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治理的路径依赖及思路创新——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一项应用

２０１３年２月　社会科学家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Ｆｅｂ．，２０１３　（第２期，总第１９０期）　【管理学与企业发展】　（Ｎｏ．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１９０）　我国腐败治理的路径依赖及思路创新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一项应用　谭安富，杨梅，张云　（内江师范学院，四川内江６４１１１２）　摘要：我国腐败治理在人性假定上存在“性善”假定的路径依赖，在手段运用上存在“自我管控”和“内部管理”的　路径依赖。这将反腐工作长期锁定在一条低效率的路径上。当代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倡引入企业管理的核心　理念为政府所用。文章研究表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对我国解除腐败治理路径依赖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腐败；现代公司治理；路径依赖；思路创新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７８—０４　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原本是一个物理学和　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在古代，官员一般　衣食父母”，其性善。现代社　数学的概念。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用路径依赖描述　被普遍认为是德高望重的“和刻画制度演化方式。对于经济学而言，路径依赖是指　会以来，对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性假设已经从“性　“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Ｉｌ】。犹如　善论”递进为“公益人”。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与“性善　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　论”相对立是法家的“性恶论”，主张“隆法而治”的治国　但没能成为治国的根本之法。由此可见，　就可能将会被长期锁定在这一路径上。一般认为，路　和治腐方式，　径依赖往往意味着“无效率”。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我国　在古代吏治制度和现代干部人事制度的演进历程中，假定已经形成一种惯性，有一种反“性　反腐败的实践，会发现我国的腐败治理存在着路径依　对官吏“性善”假定的传统，构成了“性善”假定的路径依赖。　赖问题。过去的反腐工作长期被锁定在低效率的路径　恶”上，未来腐败治理要取得实际效果，必须打破这一路　“性善论”的人性假定存在诸多局限性：一是不适　径依赖。本文分析表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对打破腐　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活动　主体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经济人”，是利己而非利他　败治理的路径依赖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的。但是，利己动机主导下的行为选择会导致利他的　反腐倡廉实践的一个现实问题：　理念与手段的路径依赖　一、结果，存在“帕累托最优”。亚当・斯密指出：“我们所期　望的食物并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　慈，而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打算。我们要关注的　不是他们的人道，而是他们的自爱。　我们从来不要对　在传统文化演进中，以孔孟“性善论”为核心儒家　他们谈论是自己的必需，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ｆ３］　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礼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正式　二是不适应行政生态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权　１．“性善”人性假定的路径依赖　制度而成为约束官民行为的准则。在古代官吏选拔史　力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本身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可　上，官员选拔经历了“荐举”、“察举”、“九品中正”和　以计量甚至计价。自利的个体可能利用权力最大化个　“科举”的演进。［　但无论何种选任制度，“选贤与能”成　人利益，表现为公共权力控制权人的“设租”行为和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反腐败视域下的高校风险防控体系研究”（１２ＳＡ０３７）　作者简介：谭安富（１９７３一），内江师范学院讲师，内江市惩治和预防腐败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新制度　经济学；杨梅（１９６３一），教授，内江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云（１９７５一），副　教授，内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财务风险控制与管理。　７８　场活动主体的“寻租”行为。前者目的是通过权力创造　监督制度、行政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司法惩治是指　租金而直接或间接地将权力变现，后者是利用权力获　对严重违反党纪和政纪、构成犯罪的公务人员依据法　取超额利润或垄断机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诱发权力观　律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惩治方式。目前我国重点靠体制　的变化，使得“性善”假设存在被颠覆的风险。三是面　内反腐，注重“上权制下权”的垂直制约，存在“小权制　临现实中复杂人性的挑战。当前，中国社会价值取向　大权”的制度设计，还有“同级制衡”的体制设计。　多元化，出现价值混乱，甚至价值混沌。“性善论”无法　过度依赖“内部管理”手段使得反腐工作陷入封　解释复杂多变的人性百态，更无法解释一个官员权力　闭的体制内反腐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一是忽视　观可能存在改变的现实。最后，“性善”人性观会产生　“控制弱化”的事实。在“上权制下权”的情形下，由于　“修养依赖”，导致盲目信赖人的道德自觉，产生“信任　组织“塔式结构”导致管理幅度扩大，加之信息不对称　替代监管”的现象。　和领导者的有限理性的原因，上权很难对下权实施有　２．“自我管控”手段的路径依赖　效制衡。很多地方暴露出的下属“窝案”正是“上权”管　“自我管控”是指党员领导干部通过自省、自觉、自　不住“下权”的典型表现；在“小权制大权”的情形下，　律达到对贪欲自我抑制的理想境界。共产党历来有重　由于权力位阶差异导致的“不敢管”和信息不对称导　视党员自觉修养和信任党内同志“自我管控”力的传　致的“不能管”使得大权常常处于不受监管的状态。现　统。客观讲，特定时期内通过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管　实中，“一把手”往往大权在握，难受监督，易于腐败。　控”手段遏制腐败具有一定效果。这种特定行政生态环　“同级制衡”由于利益趋同和某种“相安无事”的默会，　境下的效果促使我们对“自我管控”手段产生依赖，长　制衡效果有限。二是存在“激励弱化”问题。反腐的动　期试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自　机和决心来自于对腐败的厌恶和憎恨。体制内主体对　觉和职业自律，达到促成党员领导干部“不想腐”的理　腐败的态度有明显的“中性”偏好，他们不是腐败的受　想状态。同时，对“自我管控”手段产生路径依赖的另一　害者，往往是腐败的“受益者”。相对于体制外主体，他　个原因是“性善”人性假定的路径依赖，没有“性善”人　们没有动机和动力反腐，甚至存在“反反腐”的恶意。　性假定的路径依赖，就没有“自我管控”的路径依赖。　三是存在“合谋腐败”的可能。叶国英指出“合谋腐败　过度依赖“自我管控”手段有明显的局限：一是会　与其他腐败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群腐败主体是通过　产生“自律依赖”。这会导致我们忽视对个体欲望的外　一个‘私下契约’形成滥用委托权力的合谋关系，从而　部约束，产生“自律替代他律”的现象。法国１９世纪伟　使腐败利益最大化。”【５１由于公权力实际控制人利益趋　大的政治家路易斯・博罗尔说：“对于那些大权在握的　同或利益一致，或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存　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二　在着合谋腐败的倾向。　是会导致“教化依赖”。一方面会投入高成本进行道德　宣传和教育，试图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达到“慎独”、　二、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一项应用：　“独善其身”的理想状态。这在本质上陷入了主观唯心　突破腐败治理路径依赖　主义，成本巨大收效甚微。另一方面会放松对“恶”的　惩戒。儒家文化传统即使面对极恶之徒，也会强调通　１．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及基本思想　过“教化”使其自省、自新，谓之“仁”。这会削弱对滥用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开山鼻祖Ｂｅｒｌｅ和Ｍｅａｎｓ　公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产生“教育代替惩戒”及低违法　（１９３２）认为现代企业制度伴随着“资产所有权与控制　成本的制度设计。　权的分离”，现实中“控制这些财富并因此而处于确保　３．“内部管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经营效率和生产利润的地位的人，不再是作为所有者　本文所述“内部管理”指的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控　而有权获得这种利润的人”。网这一思想最终发展为委　制权人对公共权力运行在体制内以权制权的控制体　托——代理理论。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Ａｌｃｈｉａｎ和Ｄｅｍｓｅｔｚ　系。现实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内部管理手段主要包括　ｆ１９７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１９７５，１９７９）、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Ｈａｒｔｅｒ（１９８６）　党内管理、行政监督和司法惩治。党内管理主要是指　以及Ｈａｒｔ和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０）相继完善了现代企业理论体　依据党纪对党员进行党内教育、党内监督、违纪处分　系。现代企业理论主要包含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　等内部管理手段；行政监督在狭义上是公共权力控制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基于网络关系现代公司治理理论。　权主体之间的监督制度设计，是指行政机关内部上下　产权理论的集大成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在提　级之间，以及专设的行政监察、审计机关对行政机关　出人是有限理性、存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资产　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领导监督制度、下级　专用性”概念，分析了交易的维度及契约不完全的原　７９　在“议行合一”的国家，　因，提出了各种契约治理结构问题。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Ｈａｒｔｅｒ　委托给两个以上的国家机构；在“相对　（１９８６１以及Ｈａｒｔ和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０）分析了不同产权制度　公权力被集中委托给一个集中的权力机构；安排下的经济绩效问题。委托——代理理论的提出者　议行合一”的国家，被集中的公权力再由权力机构转　Ｊｅｎｓｅｎ和Ｍｅｃｌｉｎｇ（１９７６）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上　代理给其他国家机关。我国属于“相对议行合一”体　公权力存在着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权力　是一种契约关系。由于委托——代理双方都是追求自　制，　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目标函数上存在着不　实际控制权人违背委托人意愿滥用代理权的可能性，　致，代理人存在不完全依照委托人动机进行经济活　腐败就是这种可能性的现实表现。政治代理人存在违背委托人意愿而最大化个人　动的动机，产生背离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直接　一经济人”，而且是有　或间接地给委托人带来损失，产生因效率损失导致的　利益的倾向。政治人本质上也是““代理成本”。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追述到Ｄｏｄｄ　限理性人。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学家假定人在市场选　（１９３２）的经典论述，现代公司管理层“不仅要代表股　东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其他利益主体，如员工、消费　者，特别是社区的整体利益。”圈利益相关者理论打破　了传统的“股东权益最大化”的思维模式，将企业看成　是相关利益的链接体，现代公司治理本质上是要平衡　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利益。基于网络关系的现代公司治　理理论产生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　Ｃｈａｍｐｙ和Ｎｏｈｒｉａ（１９９７）认为，未来的企业组织将变成　“一个不稳定的网络，所有的链接几乎都有机地形成　和更新，就像人类神经系统的分支一样，这其中会出　现新的权威和某种等级制度，但旧的组织形态——金　字塔形组织将不复存在。”［９】基于网络关系的现代公司　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超越产权关系的现代公司治理。　现代公司治理试图通过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达　到规范代理人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平衡利益相关者　利益的目的。内部治理是通过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高级经理人员的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设计和　制衡关系达到降低代理成本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利益　的过程；外部治理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法律约束机　制和社会道德与舆论机制形成的外部约束与激励过　程规范和制约代理人行为。其中，以控制权市场、经理　人市场和产品市场组成的市场竞争机制为是主要外　部治理机制。　２．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对腐败治理路径依赖突破的　应用基础　政府组织类企业性的一面是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应　用于反腐实践的基础。两者在治理结构上具有相似之　处，这种类企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如图所示）：　公权力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存在政治委　托——代理关系。民主政治背景下，现代政治体制都　重视公权力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事实。政治委　托——代理关系在各国政治制度设计中体现为代议　制度的运用。主权所有者具有分散性，将分散抽象的　民权通过选举代理人的方式变为公共权力，分属不同　国家机构执掌。在“议行分离”的国家，公权力被分别　择领域都是自利主义者，而政治场中都是“慈善、博　爱”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Ｊａｍｅｓ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６２）首先将“经济人”假定应用于对政治人　的分析，打破了传统对政治人的人性假定的错误偏　好，回归到政治人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特性。政治人　也是有限理性人，由于人类生理的局限和信心不完全　等因素的客观存在，政治人不是能掌控一切的“超　人”，其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存在着理性限度。这说　明政治人存在两个事实：一是自利的人性不会因为政　治人的角色转换而改变。如果说政治人存在慈善和博　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约束而成，是在　对外在的法律、道德、伦理和舆论的束缚所关系一旦　网状化，就会形成比网络企业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　权力关系。由于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化，腐败　发生的风险点成几何级的增长，很多直接的腐败利益　关系会被间接化、虚拟化、远程化、网状化。在这个过　程中，简单依靠自身“内部管控”和“内部管理”为主的　反腐手段无法有效发现和惩治腐败。所以，因复杂契　约产生的网状利益关系吸纳了众多与腐败有着直接　和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对腐败有效治理离不开这些　利益主体的参与。因而，未来腐败治理必须用新的治　理系统纳入各方主体的参与。　三、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几个有益启　示：腐败治理要注意修正的问题　１．有限理性人假设对腐败治理的启示　党员领导干部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　员领导干部有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倾向。他们中的一些　代理成本会产生“膨化”和“传递”效应，会增加市场环　人本质上会追逐金钱、权力、地位、人情、享乐等，并试　境下的交易成本。腐败租金最后都会通过提高交易成　图最大化这些欲望。二是党员领导干部只能有限地实　本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转嫁给国家、社会和公众。比　地产开发成本中的腐败成本会直接推　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为了用好权力实现“公益”目　如有文献指出，的，还是滥用权力实现个人目的，党员领导干部由于　升房价，转移给消费者。二是要高度重视腐败带来政　结果　生理、知识和信息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均不可能最大　治风险。腐败对政治结构的侵蚀过程是渐进的，是致命的，犹如“温水煮青蛙”。比如，当前群体性事件　化某种预期，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实现目的。　反腐败实践中长期不敢或不愿正视党员领导干　背后往往与地方腐败集团有一定关联。利益集团为了　通过“封、堵、压、吓”等方式增加政治　部有限理性人的事实，导致了“性善”假定的路径依赖　维护既得利益，积聚　和“自我管控”的路径依赖。这两种路径把中国反腐斗　表达成本，阻碍民众政治利益的表达。长此以往，争带入到了“人治”的泥淖。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解除这　种路径锁定：一是不要盲目信任党员领导干部“公益”　动机和“自我管控”能力，忽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　约束和外部监管。腐败治理的基础路径就是彻底打破　“人治”方式，用法治替代人治，切实重视制度反腐。一　方面，建立健全反腐制度是前提。目前反腐的制度建　设必须在过去五年的惩防体系建成的基础上，结合地　区、行业、部门、职位的具体实际，精致化、具体化、科　学化各项制度。另一方面，必须将行之有效的制度上　升为各个位阶层次的法律法规，推进法治反腐。再者，　必须搞好制度和法律的执行问题。过去腐败高发的一　个重要原因不仅仅是制度缺失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制　度落实问题。有制度不落实或落实不充分，均是典型　的人治。二是不能高估“内部管理”的能力。“内部管　理”手段若无制度基础最终会将反腐败带入“人治”路　径。在“人治”路径上，有限理性会导致“内部管理”弱　化问题，体制内主体利益趋同会导致的“合谋腐败”问　题。因而，在反腐败斗争，各国一条典型经验就是将公　权力执掌者假定为随时可能窃取公众福利的“盗贼”，　高度警惕、时刻防备，任何盲目信任其慈善和博爱的　行为均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２．“两权分离”对腐败治理的启示　公权力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导致了政治委　托——代理问题，产生政治“代理成本”。腐败导致的损　失属于政治“代理成本”。腐败产生的政治代理成本不　仅直接造成国家财富的流失，更为严重的是腐败会增　加社会交易成本，侵害其他主体的合法利益。比如，腐　败会损害社会公平，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导致政治信任　危机，加剧公权力运行的阻力，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　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成本问题对腐败治　理有两点启示：一是要高度重视腐败造成的市场交易　成本问题。不能仅仅将腐败成本理解为给国家和人民　生命财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要看到腐败造成的　的民怨在一个催化事件来临时进入临界点，引起群体　性“井喷”事件。党的十八大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３．信息不对称对腐败治理的启示　委托——代理关系如果不存在信息部对称就不会　产生代理成本问题。正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代　理人具有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具有信息劣势，产生了代　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政治代理人的有限　理性使得代理人有滥用公权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偏好，　政治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得代理人有了滥用公权最大　化个人利益的条件。所以，现在现代公司治理要解决的　核心问题就是通过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来尽量消除委　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偏在，降低代理成本。　信息不对称对腐败治理的启示在于必须构建腐　败治理的信息系统支撑：一是阳光政府构建的紧迫　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阳光政务就不可能有　清廉政府。不解决委托人对代理人信息的全面监控，　权力运行就会进入暗箱操作，成为腐败发生的条件。　二是建立严格的党员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的公开制度。　当务之急必须撕开蒙在党员领导干部头上的神秘面　纱，实现“公众人物无隐私”，特别需要尽快加强党员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的披露制度。目前可以从党员领导　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人手，逐渐全面公开领导干部的　个人事项。通过阳光政务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开解　决权力运行的信息透明和领导干部个人信息透明问　题，解除外部治理主体因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导　致的“不能监督”问题，同时将权力运行和领导干部个　人行为置于“金鱼缸”中，形成一种外在无形约束。这　在北欧高清廉度国家中已成为一种治腐惯例。　４．现代公司治理方式对腐败治理的启示　现代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　理实际上是委托人将委托权分授予多个相互独立的　治理结构以达到权权制衡的目的。外部治理主要以市　场竞争机制为主，以法律监督机制和（下转第８９页）　８１　供有力保障。如，新疆火宴山餐饮集团公司旗下火宴　进行国际餐饮文化交流，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餐饮　山火锅文化连锁机构，通过深入挖掘和演绎清真餐饮　文化基础上，借鉴国外餐饮文化营销模式，学习和吸　文化底蕴和新疆民族地域文化特点，在短短几年时间　纳国际优秀餐饮文化精华，丰富、繁荣中华餐饮文化，　里，取得了经营上的巨大成功，就在于其拥有一支高　创新文化营销手段。将我国丰富多彩的餐饮文化传播　素质、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　出去，扩大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７／　（三）借鉴国外餐饮文化营销模式，创新文化营销　手段　近年来，国际上一些餐饮企业成功实施了文化营　销，取得了经营的巨大成功。如肯德基、麦当劳，向消　五、结语　我国博大精深的餐饮文化为餐饮企业实施文化　费者展现了一种快捷时尚个性化的餐饮文化形象，受　到很多国内大众的欢迎和喜爱。韩剧《大长今》在国内　营销提供了广阔的空问和平台。餐饮企业应充分认识　的热播，使得韩国餐饮文化被国内人民所熟知和推　到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的推动作用，增强文化营销意　崇。与此同时，Ｅｔ本餐饮文化、意大利餐饮文化等众多　识，构建餐饮企业文化价值链，丰富品牌文化内涵，有　国外餐饮文化也逐渐被传播到国内，开始进入人们的　效实施文化营销策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精神、文化　生活领域，给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需求，提高自身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建立长久的竞　和变化。因此，我国餐饮企业不能固步自封，而应积极　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１】毛勤勇．试论文化营销的内涵与特征［Ｊ１＿江苏商论，２００３（２）：　展，２００６（１１）：９１—９２．　７２—７３．　［５］张丽华，段玉．素食餐饮文化营销策略及发展对策研究ｆＪ１　．［２】诸凡．企业文化理论及对文化营销的意义［Ｊ］．商业时代，　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０７（１）：４６—４８．　２００９（３０）：１２４—１２５．　’　【６】张玉倩．浅谈我国餐饮企业文化营销策略［Ｊ］．现代经济信　［３］邹开军．商品营销中的文化因素探析［Ｊ］．培训与研究——　息，２０１　１ｆ２２）：１６４．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３）：６９—７０．　［７】杨铭铎．关于我国饮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ｌＪ】．商业时　［４１李静，马钦援．中国餐饮企业如何实施文化营销策略ｌＪｌ＿发　代，２０１２（９）：１４３—１４５．　［责任编校：黄晓伟］　（上接第８１页）社会舆论机制为辅的现代公司外部约　拔过程中，要加重廉政的考核力度和考评体制中的权　束。在政治场中，政府同样面临着体制外的约束。比如　重，对存在廉政风险的官员要重点监控、慎重使用，对　公众的满意度、权力的问责、国际压力等。　已经存在廉政问题的官员要坚决予以淘汰。二是要注　现代公司治理方式对腐败治理的启示在于：一是　重法律约束机制、社会道德与舆论机制的运用。一方　要有竞争意识并利用好竞争机制。一方面，政党政治　面，必须加强反腐的法律法规建设，要有更为健全更为　本质上是竞争性政治，是市场竞争在政治领域的集中　严厉法律体制，要切实加强执法力度，务必确保法律的　反映。各政党都试图通过施政获得公众的满意度，扩　权威性。另一方面，要强化道德意识，增加违反道德的　大选民支持率，巩固执政地位。我党应该有这种竞争　社会成本；要强化社会舆论反腐的作用，建立健全公众　意识和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在体制内必　和新闻媒体对权力运行的监控和评价机制；要逐渐形　须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尤其是在官员选任、使用和提　成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廉洁风气。　参考文献　［１】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Ｍ］．上海三联书　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　店，１９９１．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　９７６，（３）：３０５—３６０．　［２］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ｆＭ］．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１６．　［８］ＤＯＤＤ，Ｅ．ＭＥＲＲＩＣＫ．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３】亚当・斯密．国富论［Ｍ］．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Ⅲ．１　９３２，（４５）７：１　１　４５—　［４］路易斯・博罗尔．政治的罪恶［Ｍ］．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９．３．　１１６３．　【５】叶国英．合谋腐败机制的经济学审视【Ｍ】．上海财经大学出　【９１　ＪＡＭＥＳ　Ａ　ＣＨＡＭＰＹ，ＮＩＴＩＮ　ＮＯＨＲＩＡ．Ｆａｓ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　版社．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Ｂｅｓｔ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Ｍ］．Ｈａｒｖａｒｄ　［６］ＢＥＲＬＥ　Ａ　Ａ，ＮＥＡＮＳ　Ｇ　Ｃ．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ｅｓｓ．１　９９６．３．１　２－１　９．　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　９３２．２—６．　［１０］王艳萍，王平．公共行政的逻辑证明与历史演进——基于　［７１　ＪＥＮＳ　Ｍ　Ｃ，Ｗ　Ｈ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Ｍａｎａｇｅ一　社会契约论的分析　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１３４．　［责任编校：黄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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