内疚、羞愧和后悔的区别一直是研究热点, 尤其是内疚与羞愧常在研究中并列存在(施承孙, 钱铭怡, 1999; Teroni & Deonna, 2008; Kim et al., 2011)。但是国内外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现象学的探讨上, 关于几种情绪根源上的探讨还存在不足。所以, 研究者可以探讨区分几种情绪的根源性因素来补充此类研究。

第二, 内疚根据情景诱因或其他前提条件的不同可以分成很多类别, 比如人际内疚、替代内疚、群体内疚和虚拟内疚。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内疚, 替代内疚、群体内疚和虚拟内疚比一般的内疚更复杂,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比如, 群体内疚产生的原因, 哪些因素会影响群体内疚, 以及内疚情绪产生后对群体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等都是内疚研究的重要部分。而关于替代内疚(Lickel et al., 2005)和虚拟内疚(乔建中, 王蓓, 2003)的研究目前也都较为浅显, 针对其产生机制、行为反应以及社会作用还没有具体的研究, 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面。

第三, 对内疚进行诱发和测量时, 因其含有很大的道德成分(Tilghman-Osborne et al., 2010), 难以避免道德称许性。在以后研究内疚等道德情绪时, 可以从复合情绪或是其他情绪研究中借鉴一些能够减少或避免称许性的方法, 将会使研究结果更加真实可信。

第四, 关于内疚的产生机制国外的研究很多, 有共情理论、报应观点等(Brown & Cehajic, 2008; Miron et al., 2010; Basile et al., 2011)。而国内在关注其发展和心理健康层面的同时, 也可以从道德层面出发, 结合东方群体的道德特点进行研究, 比如道德判断能力、不同的道德标准、责任心和价值观等是如何影响内疚的产生及其心理过程的。

第五, 内疚产生后的行为倾向是补偿, 根据不同的情境, 补偿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道歉、经济补偿、帮助他人还有忏悔等都是已有研究中发现的比较典型的行为反应(Basile et al., 2011; Howell et al., 2012)。除此之外其他的行为表现也需要进一步补充, 比如改变偏见或是严格自律等。另外, 内疚情绪会对随后的行为有何影响, 虽然在上文中也做了一些介绍, 但是很多社会活动与内疚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深入研究。而且, 已有研究中的行为测量多是行为倾向的测量, 对于是否会付诸于实际行动还有一定的差距。对此, 研究者可以考虑增加其生态效度, 比如尝试将实验环境变为真实情景等。另外, 内疚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值得探讨的, 因为研究内疚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对其行为结果的关注。怎样才会产生内疚？怎样才会产生补偿行为？内疚产生后由于行为反应或是其他原因的限制会发生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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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变化？这些都是研究者未来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Collective guil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16–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R., & Cehajic, S. (2008). Dealing with the past and facing the future: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guilt and sham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669–684. Cohen, T. R., Wolf, S. T., Panter, A. T., & Insko, C. A. (2011). 参考文献

陈满琪. (2013). 群体情绪及其测量. 社会科学战线, 2, 174–179. 胡金生. (2008). 中文版内疚感问卷的信、效度及调查结果. 中国健康心理学, 16, 236–238. 刘国雄, 方富熹. (2003). 关于儿童道德情绪判断的研究进展. 心理科学进展, 11, 55–60. 乔建中, 王蓓. (2003). 霍夫曼虚拟内疚理论述评. 心理学探新, 23(3), 25–28. 施承孙, 钱铭怡. (1999). 羞耻和内疚的差异. 心理学动态, 7(1), 35–38. 石伟, 闫现洋, 刘杰. (2011). 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情绪反应--群体内疚. 心理科学进展, 19, 224–232. 谢波, 钱铭怡. (2000). 中国大学生羞耻和内疚之现象学差异. 心理学报, 32, 105–109. 谢晶, 方平, 姜媛. (2011). 情绪测量方法的研究进展. 心理科学, 34, 488–493. 俞国良, 赵军燕. (2009). 自我意识情绪: 聚焦于自我的道德情绪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5, 116–120. 周详, 杨治良, 郝雁丽. (2007). 理性学习的局限: 道德情绪理论对道德养成的启示. 道德与文明, 3, 57–60. Arimitsu, K. (2002). Structure of guilt eliciting situations in Japanese adolescent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73, 148–156. Barrett, K. C., Cole, P. M., & Zahn-Waxler, C. (1993). Avoiders versus amender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guilt and shame during toddlerhood. Cognition and Emotion, 7, 481–505. Basile, B., Mancini, F., Macaluso, E., Caltagirone, C., Frackowiak, R. S., & Bozzali, M. (2011). Deontological and altruistic guilt: Evidence for distinct 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Human Brain Mapping, 32, 229–239. Baumeister, R. F., Stillwell, A. M., & Heatherton, T. F. (1994). Guilt: An interpersonal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243–267.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DeWall, C. N., & Zhang, L. (2007). How emotion shapes behavior: Feedback, anticipation, and reflection, rather than direct caus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167–203. Berndsen, M., & Mcgarty, C. (2010). The impact of magnitude of harm and perceived difficulty of making reparations on group-based guilt and reparation towards victims of historical har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 500–513. Branscombe, N. R., Slugoski, B. R., & Kappen, D. (2004). The measurement of collective guilt: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In N. R. Branscombe & B. Doosje (Eds.), Introducing the GASP scale: A new measure of guilt and shame pron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947–966. Cottrell, C. A., & Neuberg, S. L. (2005). Different emotional reactions to different groups: A socio-functional threat- based approach to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770–789. Dearing, R. L., Stewig, J., & Tangney, J. R (2005). On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shame from guilt: Relations to problematic alcohol and drug use. Addictive Behaviors, 30, 1392–1404. de Hooge, I. E., Nelissen, R. M. A., Breugelmans, S. M., & Zeelenberg, M. (2011). What is moral about guilt? Acting “Prosocially” at the disadvantage of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462–473. Doosje, B., Branscombe, N. R., Spears, R., & Manstead, A. S. R. (1998). Guilty by association: When one’s group has a negative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872–886. Eisenberg, N. (2000).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665–697. Ferguson, M. A., & Branscombe, N. R. (2010). Collective guilt mediates the effect of beliefs about global warming on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itiga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135–142. Gausel, N. (2012). Facing in-group immorality: Differentiating expressed shame from expressed guilt.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4(4), 1–7. Ghorbani, M. (2013). Guilt, shame, and reparative behavior: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proxim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4, 311–323. Hale, M. A., & Clark, D. A. (2013). When good people have bad thoughts: Religiosity and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guilt-inducing intrusive thoughts. Journal of Psychology & Theology, 41, 24–35. Harder, D. W., & Zalma, A. (1990). Two promising shame and guilt scales: A construct validity comparis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5, 729–745. Howell, A. J., Turowski, J. B., & Buro, K. (2012). Guilt, empathy, and apolog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 917–922. Imhoff, R., Bilewicz, M, & Erb, H. P. (2012). Collective regret versus collective guilt: Different emotional

第10期 张 琨等: 道德视野下的内疚 1635

reactions to historical atroc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729–742. Iyer, A., & Leach, C. W. (2008). Emotions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9, 86–125. Jones, A., & Fitness, J. (2008). Moral hypervigilance: The influence of disgust sensitivity in the moral domain. Emotion, 8, 613–627. Keltner, D., Haidt, J., & Shiota, M. N. (2006). Social func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emotions. In M. Schaller, J. A. Simpson, & D. T. Kenrick (Eds.), Evolu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pp.115–142).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Ketelaar, T., & Au, W. T. (2003). The effects of guilt on the behavior of uncooperative individuals in repeated social bargaining games: An affect-as-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le of emo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 429–453. Kim, S., Thibodeau, R., & Jorgensen, R. S. (2011). Shame, guil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68–96. Kivetz, R., & Zheng, Y. (2006). Determinants of justification and self-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35, 572–587. Kochanska, G., & Aksan, N. (1995). Mother-child mutually positive affect, the quality of child compliance to requests and prohibitions, and maternal control as correlates of early internaliz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6, 236–254. Kochanska, G., Barry, R. A., Jimenez, N. B., Hollatz, A. L., & Woodard, J. (2009). Guilt and effortful control: Two mechanisms that prevent disruptiv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322–333. Kochanska, G., Gross, J. N., Lin. M. H., & Nichols, K. E. (2002). Guilt in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 determinants, and relations with a broader system of standards. Child Development, 73, 461–482. Lickel, B., Schmader, T., Curtis, M., & Ames, D. R. (2005).Vicarious shame and guilt.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8, 145–157. Locke, K. D., & Horowitz, L. M. (1990). Satisfaction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s a function of similarity in level of dyspho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823–831. Menesini, E., & Camodeca, M. (2008). Shame and guilt as behaviour regulators: Relationships with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 183–196. Miron, A. M., Branscombe, N. R., & Biernat, M. (2010). Motivated shifting of justice standard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768–779. Nelissen, R. M. A., & Zeelenberg, M. (2009). When guilt evokes self-punishment: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dobby effect. Emotion, 9, 118–122. O’Connor, L. E., Berry, J. W., Weiss, J., Bush, M., & Sampson, H. (1997). Interpersonal guil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easur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3, 73–89. Postmes, T., & Branscombe, N. (2010). Sources of social identity. In T. Postmes & N. Branscombe (Eds.), Rediscovering social identity. (pp. 1–12).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Roos, S., Salmivalli, C., & Hodges, E. V. E. (2011). Person× Context effects on anticipated moral emotions following aggression. Social Development, 20, 685–702. Kemp, M. (2012). Dehumanization, guilt and large group dynamics with reference to the West,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7, 383–405. Seger, C. R., Smith, E. R., & Mackie, D. M. (2009). Subtle activation of a social categorization triggers group-level emo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460–467. Tangney, J. P., Miller, R. S., Flicker, L., & Barlow, D. H. (1996). Are shame, guilt, and embarrassment distinct emo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256–1269. Tangney, J. P., Stuewig, J., Mashek, D., & Hastings, M. (2011). Assessing jail inmates’ proneness to shame and guilt feeling bad about the behavior or the self?.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8, 710–734. Tangney, J. P., Wagner, P. E., Fletcher, C., & Framzom, R. (1992). Shamed into anger? The relation of shame and guilt to anger and self-reported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669–675. Teroni, F., & Deonna, J. A. (2008). Differentiating shame from guil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 725–740. Tilghman-Osborne, C., Cole, D. A., & Felton, J. W. (2010).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guilt: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 536–546. Tracy, J. L., & Robins, R. W. (2006). Appraisal antecedents of shame and guilt: Support for a theoretical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1339–1351. Turner, J. H., & Stets, J. E. (2006). Moral emotions. In J. E. Stets & J. H. Turner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pp.545–566). New York: Springer. Zeelenberg, M., & Breugelmans, S. M. (2008).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harm in distinguishing regret from guilt. Emotion, 8, 589–596. Zemack-Rugar, Y., Bettman, J. R., & Fitzsimons, G. J. (2007). The effects of nonconsciously priming emotion concepts on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927–939.

163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2卷

G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An Intergrated Review ZHANG Kun1; FANG Ping1; JIANG Yuan2; YU Yue1; OUYANG Henglei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Division of Sport Psychology,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or decades, the researches on guilt have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most of which were focused on the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While in recent years, the focus has been turned to the moral dimension of guilt, concerning more about the moral values of emotion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events. Guilt, a moral emotion, develops with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this review gives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the definition, generation mechanism, behavioral response and prosocial impacts of guilt.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ome new insights into domestic studie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guilt; morality; compensate; prosocial imp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