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1]

２００２年５月上海大学学报（３１会利学版）ＭｓＹ．２００２第９卷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ｘｒ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州．９Ｎｏ．３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黄乐琴（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６）摘要：南社与“左联”是晚清以来历史上较青夥响的政浩文化社团。前者，鲁迅与之发生过联系而未参加后者．鲁迅被推举为盟主。从鲁迅对过两十社田的所立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同中存并的政治价值取向。关键词：鲁迅；南社；左联中图分类号：１］０９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１０７—６５２２（２００２）０３００２９—０５鲁迅在绍兴主编与参与编写的报刊有《越铎日报》和《越社丛刊》。这两个刊物由越社主办，越丰上尼绍兴府中学堂教师陈去病于１９０８‘ｒ发起组织。１９０９年南社成立后，作为南社发起人的陈去病叉把越社宋于儒拉去参加活动，于是越社与南社发生关系：“本社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这样，越社就成为南社在绍必的分社了。鲁迅虽非越社社员，但探受越社青年的拥戴。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越锋日报》创刊时，鲁迅被越社聘请参加筹备工作，并担任名誉总编辑。辛亥革命后，革命军接管绍兴政权的是鲁迅在日本认识的熟人士金发，王金发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初时也富有革命性，他任命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杖长），范蹙农为监学（教务长），表示自己做事不会独断专行。可不久在豪坤地主包围下，“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眦，皇占槊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二）》）引起进步青年的不满。于是越社社员，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宋子儒访问鲁迅，“慷慨地说；‘我们罂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爵借用先生的名字”’（《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答应了，这个报就是《越钎日报》。鲁迅在创刊上以黄棘笔名亲自写了《赵铎出世辞》，规定《赵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纾自Ｉ＝ｌ＿｜之言议，尽个人之大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裹万物”（《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大力支持《越铧日报》，建议在报上开设《译电》、《稽山镜水》等专栏。《译电》是从外围报纸择要译载新闻，类似现在撤上的酬际简讯栏，由鲁迅亲自编辑，参加译述的，除鲁迅自己，迁有用作人。《稽山镜水》以三言两语抨击社告现象，鲁迅在上面也写了不少文章。早期的《越铎日报》在鲁迅、隙去病等名流的关心下办得虎虎有生气。继《越铎日报》后，１９１２年２月，鲁迅又编辑丁越社机关刊物《越社丛刊》第一集，内容分文录、诗录两部，文录部分发表了鲁迅所写的《（古小说钩０￡）序》，《辛亥游录》二文，陈去病的《越社叙》及高旭的《南社启》等，诗录部分有柳亚子，秋瑾女士侄子秋壬林，“犯人麒型”阮九荪的诗文等。集稿广泛，内容精良。鲁迅去北京后，对倾注过他心血的《越铎日报》依旧十分关心，《日记》上详细记有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８月《越铎日报》社给他寄报情况，如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ｌ８“首次收到报后，他即记下：“下午收十四日《越铎报》一份”。《鲁迅日记》绝大部分是简单记事式的，但生¨遇到对他生命有影响的事件．他会笔蕴情感加以描述。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１２１４作者简介：黄乐琴（１９４９一）・士．上海主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万　方数据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９日得知好友范爱农溺水而死，他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悲痛：“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类似这样带有情感色彩的描述，在《越铎日报》上也有多处出现，］９１２年８月７日记：“见北京报载初五日电云，绍兴分府卫兵毁越铎报馆。”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３日记：“收五日《越铎ｌ－：ｌ报》”，有孙德卿写真，与徐伯荪、陶焕卿等遗象相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这两则情况，前者指王金发下面离绍时，将部队解散，叫士兵们回乡种田。士兵们为了泄愤，到大善寺去捣毁越铎报馆。后者指孙德９即适值在报馆，大腿上被刺了一刀，“他大怒之后，脱下农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况，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朝花夕拾・范爱农》）。后来有些人将孙德卿的照片与徐锡麟、陶焕卿两烈士照片一起刊登出来，鲁迅乖来对孙德卿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嘲讽道：“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朝花夕拾－范爱农》）。现在又见人把他抬到吓人的高度，很是生气。孙德卿是投机革命者，后来成为《越铎日报》的盟主。从这两则日记中可以看到鲁迅对于《越铎日报》命运及发展趋向的担忧。从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越铎日报》创办，至２月下旬，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教育部任职，鲁迅主编和参与编务《越铎日报》、《越社丛刊》，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他相当积极，以“君子禀百折不回之志”，起了“挽狂澜之既倒，作砥柱于中流”的作用（陈去病《越社叙》）。从刊物的宗旨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南社在精神气质与文学革命活动方面的联系。“溯南社之起，在于清季革命运动最烈之时，故一时慷慨悲歌之土多归之”（谢英伯《致叶楚伦书》）。这里有“一腔热血燎大地，千言橡笔惊风雷”的磨剑室主柳亚子；有狂瞅走马遍天涯，愿学拜伦为争取独立不顾个人安危的“兵火头陀”苏曼殊；有“换太平以劲血，爱自由如发妻”的狂人于右任；也有“以生而多言，不如死而少言”的崇侠尚武的汪精卫等人……流风所披．连鲁迅也曾发ｍ“文章误我”的感慨，以“戎写书生”，“戛剑生”自号，高歌“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虽对光复会、南社成员车行的“鼓吹起义、暗杀”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有所保留，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组织越社青年“武装演说队”ｌ街演说，也热情澎湃。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有娱心、劝善、宣传之分。晚清时期，在近代崇尚美学精神的感召下，文学宣传功能突现出来。南社的文学是“意志的文学”南社的文人要“用文章来推翻满清的黑暗政治”（徐骑南《南杜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好文章》１９３６年３月）。这种“意志的文学”与鲁迅的文学启蒙观念是相契合的，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社会功用。他主持的《越铎日报》，密切配合形势，勇于揭露、敢于斗争．对革命后绍兴政府腐败现象进行痛言，深刻而切中要害。１９３５年柳亚子在《关于（祝太白周年）》一文中抨击林浯堂等人倡导小品与幽默时说“一九三四年，据说是小品年和幽默年，我也不管小品文是否足以涵盖文坛的一切。幽默是否适于现代的中国，不过，看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实在令人莫明其妙，从参加语丝社到复活语录体，从提倡让娘儿们来干到主张女子应该以嫁人为职业，从“剪拂”、“保障”到出卖袁中郎，标榜辜鸿铭，目空一切，旁若无人，浅薄固陋。没有读过书的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走进化的路线还是开倒车？”柳亚子的批评与鲁迅对小品文盛行的不满是一致的。从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性灵派”批评的呼应上，我们可以看到南社与鲁迅在坚持文学宣传、启蒙观念上的一致性。从文学社会功用的观念出发，鲁迅对以“南风”做号召，鼓吹反清革命的南社电是予以支持的。我国文人结社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推溯至魏晋时代，至２０世纪初南社的成立，其形态的发展、流变既受历史进程的制约，显示出特定时代的风貌，又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与承传性。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一种风尚，新的风尚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使它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一家。在追求通脱清峻的文学思潮中，由竹林七贤开创丁文人雅集之风。文人隐于山林市井，酣歌纵酒之风绵延不绝，往来酬唱中多见“师心使气”，“不拘格套”的个性强对艺术兴味的追求。明清以降，社会动荡、变革．促使文学经世致用的观念盛行，文人结社开始带有鲜明的学术和政治的色彩。自魏晋至晚清，文人结社由艺术趣味的相投、学术氛围的相求到政治目标的相契，从少数文人的聚觞一３０—万　方数据到众多作家的联合，其演变过程显示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对于文人结社的深远影响。鲁迅对越社，具体说对《越铎日报》的深厚感情也是与浓郁的故乡情结联系在一起的。明清“来，文学地域化的格局十分明显，南社虽然在人数规模、地域跨度上要大大超过桐城派、阳湖派等，但它仍是地域性十分明显的社团，主要成员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四省。鲁迅离开绍兴，离开《越铎日报》，这是他继《新生》流产后的又一挫折，住进北京绍兴会馆，开始他的小官僚生涯，寂寞和无聊中，那灵魂无可归依的孤独袭上心头．思乡情绪猛烈地撞击着他。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５Ｅｌｔ他在《日记》中写道：“阴历巾秋也。……见圆月寒光皎然，立ｌｌ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２６日又写：“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人家多击铜盘以救之，此为南方所无，似较北人稍慧，然实非是，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已涤尽也”。２７日又写：“得二弟所寄小包，内全家写真一枚，又二弟妇抱平九写真一枚，我之旧写真三枚，袜子两驳，德文《植物采集法》一册，十四日付邮”。连着三天，写中秋，写月食，写家中寄包，连袜子都带着故乡的气息，何况那亲自培育的《越铎日报》，字里行间跃现着的故土风情，更令他怀想与眷恋。南社成立于１９０９年，结束于１９２３年，前后长达１４年。鲁迅在这１４年中，仅初时一个月与越社有直接联系，后来也未曾加入过南社。对社团活动向往的鲁迅，为何没有成为南社的成员呢？这除了地域的阻隔外，更重要的恐怕是鲁迅看到了南社的局限。鲁迅在揭示南社的历史局限时，是把它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成立的“左联”加以对照的。“左联”是继南社之后又一个较大规模的政治文化团体，它比南社民族主义更为激进的是公开树起了党派‘忖旌帜，把“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Ｌ．作为社团的宗旨。鲁迅指出南社的局限首先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他告诫左翼作家“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眷易变成冉翼”。并以南社为例，指出他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州人赶出上，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宫戚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皂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生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这就揭乐出市社的节命是以复古为趋向的，他们希望在乱世中重建儒家的文化，儒家的道德与秩序。然而这种幻想被长年的军阀割据和战乱所打破，以至于颓唐、绝望。鲁迅指出南社的局限还在于他们缺乏现代性，他说“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ｍ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问Ｊ司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乌托邦的理想，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主题思想上缺乏与日寸俱进的革命目标，在形式上缺少变革的迫切性，“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表现新意境，便是他们的追求，创作模式上也多沿袭传统文学的巢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也脱离不了唐传奇《游仙窟》、明言情小说《红楼梦》多角恋爱的樊篱。斟此，当白话文运动为白话诗、白话小说带来全新的创造时，南社诗文由于脱离生活语言而浙渐失玉了它的艺术魅力。四鲁迅在看到ｒ南社的历史局限以后，没有正式加入南社。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满怀期待参加“左联”，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战斗旗帜。鲁迅的选择是很有目的性的，当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围民党文化围剿的紧急，进步文学家又一次大联台成了历史的趋向，除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外，也有被称为“第三种”人的作家等，这些文学观念不同，艺术个性各异的文学家在“左联”为阶级、为自由、为胜利而战的党性旗帜下聚集起来，盟示了共同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鲁迅选择“左联”，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创作，直接参与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显示出一种力之美。这力之美，首先表现在雄特、激越的诗情上，“红色鼓动诗”（政治抒情诗）是这一创作群体多用的以诗宣传政治革命，用诗鼓舞激励群众的重要诗体。它们不仅在当时有着巨大的鼓动力一Ｘ１一万　方数据量・且永远“燃烧着后代年青者的心”。这力之美，表现在左翼作家概括生活的历史深度与生活广度。茅盾、萧红、张天翼、吴组缃等以高度的艺术１＝１觉所创作的社会剖析与社会写錾小说，至今仍有感人，Ｌ．吨的历史市美价值。这力之美还体现在左翼作家所具有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意识上，鲁迅杂文是这些ｆｌｉＹ－０意识的重要成果，作为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智慧的艺术结晶，其思想的尖锐性、深刻性不仅在当时且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具有历史的穿透力。鲁迅看到单一的器物层面的进化，不能够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必须深入到制度层面、人格层面，才能真正实行现代化。他的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集中对后者进行了剖示。红色鼓动诗，社会写实与剖析小说及鲁迅杂文所构成的左翼创作的力之美，代表了时代的主导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奋进、强盛的驱动力，左翼创作的历史审美价值也就体现于此。这种历史审美价值是符合鲁迅激赏的文学启蒙理性和批判意识的。鲁迅选择“左联”，还因为“左联”不同于南社对“民生主义”的隔膜。文艺大窳化是“左联”提出的，“大众化”与左联成立的目的、艺术方向、服务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最初的动因就是耍与当叫１Ｅ在进行的二Ｉ二地革命战争相配台，“唤起大众的政治兴味，唤起他们来参加政治斗争，以彻底地解决大众自己∞一切问题”Ｌ阿英《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大众文艺》２卷４期，１９３０年５月）。“唯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而这新兴的无产阶级首先要用文艺唤起，ｉ＇ｌｆｆ］的血气，野性、激情，在“大众化”的问题上，鲁迅也是与“左联”棚吻合的。五鲁逍选择了“左联”，“左联”推举鲁迅为旗帜，这显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无产阶级与进步知识分子联台战斗的历史要求。”左联”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在文化战线上向国民党的专制文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与批判，对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然而，与政治文化结缘的“左联”，在服从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高奏出时代强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国内的“左”倾思潮的影响。这影响表现为“左联”的一种排他性。排他性体现在组织路线上是以阶级性排斥统一性。辛亥革命时，南社出于对聚合一切反执力量的重视．把革命知识分子麋集到自己的旗帜下。而“左联”以党派性为原则，把“反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缎与小资产阶级倾向”阼为建团的宗旨，“左联”以外的广大进步作家因被目为“有产者”而没有受到尊重与团结．鲁迅曾经针对这种倾向在“左联”成立大会．Ｅ提出了扩大统一战线的要求，但处在当时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左”倾思潮中的左联，没有冷静地反省自己“左”的倾向，而是愈漓愈烈，“左联”的大旗变成了吓唬别人的虎皮”。如关于“第三种人”及其文学能否存在，左翼作家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因此无所谓第三种文学，否定“第三种人”“创造即使不能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至少也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ｐ；－－种作品的自由”的权力。事实上，在当时浓厚的“左”倾思潮氛闰中，连鲁迅也无法避免那种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把本可以团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人当作敌人予以攻击．如“第三种人”，“流氓加才子”，“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刺激性的语亩不恰当地抛向了他的论敌。需要指出的是，“左联”在反对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口号下，宴际上是掩盖了一种宗派情绪。这种宗派情绪，南社也有表现，棚Ｊ亚子在南社地位的起落，就是宗派争斗的反映。而“左联”的宗派倾向更甚．“左联”与第三种人，与新月派及“左联”内部的争论，有些是属于文艺思想的斗争，有的则属于无意义的文坛消耗战。鲁迅曾感叹“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有一个坛，便不免有争斗”，“骂的与被捧的，一古．１ｔｔｉＪｂ成丁丑角，养成读者看热闹的情趣”。鲁迅、茅盾分别劝二萧（萧军与萧红）及吴组缃不要参加“左联”，也是基于对史坛的一种悲观。排他性在思想方法一Ｐ表现为以集团性排斥个性，以革命活动取代刨作活动。鲁迅曾对南社的无政府主义作出过批评，然而此风［ｉ＿【延续到“左联”。“左联”把文学社团与自由主义作家联合成实践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使命的“政党”，以政党纰织的要求规定“左联”成员有集体化的意志和行动，不尊重作家“个体创作作ｒ昂与广大受众沟通的特性，如此把不愿意投入“左联”游行、示威、发传单等活动．不遵守左联“纪律”．不参一３２—万方数据　加“左联”“组织”生活的郁迭夫、叶灵凤等人开除出去。鲁迅曾讲，“到了大革命时代，文学没有了，没确声音了，用为太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回顾“左联”成立六年．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左联”长篇两部，分别为茅盾的《子夜》和《蚀》，“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创作的近十部。两者对比，“左联”作家创作之少也就显而易见了。排他性也表现在文学观念上以一元化排斥多元化，文学从它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出发，从不同作家灵魂的驱使出发，可有启蒙的、宣传的、娱乐的、表现的等多元功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了“为完成它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作品，革命文学、“大众大学”成为文学的主流是历史的必然．但其它满足不同层次读者审美需求的文学也有它存在的价值。飞扬的与凡常的，严肃的与趣味的，壮美的与柔美的结合，爿构成了和谐的生活节奏。“左联”以文学的战斗性排斥消遣性，以阶级性排斥人性，以：千：是“国防文学”就是“议奸文学”划线，这在思想方法上犯了机械论的错误。并且，“左联”文学大众化的倡导，仅在晚起民众的革命意识，而非追求欣赏阅瀵的大众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电没有脱离南社的贵族化倾向。中国文人结社无论是艺术趣味相投，学术氛围相求或者政治目标相契，其乖质属性都是文学。“左联”成立受命于中国共产党，它的基本成员是一批参加现实斗争的革命家与其他留学归国的进步青‘ｒＩ，在当时吲内斗争特别尖锐的情况下，其重心放在了文艺的社会功利上而相对忽略了其它，这也是环境使然。可蹦说．“左联”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与南社一样都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特殊现象，身在其中的鲁迅既获得翻Ｅ搏击的力量，又有诸多的无奈吧。Ｎａｎｓ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ＬｅｆｔｉｓｔＷｒｉｔｅｒｓ”——ＬｕＸｕ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Ｈｉｓ０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ＨＵＡＮＧＬｅ—ｑｌ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６，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ｏｔｈＮａｎｓ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Ｌｅｆｔｉｓｔ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ｂｕｔｈｅＦｒｏｍｈ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ｙｅａｒｓｏｆ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ｕＸｕｎｄｉｄｈａｖｅｈａｄｎｅｖｅ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ｃｃｎｉｔｓＩｎｅｍｂ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ｅ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ｂｅａ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ｎｏｔｃｈｏｉｃｅｂｅｔｗｅｃＩｌ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ｍａｙｆａｉｌｔｏｓｅｅＬｕＸｕｎ’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ｈｉｓｓｅｅｋ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ｕＸｕｎ；Ｎａｎｓ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ＬｅｆｔｉｓｔＷｒｉｔｅｒｓ（责任蝙辑：周成璐）３３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