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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体育审美价值

2020-07-15 来源:易榕旅网
体育文化导刊 2011年8月 第8期  Sports Culture Guide No.8.Aug.2011

试论体育审美价值

杨学文1 吐尔干·努腊色力2 孟欣欣3

(1.天津商业大学体育部,天津 300134;2.伊犁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新疆伊犁 835000;3.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81)摘要:采用逻辑分析法等,从体育审美价值的多元重叠、大众审美趣味的自然选择、崇高隐退的主体性回归、身体维度的平面化隐忧和精神维度的理想式超越五个维度,研究大众文化对现代体育发展的影响。现代体育在审美泛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建议:必须对现代体育与人的生存活动强化美学介入,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物化倾向。

关键词:体育原理;体育美学;审美价值

受大众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在视觉化转向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危机与矛盾,对于这种后现代非理性思潮所呈现的种种泛化现象,需要依靠现代的理性精神进行批判与反思。我们在思考现代体育如何避免在泛化中走向异化时,必须在批判的同时寻找到对其进行超越与重建的路径。1 体育审美价值的多元重叠当今社会,多元化的宣泄渠道将人们的视野与思想疆界无限拓展,日新月异的社会化网络新媒介由BBS、SNS到博客、微博的发展,更是彻底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沟通障碍,这种强调互动与参与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大众文化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或大或小的体育事件的发生发展也无不受其影响。现代体育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审美增值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体育的消遣娱乐功能方面。在传统的体育价值观里,体育的健身和教育功能一直居于首要地位,而随着消费主义对现代体育的大举入侵,人们对感官刺激的需求日益强烈,体育的消遣娱乐功能已经从以前的从属地位一跃而可与健身功能并驾齐驱,甚至在商业体育领域,充分体现其经济价值的娱乐功能已经成为体育最主要的赢利手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出现改变了体育在后工业社会的命运,以往在意识形态重压之下的灰暗的政治色彩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玫瑰般绚丽的娱乐色彩。在重大比赛里,已经不再提倡如“轻伤不下火线”那样的悲壮口号,即便只在场上奋斗了几分钟,也无损于女排队员赵蕊蕊奥运金牌的成色,而刘翔也可以在伤病与心理的重压之下从容退场。运动员们的日常生活也不再仅限于训练场、竞技场之间的两点一线,“跨界”成为越来越被提及的时尚词汇,郭晶晶在时尚杂志上的妆容越来越精致,出席各种商业活动的穿着越来越也大牌。“车震门”的主角孙悦虽然失去了NBA的合同,却丝毫不影响他在国内出单曲、拍MV,而姚明的身影更是出现在体育领域以外的各种商业、社会、慈善活动里。体育明星或体育报道以各种花边性、煽情性与刺激性的内容与形象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新闻中,在贴近受众、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有利于发掘运动员的潜在价值,有助于运动项目的全民推广。2 大众审美趣味的自然选择在大众文化的持续影响下,日常感性的高涨与第1作者简介:杨学文(1978-),男,吉林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体育教学研究。Tel:(022)26669576,E-mail:yangxw781004@sina.com。154

崇高精神的失落构成了一对矛盾,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审美趋势与价值理念。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以各种非理性的诉求方式来达到自我表现、自我娱乐的目的,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式。舆论对于举国体制的“妖魔化”叙述便是这种大众诉求的最鲜明体现。以往代表着严肃的国家形象,以正襟危坐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竞技体育经过大众文化长时间的浸润,已经被商业化与娱乐化所熏陶,体育的去政治化正在成为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曾经被体育界的主流声音奉为金科玉律的举国体制也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体制的争议就从来没有间断,而这场论争终于在2009年发生的中国足球反赌扫黑事件中达到顶峰。几乎所有的舆论开始一边倒地把中国足球出现的各种负面现象归咎于体育管理体制。这背后所透露出的信息,并不仅仅是舆论与公众对制度不满的一种情绪化宣泄,更反应了人们对举国体制乃至中国体育发展前途的关注与忧虑。主流价值越是强调其主导地位,越会招致大众的不满。人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网络等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以情绪化的宣泄方式抵抗强加于身的主流价值观。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与主流绝对价值的嘲讽在这场“妖魔化”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3 崇高隐退的主体性回归从大众审美趣味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之崛起所带来的身体性解放,无疑是消费时代中从精神祭坛的神性体验到世俗生活的日常感悟的最重要的转向。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与无处不在的市场逻辑与资本操作,将人类从上千年来赋予肉体的形而上的群体沉重彻底卸载,转而谋求个性化的个体轻松。作为身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原本不必承载过多的意义思考,快乐是现代体育所遵从的首要原则,其游戏本质的起源归属和身体叙事的视觉特征在现代社会更多地成为大众释放压力和纾解身心的渠道。过去理想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里,崇高一直作为代表社会文化的主旋律。在过去那个国家与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社会与公众所推崇的楷模与榜样大都具有完美无瑕疵的理想人格,大银幕上、文学作品中树立起的主人公几乎清一色是“国家英雄”的形象,他们没有小人物的七情六欲,没有普通人的人性弱点,有的只是大义凛然的民族主义情怀与浓重的阶级色彩,扁平化的性格与表决心式的语言让所有的英雄几乎千人一面。而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运动员们身上背负的意义则更是崇高到无以复加。由大众文化所引领的审美日常化的文化与价值的变革所带来的重要后果,便是崇高在日常生活领域开始隐退,神圣与凡俗、高雅与大众的界限开始模糊直至消失,奉行阳春白雪的思想精英走出了象牙塔,引车卖浆者也开始欣赏艺术。崇高所遭遇的现代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主流意识里把崇高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精神特征在一切题材与领域中过分地强调。理想主义的崇高向反理想主义的凡俗的转变,意味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胜利,个人主义对国家主义的胜利,享乐主义对禁欲主义的胜利。大众文化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媒体优势和技术力量占据了文化权力的核心地位,快乐原则在瓦解崇高的神圣功能的同时,充分满足了大众的感性欲望和消费需要,同时也在重新塑造和构架起新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打着“人性回归”的旗号裹挟着其独具的视听优势解构了曾经在主流意识中张扬的崇高精神,模糊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不做任何判断,以“艺术的游戏性来消解政治的紧张性”[1],“英雄主义”的崇高成为过时的神话,与消费意识下的现世观念此消彼长,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热爱祖国、艰苦奋斗等等宣扬主流意识的价值观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在以往的竞技体育中,出于种种政治诉求而竖立起来的英雄洋溢着国家主义的色彩。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言激发了全中国所有的民族自豪感;女排“五连冠”则所彰显出中华民族空前高涨的自信心;男排战胜韩国时北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更是成为当时“四化”建设的精神动力。而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偶像由过去的英雄完成了草根的蜕变,走下神坛,回到人间。4 身体维度的平面化隐忧无论是在网络上疯狂流传的运动员的红外透视照片,还是“车震门”事件,都反映出在当今的泛审美时代,身体成为最简单最便捷最可操作的行为载体。在从标榜身体解放的公众领域到私人话语领155

域,身体都遭遇到最惨烈最极端的使用,它使私人生活公共化,公众生活日常化,身体成为媒体取悦大众的工具,而大众则毫无节制地从中获取着源源不断的娱乐信息。体育信息的通俗化传播与体育受众的低俗化解读造成了整个体育领域思考的严重匮乏。而电子媒体的无处不在更是助长了大众懒惰的风气,浏览取代了阅读,键盘取代了书写,娱乐取代了思索,影像之美取代了文字之美,喜剧之悦取代了悲剧之思,功利性获取取代了精神性探索,全社会都在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向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无深度文化”[2]大踏步的迈进。不仅在公众体育领域,即使在体育学术领域,真正有深度的意义思考与价值批判也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实验与数据的大量堆砌和对现状无关痛痒的描述,或者通过“复制”与“粘贴”拼出一篇看似较有水准的论文。学术评价体系的简单量化与学术界的功利化追求使学者们为了实现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效率而放弃了更有价值的批判与反思。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曝出各种学术剽窃与造假事件,使得“浮躁”成为整个学术界的通病。传统的文化秩序被摧毁,传统文化中对意义的深度追求也在这种后现代转向中消解于无形。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与大众传媒的共同影响下,现代体育所能够提供的思考的空间和可能性本身就比较小,在体育进入商业化后光鲜表面的背后,隐藏着是现代文化中难以察觉的悲剧症结—思考的悲剧。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工业具有钝化与麻醉的力量,它会在获得快感与满足感性愉悦的同时,消解了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审美趣味从非功利性主导到功利性兼容,直至向消费性认同转变。市场逻辑所设置的消费陷阱几乎可以吞噬一切,功利主义价值观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世俗性成为了基本的时代特征。体育中的神性塑造与精神感召力量在逐渐消退,科学理性精神催生的俗世文化在与宗教信仰的对峙中占据了上风,理想主义曾经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正在被现世文化悄然取代。5 精神维度的理想式超越在人类所有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活动中,体育因为其与身体的高度关联性和感性特征被看做是人类精神现象学中比较浅薄的初始环节。快乐、游戏、宣泄、激情往往成为人们对体育最直观的认知,赞美现世生活与肉体欢乐的酒神精神是对体育最贴切的诠释。表面上看,多数情况下以身体文化形式出现的体育文化能够实现的超越性极为有限,但事实上,体育是可以作为一种外在丰盈而内在深厚的精神导向而在社会风气的引领上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些国家意志为代表的道德楷模往往缺乏说服力,娱乐明星更是在潜规则盛行的社会里被置于道德底线的边缘,而体育人的精神品格与前者相比更为真实,与后者相比则更为高尚。在这里已经无须再赘述体育在社会教化与社会聚合方面所独具的功能,因为体育界已经承担起了净化灵魂、超越凡俗的重任。体育不仅具备凡俗的力量,同时也具备超越的力量,超越物质触动精神、超越肉体直面灵魂、超越此岸直抵彼岸的力量。坚守、拼搏、勇气、信念、责任,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对精神世界的深度自省与广度拓展。赛场上力挽狂澜的英雄无处不在,人们永不疲倦、豪情万丈地书写着人类生命中令人肃然起敬荡气回肠的崇高与壮美。刘翔以完美的胜利实现了对速度极限的超越,奥蒂以执着的坚守践行着奔跑梦想的超越,李宁以卷土重来的勇气完成了整个人生的超越。体育不是救世主,却可以成为在世俗社会里心灵得以栖息的家园,也许体育还无法真正救赎人类不断堕落的灵魂,但总能够在流俗中给崇高以最好的诠释。在大众消费的时代,主体与意义之间的分裂将使人类在“自由假象”中自我沉沦。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被抛弃、被放弃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感等所有用来构建精神家园的支柱从遥远的放逐中拉回我们的世界。体育毕竟不是身体与金钱的简单交换,体育不过充当了人类无穷欲望的替罪羊。体育的真正面目,应该如奥林匹克宪章中对奥林匹克宗旨所定义的那样: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并建立维护人类尊严、和平的社会。而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体育的世界里,找到很多在现实污浊社会里失落的美好。当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的今天,人们开始怀念在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上,韩朝代表团共举半岛旗的感人画面。当北京奥运会的女足赛场上,日本女足向从未给予过她们一次掌声和呐喊的中国球迷打出感谢的横幅并深深鞠躬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她们超越民族沟壑的精神与勇气。人们通过体育,“以对美好形体的塑造、人类极限的超越、生命个性的宣扬、运动激情的释放来实156

现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淬炼”[3]。身体会消失,精神则永恒。“银牌姑娘”奥蒂以执着地奔跑诠释了“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持;无冕之王涅莫夫在遭受不公时的冷静与宽容展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亚残运会的赛场上,运动员们残缺之躯演绎完美的人格,而“刀锋战士”皮特拉与健全人之间的竞争更是突破了体育的有限身体之维,走向了无限的精神之维。以理性自觉观照感性泛滥,以自我意识超越自我本能,以人文之思解答工具之惑,以灵魂之无限超越肉体之有限,以体育之真来消弭现实的冷硬,以体育之善来弥补现实的丑恶,体育之美来化解现实的狰狞,在这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里,体育世界以真善美救赎着正在走向异化的人性。参考文献:[1] 程广云.“躲避崇高”的乌托邦[EB/OL].www.aisixiang.com.[2]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与文化理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74.[3] 孟欣欣.奥林匹克旗帜下的价值冲突[J].体育文化导刊, 2004,12.(上接第139页)其教育文化先进的一面。其四,体育是以人为本的多功能内涵聚集。“现行体育改革的中心是人,而非教材。”一语道出近代体育以人为本的构建思想。其后多条文献罗列的身心一元论、艺术修养、普及化开展、生活化发展、培养终身体育观念、以兴趣引导学习、关注个性差异、课内外一体化实践目标、体育承担培养正当娱乐责任观念,均是以人为本阐述体育应具的多功能内涵。“体育对于休闲活动,当然必须负起更重大的责任。”即是学者的历史责任感,也是近代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近代工业革命的冲击,使都市人口集中膨胀,由于没有及时认识到生活方式变故带来的负面效果,“正当消遣没被人加以注意,所以酒、烟、赌、嫖等罪恶性娱乐自然普遍在社会里。这结果每断伤了个人的健康,破坏了家庭的幸福,促成了社会的堕落。”另外,“青年时期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且易唤起性欲有关的感情作用,很有发生犯罪作恶的趋势,体育教师最易注意因势利导,使他们所有的精力都借着正当的体育活动发泄之,而获得教育上的美满效果。”以体育责任抵挡不正当娱乐,于今日依然有着深邃内涵。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在不断增加休闲时间,虽然时空转移,现在社会已没有近代的多端不良娱乐,但新兴的妨害学生身心健康的不正当娱乐依然充斥于社会当中。比如,网瘾就是头号罪魁祸首。网瘾对于学生的毒害不亚于毒品,使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因沉溺于网络而丢弃学业,打架斗殴、实施犯罪,甚至产生精神分裂等,为无数家庭带来苦痛和灾难。但在体育文化高度发展的现在,却并没有形成像近代那样强烈的责任意识:“养成个人正当的娱乐态度和习惯,是体育不可推辞的必须负起的使命。”这颇值得我们玩味与深思。3 结语由文献概而括之,则近代体育观念的认知轮廓可大致清晰:体育是具有时空特征的、集聚多功能内涵价值的文化教育方式之一。其阐述的“课内外一体化”运作方式、以兴趣引导终身体育思想,特别是承担培养正当娱乐的责任感,于今依然有着引发深思的价值。参考文献:[1] 苗治文,等.我国体育创新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10, 92(2):79.[2] 方万邦. 体育原理[M].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132,226.[3] 宋君复. 体育原理[M].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65.[4][6] 宋君复. 体育原理[M].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1.[5] 黄成助, 中国方志丛书:广宗县志[M].台湾: 成文出版社, 1968:128.[7][8] 金兆君.体育行政[M].上海:勤奋书局, 1931:22.[9] 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M].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37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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