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儒道合流

魏晋玄学与儒道合流

首先要说道魏晋玄学的诞生。魏晋时期，社会状态越来越迫求富国安邦之道，诸子百家争鸣不断，各有利弊，为求生存乃至发展，一些懂得变通的道家学者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同时借用黄帝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改造传统道家理论，根据自己的需要为道家学说增加了许多心的内容从而开辟了道家思想发展的新局面，自此玄学思潮逐渐兴起。

新兴的玄学思想运用道家深邃的哲理和高超的辩证思维折服诸子百家，顺应变法图强的社会趋势将道家的理论通变法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道论证法，以法实践道。其“道”论的宇宙观一集由此衍生出的自然无为的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玄学的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以道论法、兼采百家”。即符合列国统治者急于富国强兵的眼前需要又符合他们长远的治国安邦的利益。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頠、郭象、张湛等。

接着来看看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重点在第三个时期。魏晋玄学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这一时期正式魏晋玄学与儒道合流的主要时期。玄学家以裴頠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我们重点关注元晋时期的发展状况。这一时期以郭象等人为代表，以反对「无中生有说」为起点,而提出「自生无待说」,进而由「自生无待说」推至「独化相因说」,并由「独化说」导出「足性逍遥说」并以之为中间环节,最后由「足性逍遥说」得出「宏内游外」,

即「名教与自然合一说」,以为其哲学的最后归宿。从“万物进化”到“自然名教”，逐渐显露出与儒道的合流。自然名教即是指：自然是万事万象的本然本性,名教就是一切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现实社会中「君臣上下」的名份,本身就是天理自然,绝对合理的.既是自然不过的事,只要人人安分守己,就复得其真性情了.郭象认为道家与儒家,自然与名教是可合二为一的.因此有「名教即自然」的结论。

为何魏晋玄学会和儒道合流呢？以下是我想到的一些原因：

政治理论上。总所周知，儒家带给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即使治国安邦的太平盛世的治国之道，迎合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做为乱世富国强兵的法家又只能迎合统治者的短期争霸利益，此二者无一能兼而有之。然而玄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其结合道家的辩证思维方式，而非寄托于神鬼异志，开始让人们讲注意力集中于事物的本体之中。

人性解释上。玄学发展出“因人之情”的人性理论。正如先人所说：人是自然之物，因此人的本性也应当在自然中寻找。在次方面魏晋玄学的确有着很大的贡献，其阐明了人的本性即使自利的，同时又之处人人自利是世界运转的正确而合理的方式，并之处统治者应在此中学习引导。

政治趋同上。玄学产生与发展的政治目的使得它有着向儒道治国的方向发展的本来趋势，当其发展到一定形式自然而然会汲取儒道相应相连部分融合进步。

历史背景上。当时的史实是名教危机。名教的道德哲学受到全面挑战，其君臣父子的理论受到魏晋人的非议。此时又正是玄学兴起与发展的时候。使得二者优势互补，相互向对方寻求依据和凭证进而发展出合流后更为完整的体系。

玄学对名教的态度上。玄学经历了三个阶段，拾恰走完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正始玄学对名教采取的是肯定态度，竹林玄学则对名教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元康学派(郭象为代表)再一次肯定了名教的合理性。它是对竹林玄学的否定，而又是对正姑玄学的复归。在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中，道家思想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儒家名教则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标志倔道合流的结构在发生改变。魏晋玄学儒道合流是以道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合流。

魏晋玄学与儒道合流是玄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了玄学旧体制的瓦解并迎来了更加崭新的进化。其对玄学自身在以后的进一步几多家所长的发展准备了前提，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哲学的思辨理论极其思考，对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做为一种变通的探索，其带来的对诸子百家理论甚至对思考的思考，给了当时人们以思想的洗礼。而今，其合流带来的问题与后续影响则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在史实构成的一叶扁舟上探求历史银河中由真相与规律构筑的璀璨星光。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辜堪生主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华夏圣学——儒学与中国文化》蔡方鹿 1995

《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王泽应著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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