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通往何方

“第三条道路”不是一个新名词，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党人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与追求之间的探索与选择，而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新“第三条道路”则已不涉及制度间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二战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两种模式。第一阶段基本以改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治国理念，实现了在保证充分总需求下的充分就业。60年代中后期开始，凯恩斯主义出现衰落的征兆，70年代中期发生的“滞胀”使福利资本主义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初起，英美等国保守党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激活了市场，提高了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处于下风。90年代中期起，欧洲执政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工党）开始革新求变，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安东尼·吉登斯称“第三条道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

“第三条道路”是欧洲中左执政党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全球化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欧洲产生了大量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第三条道路”就是各中左政府为应付全球化挑战而提出的一套提高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限制和削减消极与不稳定因素的治国方略和对策，为的是“寻找一种在新世界的角色定位”。

布莱尔把“第三条道路”定义为“超越左右”。这是一种模糊的表述。“超越左右”是以西方政党政治中积累多年的“左右趋同”为基础的。但是，这一回，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中，更多的是前者向后者靠拢。前几年，欧洲中左政党上台时，舆论认为“欧洲向左转”。其实，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从原有立场在向自由主义转向。“市场”、“企业”、“供应”已成为社会党人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多一些市场，少一些国家”、“政府是企业的伙伴”、“需求和供应并重”等原则已被中左政府普遍接受。此外，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上，天平向更强调效率方面倾斜。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对全面的、自上而下的福利国家的改革。在欧洲，“第三条道路”目前已进入到对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回答和反应，而不是理论层面的讨论。每个国家因国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强调侧面。有的在福利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有的在充分就业与竞争上岗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全球化理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理论基础包括：一、主权模糊论；二、民主和平论（只有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才能消除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三、人权高于主权论。人们已经在科索沃战争中看到这种理论的危害。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大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他们往往以一些实用的手段或方法来附会“第三条道路”，从而使它带有为了赢得尽可能广泛的追随者所必需用的政治模糊性和内容多样性。因此，不少人产生困惑，表示担忧：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更新之路，能不能既提高效率，又实现公正？

它会不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丢掉社会民主主义最好的成分———分配公平，换回自由主义最坏的成分———弱肉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