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80年代行政改革的异同

中苏80年代行政改革的异同

[摘要]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建设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5年３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新一届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任伊始，他也举起了改革的大旗，在全国各地宣扬改革理论，引导苏联走上改革之路。中苏两国在改革之初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两个有着如此多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令中国的经济腾飞，使中国这只沉睡的东方雄狮开始醒觉。 [关键词]中国；苏联；行政改革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建设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5年３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新一届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任伊始，他也举起了改革的大旗，在全国各地宣扬改革理论，引导苏联走上改革之路。中苏两国的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起步的，改革之前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时代的前进，它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除上述外，中苏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点。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摆脱出来，国民经济十分脆弱，近十亿人民还在为温饱而奋斗。而苏联则由于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发展重工业，造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严重落后的畸形经济结构。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市场供应紧张，成为既影响经济发展，又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严重问题。因而，中苏两国在改革之初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两个有着如此多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令中国的经济腾飞，使中国这只沉睡的东方雄狮开始醒觉。究竟是为什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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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这两次改革的不同结果，这就必须要探讨一下两国的改革方向和和改革的方式的。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同时通过比较两国改革的异同试图得出两国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一、中苏两国改革的比较

1．在改革的路径上，苏联改革谋求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中国则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4月至1988年，侧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1988年起，由于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取得成就，便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企图通过削弱党的领导，发展“社会民主”来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到苏联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及时转变经济体制，而过早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就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点将改革转向政治领域。路径上的失误，直接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影响了社会安定，导致了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最终失去了人民。中国改革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之前没有相关经验，改革受到了一定的阻挠，但邓小平同志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认为中国的改革不能再被政治空谈和抽象的争论所阻挠，“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都干不成”。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改革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在经济领域取得明显成效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既保证了稳步推进改革，又避免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较大的社会动荡，有效地降低和化解了改革的风险。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但实践证明苏联的政治体制也并不是很成功。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无法贯彻下去，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无法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这样的思路下，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来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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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苏联改革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则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初期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从1990年开始就偏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苏联陷入了全面危机。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向苏共二十八大作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提出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竭力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使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否定了民主集中制，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也随之变性，改革最终归于失控和失败。

中国改革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两级分化，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将其纠正过来。在总结党的民主建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思想作风的培养固然重要，但要使民主不只是一时的存在，要使民主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化而消失，根本的途径则要从制度方面探寻新路。”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身体力行，把民主的制度建设放到了关系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保证改革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顺利进行，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认为“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一条，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3．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苏联改革放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中国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从1986年开始，在舆论开放的思想指导下，苏联国内舆论界掀起了披露、批判苏联领袖和历史的浪潮。他们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领袖，进而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这样导致苏共的信任危机加深。在“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旗帜下，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苏联70多年的历史、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扰乱了人民的思想，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混乱，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有统计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6万多个形形色色的“非官方组织”，各类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等活动此起彼伏，苏共党内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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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由化思潮泛滥。实践证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创造了条件。在改革中能否正确对待党的领袖、党的历史和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关系着社会主义政局的稳定，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不坚持或不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会引发失误、挫折，甚至失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改革的发展目标。在如何评价毛泽东问题上，党内存在很激烈的讨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巩固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虽然有好几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思潮的出现，但是并没有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与苏联改革过程中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4．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苏联顾此失彼，中国相互兼顾，有机结合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改革并没有遵循这一点。80年代末，苏联政治动乱急剧扩张，苏联经济全面恶化，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推行了各项经济计划，但是均告破产。由于苏联改革采取的是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措施，并没有考虑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的可承受程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无法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混乱。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何谈发展，何谈改革。社会的不稳定导致改革困难重重，也预示着改革最终将会失去民心，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苏联的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全面爆发，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速发展扩大，苏共地位急剧下降，并在一些重要地区丧失政权。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经济发展开始出现负增长，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下降了4%。

邓小平则高屋建瓴地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他还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的国际局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不乱。一要冷静观察；二要稳定阵脚；三要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只要中国稳住了，并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了。为此，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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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发展是硬道理”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些都表明改革、发展、稳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重要支点，缺一不可。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与别的国家不同，当时中国是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稳定就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在稳定的同时，又注重抓住机会，适时改革，发展自己，促进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够总揽全局，保证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吃苦头，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5．在面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上，苏联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中国则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警惕并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

西方把思想渗透、从内部搞垮苏联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并成立了一门专门的“苏联学”。但是，戈尔巴乔夫显然放松对西方的警惕，反而与西方称兄道弟，以至于相信意识形态对峙的阶段已经结束，完全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年代已经到来。当各项经济计划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但不求助于党，不围绕于人民的周围，反而向西方请求援助，对西方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西方敌对势力通过经济渗透、经济诱惑、政治施压等多种手段，一方面支持和扶植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等反对派，另一方面在党内寻找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份子，引导他们改变党的路线并最终催化了苏联的解体。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搞闭关自守，拒“资本主义”于国门之外。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搞现代化建设关起门来不行。邓小平从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和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阐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把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任何民族都要学习别国的长处，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但在同各国交流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1989年，邓小平向全党发出“坚持社会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号召。“西方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邓小平深刻的披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坚定地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反帝反和平演变的伟大实践中，为社会主义运动续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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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国选择改革突破口的异同

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就像一场战役，如果突破口选对了，可以在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实施突破，然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全线开花，夺取战役的最后胜利。相反，如果选错了，则必然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甚至导致战役的失败。实践证明，中国改革的突破口选对了。

1.中国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

农业改革使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庭取代人民公社成为生产经营和利润核算单位；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农产品市场也逐步放开，农民在交了国家规定的定购和统购任务后，可以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样就使农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以上三点，是农民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农民在实际上拥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就使他们可以自由安排生产时间，自主决定生产计划，完全享受劳动成果，无论从所有制、生产经营方式、流通和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看，中国农村的改革都彻底地完成了体制的改变。由于这一改变符合最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加。以粮食产量为例，20年内，连上了三个台阶，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到1987年的4亿吨，再提高到1996年的5亿吨。]

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还对城市和工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允许并鼓励农民进入工业，使大量的乡镇企业由此应运而生；口粮制度和户籍制度在取消公社制度和建立农产品市场后，实际上已对农民失去了约束力，农民可以进城做工或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样，就对中国城市和工业经济体制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农村改革首战告捷，为国民经济其他领域改革的展开，提供了大量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同时，对于打破人们的思想禁锢，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对于深入思考和大胆实践改革，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式的作用。 2.苏联选择了重工业和政治改革两个突破口

再来看一下戈尔巴乔夫的突破口。“加速战略”所坚持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戈尔巴乔夫认为，加速发展重工业，关键是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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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进步，从转化为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应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或称突破，则是加速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他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为了“奠定广泛采用崭新的节约资源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 不知有多少苏联人能够听懂戈尔巴乔夫高深莫测的“优先发展”理论，更不知道是否会有人对此感兴趣。在食品和日用品（甚至包括卫生纸）日益紧缺的生活条件下，人们关心和需要的，并不是机器，而是面包。

但不幸的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方针，恰恰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矛盾。甲类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在第12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竟持续上升，从1985年的74.8％升至1986年的75.3％和1987年的75.1％，直到1988年才恢复到1985年水平。与此同时，农业投资的增长仍低于工业，从1981—1985年的18.5％降至1985—1990年的17.1％；严重地影响了工农业比例关系的调整。其后果是食品和消费品短缺更加严重，最后导致了消费市场的危机。

加速战略”没有加速调整经济结构，未能通过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为改革后的购买力增长提供必要的商品准备，因此，当1988年实施改革后购买力增长（当年居民货币收入比上年增长9％）的第一个冲击波冲向市场后，消费品供应立即从1989年春出现紧张局面。1989年３月苏共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发展农业问题，1989年底还曾制订经济健康化计划，规定要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为时已晚。广大群众已经厌倦了戈尔巴乔夫的那一套空洞无味的说教。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感觉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的苏联人民，对改革的态度已经从积极变成了消极，并逐渐失去了信心。

戈尔巴乔夫正确地指出：“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政策都一文不值。”可是，他自己却义无反顾地朝着背离人民的道路越走越远。许多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对国内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博尔金记得，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决定视察一家医院和工厂。消息不胫而走，等戈尔巴乔夫来到医院时，道路已经铺上了新沥青，甚至还散发着热气。病房里躺着安全部的人，“这些两颊红润，留着短发的年轻人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伙食赞不绝口，只是难以说清自己的病情。”在工厂，他走进一家“普通工人”住宅，“刚好赶上”主人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许多食品是从保卫部门的特供点搞来的，就连墙上的挂毯以及其他一些用具也是借来的。如此这般的弄虚作假，能不对国家的决策人物造成诱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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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工业为突破口，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加速战略”，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至1987年，苏联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劳动生产率等等，均未达到“加速战略”规定的增长幅度。更令人沮丧的是，“加速战略”实施的一、两年里，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不上改革前的水平：1981-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增长率是3.2％，而在1986—1988年间却下降到2.8％，1989年则只有2.4％。与此同时，财政数字比8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整个经济状况开始恶化。

苏联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选错了。这不仅仅是初战失利的问题。它对苏联的改革进程，对苏联领导人的改革方向，对苏联人民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面对这一未曾预料的尴尬局面，戈尔巴乔夫钻进了另一个更大的怪圈。 戈尔巴乔夫认为，“加速战略”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并非别的原因，而是来自旧体制的“阻碍”作用。于是，他又紧锣密鼓地策划了第二个战役。在1987年苏共中央６月全会上，确定了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下而上的推行改革的新思路。这次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这一指导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接着，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制订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以及物资技术供应等体制改革的11个决议，并决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在全国分批付诸实施。整个1987年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老百姓莫名其妙地看着领导人满头大汗地发布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改革措施，而生活状况却丝毫未见好转。同“加速战略”一样，“企业改革”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经济生活出现了更大的混乱。

在经济改革连连受挫的不利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开展。于是，做出了更为大胆的举措。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19次代表会议上，正式决定将政治体制提到首位，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之后，在“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的口号下，推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和联邦制等等。

政治体制的改革，造成了政治上的失控。在全国范围内，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罢工此起彼伏，民族分立活动愈演愈烈，经济和刑事犯罪严重，共产党、国家机构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动荡的政局从根本上破坏了进行经济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实际上，这个时期，各级领导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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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已被完全搁置，无人问津。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会议是苏共历史，包括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苏共和苏联就大踏步地走向了解散和灭亡。

三、小结

改革初期，中苏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突破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如果照搬一个模式，倒不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但是一旦选错了，后果将会万劫不复。中苏在80年代的改革的对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比较了两国80年代改革的异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充分了解本国国情，苏联的失败在于不充分了解国家的情况下进行过快与过激的改革措施。如果苏联在重工业改革失败后能够重新分析本国实际情况，尽快提出适合自身国情特点的改革措施，苏联最后的解体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新时期的改革必须继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苏联改革的失败和教训时刻提醒我们改革必须慎重；然而改革又是必须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停止改革的脚步，反之，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而且必须开始政治方面的改革。邓小平这一伟大的总设计师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下一步我们应该在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正确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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