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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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首相鸠山：我为

日本兵当年犯下罪行道歉

导语

近日，日本前首相鸠山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表示：“我为当年日本兵犯下的罪行道歉”。…[详细]

其实，对战争表达歉意和反省的首相并不少。小泉纯一郎2001年访问中国时也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但此后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政客的道歉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是日本对战争复杂态度的其中一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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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日本人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

日本政府对外有限度承认侵略历史和反省

上世纪90年代堪称“日本道歉与和解的10年”。1991年，太平洋战争50周年，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新加坡时表示反省，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访问韩国时列举“创氏改姓”“随军慰安妇”和“强制征用”等具体事实就日本殖民统治道歉；1995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一份面向战后50年的反省决议，称“本院对世界近代历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关于过去战争的不同历史观，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并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

1995年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年，众议院通过决议后，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战后50年谈话，表示由于“过去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沉重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

村山谈话具有划时代意义，也被极具象征意义，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日本在“联合宣言”中就表示遵守村山谈话。与村山谈话相比，众议院反省决议中的用词显然弱化很多，将“侵略性”代之“侵略”，并且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历史观的差异”。这份决议招致各国批评，在国内也引起不满，当时《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耻辱、悲哀和无法忍受”。作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出台的正式文件，其分量自然比村山谈话更为厚重，也代表着在战后60年来日本对外的对这场战争态度，即有限度承认侵略和反省。…[详细]

日本政府对内却采取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日本政府对外有限度反省的同时，对内采取却是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在《旧金山合约》签订不久后，日本就开始释放在押战犯；池田内阁时期，内阁决议每年由政府主办追悼战死者的仪式，规定每年度8月15日为国家法定的追悼日，祭奠“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军属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的战灾死难者等。此外，早在20实际5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要求复活“纪元节”的运动，同时也要求对靖国神社进行“国家护持”，此后在右翼保守的推动下，日本相继出台了《年号法》（年号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从明治天皇以后，每一代天皇都有使用一个年号），制定《国旗国歌法》将

日之丸、《君之代》作为国旗国歌的。由于这些属于内政范畴，中韩两国尽管察觉其有回归战前的倾向，但碍于不干涉内政原则难以直接压力。…[详细]

对外对内双重标准，造就“翌年法则”

日本政府对内对外采取了双重标准，于是就出现一种看似规律的现象，“建国纪念日”（1966年）、制定年号法（1979年）、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以及《国旗国歌法》等具有民族主义意义的大事，都是在对外表示反省，寻求和解的第二年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翌年法则：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日本这种回归战前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做法，让周边国家十分警惕，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详细]

90年代52%日本人承认战争是侵略，亦有3成人承认战争是不得已行为

战后60年以来日本多数民众仍习惯于从被害者和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理解这场战争。 日本最大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网络NHK分别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作调查显示，在90年代，日本民众为“侵略战争”或“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日本民众认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认识，从80年代到90年代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NHK的调查中有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既然战争是“不得已的行为”，那么就无需寻求真正意义的“责任”，所谓“不得已的战争”这种判断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思考停止，亦很难产生的进行批判性、内省性的再检讨这样的思想。

超过半数日本民众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侵略战争自身没有责任

此外，大部分日本民众认为自己受害者，侵略战争没有责任。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其中关于日本一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

02

什么因素造就日本人的战争观？

“翌年法则”：在回应国内民族主义诉求和对外和解避免外交关系恶化之间寻求平衡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右翼保守派别认为和平宪法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破坏了日本优良传统的一面，难以忍受全盘否定战前日本发展的氛围，但又由于修宪无法如愿以偿，于是采取曲线形式试图回归日本战前传统。日本政客们一方对外有限度承认战争责任避免刺激他国，一边又巧妙回应右翼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这就造就了日本对待战争的两重性。

这种两重性在首相中曾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曾根曾是中邦正常化的关键人物，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友好”，他是在日本国会首次承认对华战争有侵略史实的首相，又是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中曾根在其自传《天地有情》中说明当时参拜的理由：“国家没有履行对英灵们的承诺，没有尽自己的义务。在麦克阿瑟统治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占领时期已经结束了，总理大臣不管用什么理由都应该正式参拜。……我是参加过战争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战死了，我应该这样去做。”在参拜前，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时兴潮流是，写出日本坏的方面，写下战前坏的方面，就是认为大功告成了。对此，我表示发对。胜也好，败也罢，都是国家。荣耀和耻辱都是由国民来承受。舍弃屈辱，追求荣耀都是国家，也是国民应有的姿态。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确立日本的主体性。”

图说:人们印象中，也许只记得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实，他是一位道歉次数相当多的首相。譬如2001年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一周后访问汉城也表示“由衷的反省和道歉”，在2002年的“平壤宣言”和2005年战后60年首相讲话中，他表明“痛切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2002年他发表“平壤宣言”后，谈起对金正日的印象时脱口而出说道，对访问朝鲜“右翼的反对不多嘛”，这“全托参拜靖国神社之福啊”。《朝日新闻》社论部主编若宫启文问他说：“您是考虑到要访问朝鲜才去参拜的吗？”他笑着回答：“不，纯属偶然。”

中曾根的参拜立马就引起中国的激烈反感，第二年，他干脆取消了参拜靖国神社，而自民党右翼立刻反弹。中曾根接受访问时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我是按照自民党的意愿去参拜的，但如果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英灵们会对此感到高兴了。”1986年9月，在众议院接受质问时，他如此解释：“从确保日本在国家上的声誉来看，有必要向国际社会显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具有相应的、正确的反省能力。民主主义最强之处是它具有反省能力和抑制能力。我是基于这些考虑处理靖国神社问题的。”

中曾根可谓把民族主义者的特色演绎得非常透彻。无论“胜败”，无论“荣耀和耻辱”，都是国家民族的事情，换言之，国家民族意味着一切，至高无上，如此一来也就是无所谓对错、正义了，既然没有了正义，那么战争就无所谓侵略，只不过是弱肉强食罢了。不过，中曾根固然是民族主义者，但他清楚作为国家在国际上又必须顾及其他国家，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民族主义和对外寻求和解之间，又不得不选择后者。可以说，民族主义和对外和解看似相互矛盾，但其实互为表里——民族至上，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民众土壤，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中约有一般人支持小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详细]

“输给亚洲的意识淡薄”使日本人只作有限度的反省

日本对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经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为何日本惨遭失败后，为何没有彻底地反省，没有萌生对亚洲国家的罪过感？这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输给亚洲的意识十分淡薄。

竹内好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那是为什么呢？ ……日本是向联合国投降的，而当时的联合国主要是英美中苏。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非常淡薄。若问原因何在，可举各种复杂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再有一个条理由或许就是对中国的蔑视吧，总认为日本不可能败给中国的。从军事力量来说确实如此，当时的军事

力量对比，日本远远超过中国。日本人的理解是，因为美国拥有压倒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才战败的。”

日本人连败给中国的意识都没有，又谈何彻底反省?事实上，即使今天日本人“败给中国”、“败给亚洲”依然非常淡薄。作家石川好在1995年发言表示“日本败给了亚洲”，就招致蜂拥而来的抗议，说什么：新年伊始别说这种低三下四的话”。…[详细]

美国的扭曲宣传和中国的两分法“免除”了日本国民战争责任，也令其缺乏反省

日本国民对战争缺乏反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和中国推行的战争责任“两分法”——战后初期，美国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将战争责任推给“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战争狂人”，免除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60年代毛泽东要求“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

但日本国民真的没有战争责任吗？或者说其战争责任很小，已经到了不需要刻意提出并反省的程度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日本问题专家赵刚曾如此批评上述荒谬的“两分法”：“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详细]

日本人不断被追究责任，“受害者意识”渐成主流，“加害者”成了“受害者”

当责任被免除后，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却逐渐形成。

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战争遗孤，还有给几代人造成后遗症的原子弹灾难，以及战备投降后的屈辱感，令日本国民极容易产生受害意识。再加上60年来，日本不断地被追究作为加害者的责任，时间长了也加剧了这种“受害者意识”。而且，时过境迁，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了解二战对亚洲国家的伤害，他们开始说：“究竟要追究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了结了呢？” 核武器和导弹，朝鲜人绑架人质、研制核武器和导弹，中日钓鱼岛争端，这些到让日本真的“受到伤害”，从备受责备的“加害者”变成了可以指责他人的被害者，于是日本一直被抑制的民族主义由此喷涌而出了。

问题还在于，日本国内右翼迎合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借题发挥发表“妄言”，如此又激起了中韩等国的抗议，而这些反日的情绪再次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国民，如此一来，恶性循环。…[详细]

结语

了解中日之间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差异，将有助化解两国之间的历史症结。平息仇恨，摆脱过去重新开始，这是面向未来的选择。但是真相必须和宽恕结伴，正义要与和平相连，没有真相和正义，未来或许重蹈过去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