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史案：伪甲戌本弥天大谎之“十二巨册”

红楼史案：伪甲戌本弥天大谎之“十二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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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证之学，极盛于清代，古籍、文物造假，也在清代登峰造极。海王邨书商，谁家没有一两抽屉古今收藏家印章，不豢养或联络一批能模仿历代收藏家和文化名人笔迹的书手，或贿赂文物鉴定权威开具违心证明（当代收藏、拍卖公司气魄更大）？商鼎汉碑，金印玉玺，宋版元雕都能成批制造，何况当代刊本抄本！

清人造假，有今人不可思议者。曾亲自买过泥抟墨碇和蜡烛的考证学泰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其从兄买一烤鸭回家，举箸时才发现，竟然是用全聚德骨架泥塑的“工艺鸭”，连鸭皮也是用纸涂染的。为了不到一饭之费如此周章，既反映清代生齿日繁，资源贫乏，另一方面也说明“乾隆盛世”生民何等心灵手巧。

旧时代的书坊主，除兼商人、学者于一身，还是心理学家，密且关注收藏界、学术界动向，研究收藏家、学者的趣味需求，以投其所好，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伪脂批甲戌本首回侧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这是甲戌本伪造者抄袭光绪刊本《梦痴说梦》（甲戌本伪造刘铨福题跋提及此书）开卷之语：“谚云：‘一日卖尽三担假，三天难卖一担真。’”甲戌本伪造者对此深有体会，也自鸣得意。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情况，如果有人将《妙复轩评石头记》这种对本事说不屑一顾甚至尖锐批判的抄本给胡适，再真实、再便宜，他也不感兴趣，甚至白送也不要。当然，如果要价他能承受，也可能买下来销毁——在红学史上，伪造假证者司空见惯；隐瞒、销毁真证者，也自有其人。

对于造假者，学术热点所在，便是其主要市场。辛亥革命以后，传统学术消沉，而红

学成为“显学”，造假者偪处这一领域苟延残喘，也便顺理成章。于是《红楼梦》各种“原稿”抄本、批本一再出现，书契以来所仅见。曾参办曹雪芹与《红楼梦》文物展，深悉现当代红学黑幕的刘世德先生说“曹雪芹的文物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百分比似乎还可以适当提高一下，譬如老先生坚信为真的《枣窗随笔》，仿裕瑞笔迹，连婢学夫人的水准都达不到），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驳伪脂批资深拥虿蔡义江观点时说“曹公史料矛盾多”，二者其实有因果关系。真相只有一个，而谎言可有无穷个。为了圆一个谎，需要撒更多的谎，造更多的假，最终必然矛盾、马脚越露越多。但民国时期，兵荒马乱，老成凋谢，言文卑弱，连造假也失去水准，不仅难与清代前辈媲美，甚至不如改革开放之初太原一个化工厂助工，伪造数巨册《江青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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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各权威机关鉴定，不仅内容经得起推敲，纸张、墨色氧化程度经得起检验，甚至“笔迹、指纹，也确是江青的”。给的报酬甚至超过胡适收购伪甲戌本的重资。这位新时代的青年，乘国家发展科技的东风，苦战攻关，使中国渊源流长的文献仿真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达到崭新的境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后也许还会出现脂批新本或曹雪芹新材料，但愿造假者学习一下伪造《江青日记》的那个业余文史爱好者郭强的认真精神和科学态度，智周百虑，造假更专业一些。此事亦可乩国运，可不重诸？至于为我们的辨伪工作增加一些难度系数，打发无聊时光，亦韵事也。

伪脂批——特别是造衅开端的甲戌本脂批，为了迎合拉美国大旗为虎皮的学术“鬼混”

（李敖语）胡适的写实自传说，不仅把肉麻当有趣，而且到了违背常理人性的程度。人畏揭短，家怕扬丑，法律都保护隐私。《红楼梦》中所书，多人头畜鸣，败理乱常之事，总体看上去乡愿迂腐的所谓脂砚斋把焦大绝骂都认作自家实录，有是理哉？！先锋进步的洪广思、石一歌之徒，对自己在文革时表现都讳莫如深。紧跟潮流的周汝昌对人们提及其曾在日伪政府供职的父兄时语气不敬暴跳如雷。即使胡适堪称坦白的日记，对自己频繁嫖娼的过程，写得比宝玉试云雨还简略(要知对两性关系坦率态度是自然主义的重要标志)；对自己利用虚名，向蒋中正讹巨款（每次5000美元）挥霍，给便颂德，否则肆骂，荡尽廉隅，出卖灵魂，也避而不书。对遭到真儒徐复观揭穿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的本来面目时，如何魂飞魄散，偃蹇支离，心脏病突发，同样没见诸日记（或者没来及写就昏惨惨赴黄泉了）。人情不甚相远，迷信反常肉麻脂批，狂捧自传说的老少白痴们，何不自反耶？胡适晚年曾痛斥《红楼梦》神鬼妄诞，没有资格成为“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作品（这种否定《石头记》中写实因素与周汝昌晚年颂曹雪芹崇礼教并诬蔑高鹗“反礼教”一样，皆颠倒昏狂灭裂之至）。既然不是写实，也就不能说是有“史笔”的自传，等于否定了所谓“事皆目击”，“不从虚构”的脂批。俞平伯遗嘱自认与胡适“腰斩红楼，有罪”，甚至彻底否定了高鹗续书说。这些人晚年自己猛抽自己耳光，未免又突兀了些，从一极端毫无过渡到另一极端，不考虑比他们更七不懂的下贱粉丝能否适应——很多弱智冥顽学奴，还在品嚼胡适、俞平伯等早年胡唚，以为至味。

伪甲戌本的制造者手头有刘铨福手迹，仔细研究过孙桐生卧云山馆刊本《妙复轩评石头记》，但有些资料他们没见到，如张师吉《妙复轩评石头记》手稿，被刘铨福瞒下没给孙桐生因而没有刻于卧云山馆刊本的《妙复轩石头评自记》、铭岳（字东屏）致张师吉札，紫琅山人、鸳湖月痴子、五桂山人三《序》。至于与刘铨福交往密切的京官的私人日记等文献，他们也没见到。刘铨福瞒下有作者名字信息的文献，或想攘夺著作权。作伪者伪造题跋，则想为残次的伪造品甲戌本增价，以“目击种种”钓胡适这个“鬼混”。但多言必

失，结果在伪造题跋的内容中，暴露出很多惊心动魄的内伤。

甲戌本跋文所署时间错乱颠倒，研究者多能看出。胡适甚至将其中干支都注明年号某年和公元年，如果他有小学数学初级程度，就能判断出造假者不敬业，或者将献书者胡星恒找来问讯此书收藏、流传情况，都因为伪甲戌本太支持他的写实自叙说，能维护就他的学术权威，便忽略了，连胡星恒姓什么也记不得了。胡适批驳别人的观点，往往以对方引伪书，一棍打死；而他自己著述，有时引用被自己断为伪书的著述而理直气壮。无论对科学还是民主，他都是叶公好龙，虚比浮词，进退失据。他的学生周汝昌甚至伪造曹雪芹诗，堪称青出于蓝。

伪甲戌本跋语除一条外，都伪托刘铨福。家邻中国造假文物总部海王邨的刘某是一个捐纳入仕的部曹小吏（时间不长，有名无实），袭家世余荫，以贩卖文物为生，《红楼梦》中冷子兴一流人物。他巴结权贵也是以文物为介，而且巴结的档次比冷子兴还要高些，宰相就有好几位——清代台辅重臣处世都很低调，道光帝的老师曹振镛甚至拿小秤杆到菜市场与小贩锱铢计较。相对而言，与刘铨福这种表面是“收藏家”的文物贩子交往，并不怎么太丢人。

伪甲戌本后有一则跋文：“李伯盂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无脂批，与此文不同。”其中“翁叔平”即两代帝师翁同龢——他是将《红楼梦》和妙复轩评本中今文改制思想付诸政治实践的最重要的推手。翁同龢连母亲打嗝都写入日记，却从未提及《红楼梦》版本，但他应该读过《红楼梦》。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881年1月9日），翁同龢到总理衙门参加会见外国使节的联谊，有位American向他请教学问，提及《红楼梦》，遭翁氏呵斥，吹胡子瞪眼教训人家“不当读”（可能不因《红楼梦》中没科学民主，而是虑美国牛仔会和胡适一样，把九转金丹读成爆米花）。也许甲戌本作伪者以为刘铨福巴结不上翁同龢，却想拿这位重臣为伪书增重。但刘铨福与翁同龢其实颇有交往，根本用不着

李伯盂（宗晟）为介。同治年间北京士绅中有一个谈佛学，赏金石，吃素食的小圈子，他们定期聚会，轮流做东。翁同龢、刘铨福都是圈中人。此外会中人还有招抚义和团的主谋徐桐（荫轩），他是张新之同父异母小弟张师佑（左侯）的进士同年；还有一个史致谔（勖斋），是张新之母族。翁同龢也是刘家商品的主顾，有时从别处买得刘家倒卖出去的碑帖而相转告（上面或有书法史上打通北碑和颜体第一人的翁氏题跋），搞得这个老稗贩甚是忸怩难堪。

从翁同龢日记看，刘铨福至少从同治六年初（也就是他将《妙复轩评石头记》瞒下著作者信息转借孙桐生之时）就患病在身，逐渐淡出翁同龢、徐桐的素食圈。自同治八年过后，杜门卧床，再没在公共场所出现过，至同治十一年去世。伪脂批拥虿们为了替甲戌本伪托的刘铨福跋语圆谎，把他的卒年往后推，胡适说，刘铨福约卒于光绪六年（1880），陈诏文让他卒于光绪七年（1881）年以后，周汝昌为了最保险，做主让他卒于光绪中叶卧云山馆本刻竣问世以后。坚定捍卫甲戌本这块“红苑长青磐石”的徐恭时明明查到刘铨福同乡通家杨翰（此人与孙桐生也有交往）刻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息柯杂著》中有刘铨福“殁”的记载，也因其与甲戌本伪跋矛盾而认为“不确”。如果说杨翰可能得之传闻，孤证不立，那么陈定祥《黄陶楼（彭年）先生年谱》中关于谱主的大舅子同时又是谱主儿子岳父刘铨福的死期记载更确实一些，是同治十一年，正与杨翰说互证。

《翁文恭日记》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十五，“午诣刘子重处素饭，子重、慕杜、鹤生作主，余与荫轩、屺山、芷汀、勖斋、泉生在坐，子重疾不能陪，肴馔极精，器皿极古，惜客不尽佳耳。”

刘铨福得了什么病，自己请客都不能相陪，那么快就玩完？《翁文恭公日记》同治七年戊辰（1868，伪甲戌本后有本年秋伪托刘铨福题记）三月廿四日，还是午间聚餐，他所见到的刘铨福“支离偃蹇，殆病风矣”。又据《大清畿辅列女传·大兴刘尹玉（子妇刘

已未）》（两人为刘铨福妹妹和女儿，又是黄彭年的妻子和儿媳），刘铨福“病萎痺，其女己未年甫十二龄，侍疾床前”。综合这些记载，刘铨福得的是脑血栓或帕金森综合症，估计目力比晚年写字五官异位的周汝昌好不到哪里去）。在清代医疗条件下，得了这类病，基本老实等死，还要与毛颖君说再见。胡适要一个生活都难自理的中风患者执细管，作蝇头蚊脚行草，还要写得和少壮时一样“挺秀可喜”，违背“科学”。欧阳健说甲戌本为刘铨福伪造，重病在身的刘某也应向他敬谢不敏，讨回清白。至于蔡义江说伪甲戌本上的跋语是“是经过胡适细心鉴定过的”，“千真万确”，“不可能作伪”，我们不知道蔡老先生何以如此信赖胡适的鉴别水平。最好找到甲戌本外，同治七年后那个“支离偃蹇”脑血栓或帕金森综合症患者书写的“挺秀可喜”的细小行草，再斗狠不迟。

甲戌本伪托刘铨福跋语中，最突兀的是未署时间而末题“云客又记”并钤“阿癐癐”方印的一则：

近又得妙复轩手批十二巨册，语虽近凿，而于《红楼梦》，味之亦深矣。

这则文字字体比相邻的两边大，抬头又高出相邻两边四五字。加上表示惊奇得意的“阿癐癐”，说明作伪者有意强调，唤起读者注意。右边的一则似是补注：“此批本丁卯夏借与绵州孙小峰太守,刻于湖南。”

甲戌本造假者高调攀扯《妙复轩评石头记》，所为何来？此书为张师吉一生心血结晶，所谓“上下六十年，始泄此中秘”（张师吉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三十七岁着笔评《石头记》，前后二十四年，道光三十年完成时61岁，举成数而已），真知灼见，得未曾有，连老左棍冯其庸都说妙复轩评本批语“讲得对的地方比错的地方多得多”（老而悟道乎？还是为和对妙复轩斗狠骂街的冤家周汝昌等人唱反调？）。清末以来汇评本多以妙复轩评本为主体，很多书坊藉此大发其财。作伪者攀扯此本，和刘铨福交通权贵，自渎洋奴胡适

多方营求美国名誉博士证书一样，皆具商人智慧。至于再牵扯孙桐生做形象代言，更容易理解。孙氏为《妙复轩评石头记》耗无穷心力，倾尽家财，哪个文物贩子不想碰上这样的肥鸭？从另一个方面说，刘铨福、孙桐生堪称伯乐，而甲戌本这匹瘸腿的瞎驴，和两个伯乐攀扯上，自有蠢驴当作千里马出高价。

但就是作伪者这则最重要的广告，露出了最致命的破绽！

所谓“巨册”，应该表现在体积上，即又长、又宽、又厚，还要有一定的重量。但《妙复轩评石头记》“十二巨册”手稿，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作伪者看了光绪年间卧云山馆刊本想当然“推论”出来的。《石头记》正文近百万字，张新之所加评语三十余万字，卧云山馆刊本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五字，分装十册，每本较一般版本都厚一些。想像如果是手稿，按甲戌本每面十二行，每行十八字，卷帙更为可观。作伪者没见张新之手稿原物，也没见过相关描述，还没见过被刘铨福瞒下没有给孙桐生的几篇序，遂有“十二巨册”之臆测。

张新之是东西南北之人，他的著作主要完成于羁旅，所谓“桨声灯影都圆梦”，评本就放在行箧中。带大部头既不方便，也不利于保存。被刘铨福瞒下的五桂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有“笑而启以簏，出评本，薄薄帙”之语。要知道，当时张新之已完成“二十卷”，应该有“两巨册”了，而谓之“薄薄帙”，五桂山人撒谎吗？

现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其实就是张新之原稿。孙桐生同治丙寅、丁卯间向刘铨福借阅，将张新之评语录于刻本上还给刘铨福。刘某再将它与被瞒下的几篇序记“剑合丰城”的。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粟《红楼梦书录》著录此书，并摘抄被刘铨福瞒下的序记，人们

对此书才稍知大概。可惜一粟先生描述仍然简略，而后好像也没有研究者查阅深究。笔者曾到国家图书馆调阅此书，费近两天时间翻检一过，所得颇多。稿本用纸为为细薄而韧的澄心堂纸，开本长17cm，宽12.5cm，近于巾箱本。全套书二十二册，总厚15cm左右。其总的体积与普通的中号盒装面巾纸差不多，重亦如之。

书经过修补，新加蓝纸封面，但基本上修旧如旧，没有打破原来的分册，每册扉页（原来的封面）都有序号并注明回数。

原书有二十三册，缺第拾伍册（七十六至八十回）。各分册厚薄不均，第壹册最厚，包括紫琅山人、鸳湖月痴子、五桂山人三《序》，《妙复轩石头评自记》、《铭东屏书》，《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和一至十五回评语。第贰册最薄，仅三回（十六至十八回）评语，不到二十页，两三毫米厚。这种情况估计是张新之将不同阶段的评语汇集装订所致。

读了原稿，我们才真正理解为何孙桐生说整理此书“费无穷心力”，“心力交瘁”。此书不录小说正文，但有某某句、某某段等标识。如果张师吉二十余年中使用不同版本，孙桐生又使用不同于张师吉的版本，那是相当麻烦。更困难的是，手稿正文以草体为主，字体极小（书开本小但每面十四行，行约三十三字，几乎是程本每面字数的两倍。而伪甲戌本只有十六回，却分装四册，伪跋中又莫名奇妙地说“止存八卷”），难以识别。如果谁将张新之手稿中的春宫画高手“唐寅”读成“庚黄”，还算他略知草法，而不能说他和《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蟠一样，变着法儿糟蹋人家曹寅的名讳。

伪脂批拥虿或许又发挥天马行空的推理想象、强词夺理的能力，说那十二巨册是张新之回北京后整理出来的。但谈何容易！制造残缺不全的脂批本，都要雇佣一大堆写手，你要诗酒放旷又懒散的张新之在垂老残年，付出史诗般劳动，整理出“十二巨册”，这比周汝昌通融阎王爷让刘铨福晚死十几二十年为甲戌本伪跋圆谎，或者中举后备战会试、殿试

的高鹗在数月之内加班赶点，“续写”大故迭起，荡气回肠，令陈寅恪、钱钟书、王国维之徒击节赞叹的后四十回还要有难度。当然，最好能提供（或部分提供）十二巨册的实物和同治末、光绪初中风患者或已做鬼的刘铨福“挺秀可喜”真迹，那才真正的“阿癐癐”。多言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