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12月JournalofZunyiNormalCollege
Vol.10,No.6Dec.2008
“爱”之中的“伤逝”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透析
郭继宁1,郑丽丽2
(1.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北唐山063000;2.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张爱玲特别关注现代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困境，她的小说把关注焦点投射到了家庭内部的情感领域，关心的是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婚恋成了权衡利弊的交易，谋爱实为谋生。伤逝-爱的关系性结构与功能，作为就张爱玲现象的内在本质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即使在今天也应成为我们审理现代性—都市人格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都市人格；伤逝—爱；意义感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08）-06-0022-04
DeathMourninginLove
———AnAnalsisoftheWomenImagesinZhangAiling’sNovel
GUOJi-ning1,ZHENGLi-li2
(1.ChineseDepartment,TangshanTeacher’sCollege,Tangshan063000,2.LiterarySchool,Nankai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ZhangAilingshows,inparticular,agreatconcernforwomen'slivingdilemmaticconditions.Hernovelsfocusonthefieldoffamilyconcernandaffection,noticingthatnormalhumanfeelingsarebeinglostinmodernsociety,andthathumansympatlyisbecomingunconcernedbythetemptationofmoneyandwealth.Loveandmarriagehavebecomeatradethatcanmeasureadvantageanddisadvantageseekinglovemeaningseekingsurvival.Thebasicalstructureandfunctionsofdeath-mourminglove,takenaninneressenceofZhangAilingphenomenon,eventodayshouldbeatheoreticalmeanstoexaminemodernmetropolitancharacters.
Keywords:metropolitancharacters;death-mourning;signification
在张爱玲身上，融合着一个传统贵族女性和一个
现代都市女郎的双重质素。这构成了张爱玲现象的基本倾向，即一方面有着中国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又带着西方文化的特征，这一切无论是情调趣味还是技巧手法都在其创作中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张爱玲的思考无不带有鲜活的经验色彩，更为可贵的是她充满了一个清醒的现代人的怀疑精神，从而有别于大量的“主题先行”“、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方式”，并且在一种逃避与直面的姿态中与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张爱玲现象的喻义有如一把灵巧的利刃，准确而又不动声色地将传统剖开，以切片抽样的方式，将中
国封建传统文化沉积而成的肌瘤展示了出来。这种从内部击破的方式远比单纯地拒斥更为彻底而且有效。她直指集摩登与封建为一体的畸形文化对人的价值的戕害。人不能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了张爱玲现象的潜在主题，其笔下的小人物上演的英雄传奇是一份份失败记录。这种融溶和揉杂着个体心性意绪的“时代档案”，毋宁说是“个性英雄”的失足与失败者的省思皆有的、不可多得的“文本记录”。
婚恋是张爱玲重估人生及其价值的突破口。在一个个没有爱情的情爱故事里，暗藏着张爱玲关于人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１４
基金项目：唐山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04B06）
作者简介：郭继宁，男,青海西宁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郑丽丽，女,山东沂源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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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继宁等“爱”之中的“伤逝”
及世事“苍凉”的解读———“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
生。”
张爱玲特别关注现代人尤其是女人的生存困境。这些在新旧交替的“乱世”讨生活的女人，生活的惟一出路在于一份稳靠的婚姻，可“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
[1]
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在对婚姻有一定自主权的时代，旧的婚姻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出去交际又被认为是有损身份，于是嫁不出去成了她们的一个恶
“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梦，嫁出去又怎样呢？则是
眼的‘完’字”。[2]
张爱玲的小说把关注焦点投射到了家庭内部的情感领域，关心的是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
“在这个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
[3]
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好像什么都是假的，只
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有钱是真的。
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义下走到一起的，那“爱”字也
大多以金附着了不少杂色。她笔下男男女女的婚恋，
钱为支点，如果没有明显的财产追求目的，也一定受着某种利害关系的支配，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却没有半点现代人的追求，婚恋成了权衡利弊的交易，谋爱实为谋生，将婚恋视为换取安稳生活的必经之
《留情》中敦凤途，走进后才发现同期待的距离，正如
所说：“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
[4]
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再借用《心经》中绫卿的话，“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5]“人尽可夫”通常的语文学解释当是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即无所谓情感的共振和谐，而且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却似乎翻出了一层专指女性轻浮。
新意，表面上看起来抽去了道德评价的合法性，实际上谈的却是渴望爱，然而事实上却无从相信爱情。在
“爱情”故事里，看不到现代自由恋爱的天一个个现代
真、纯情。
张爱玲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3]
的。”问题在于，如果说没落世家的旧式女子如紫微甚至不知Romantic为何物，尚可理解，而和男子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同样令人失望，又当如何解释呢？
《五四遗事》中言行举止都看似“时髦”的所谓现
密斯范不但“新代人，其实不过一身外在的洋装而己。
[3]，最式文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
终和罗的结合并非是将爱进行到底，实出于嫁不出去的恐慌，最终不仅失去了新式女性的外部特征，而且甚至“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6]由此可见，个性解放的内涵远非仅止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五四
罗从初识精神对古老中国的触动是相当有限的。范、
的高谈阔论、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到结尾的那无奈的笑声，所谓起点即是终点。通常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张爱玲极擅悲剧。需
要在此澄清的是，这类“近乎无事的悲剧”，乃是“主体在既定现实的结构秩序中磨灭了个性和创造力，从而
[7]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软刀子丧失了人的本质。”
割头不觉死”。
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无论是对昔日辉煌的怀恋，也《茉莉香片》式的所谓现代的反叛，都是一种缺无论是
乏生命力的思想的结撰，都只能是取巧于时代大潮的侧影，人格冲突的缱绻浩叹而己。因而，张爱玲的“伤逝”绝无可能达到鲁迅“伤逝”的高度。如果说后者是带有切肤之痛的泪与笑，那么张爱玲则在精心结撰的精美文字中，不断抒写着红楼梦散之后那些痴男怨女们的星点的怅然若失与永远化解不开的痛悔与占有
张爱玲的《爱》集中展示了一名“红楼”迷的欲。因而，
“曲尽犹作续弦人”。无意识，所谓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走出（反抗）后又返回故家（投降）了；张爱玲的女主人公们，走出去便意味着从
白流苏明确表示，“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此的决绝。[8]
注。”同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追求浪漫情爱却在现实的铁壁面前几近粉身碎骨不同，生活在动荡乱世中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从来不是情爱理想主义者，尽管她们的身心，也常常浸在莫名的苍凉与无奈
“都中，但却表现得更为毅然决然，更为理性，亦即其
市人格”更健全，也更丰满，她们成了———“有美的身
[6]
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女结婚员”。
苍凉而不悲壮，因而无所谓崇高，无所谓牺—“主义”对都市人格似成赘物；无奈却无法让人牲——获得“美好的感动”，因而在无以释怀的阅读活动中，无从寻取关乎意义的启迪。
因而有理由认为，不同于鲁迅“伤逝”的感伤，对于苍凉与无奈的把握和理解，使得张爱玲以一种新颖的姿态抒写着“伤逝”———一种都市人格所天然秉有
这种感伤主义事实上与虚无主义在张爱的感伤主义。
玲现象中难分伯仲，彼此纠结。因而对于张爱玲现象与意义感的分析成为本文的题中之义。
如果说“主义”是一种系统性的主张和论说的话，那么，本文所指涉的意义感，则是都市人格的现代性结构及其功能在心理层面的反应。对于这种“反应”的
—因她的经验、阅历、家世以及抒写，非张爱玲莫属——
文字功夫等，在当时中国对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常态及其游戏规则的谙熟，无人能与之比肩。
白流苏、葛薇龙这些世家女子的传奇读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金钱令她们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
白流苏这个除了“美的身体”一无所有的旧式女子，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永远有着异乡人的凄楚，自己的钱被两个哥哥哄光，又没有谋生技能，母亲不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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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卷第6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2月
问，哥嫂冷言恶语，这个离过婚但还算年轻的女子，除了找个人嫁了已无路可走，圣洁的爱及精神生活对她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她勇敢又无奈地走出了家门，用尽全身心的小智小慧同范柳原周旋，她那富于现代感的调情背后隐藏着的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流苏是不自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为环境所迫，处在一个精神混乱的时代，不得不为之，她孤独一人和男性作战，竭力制服对手，而矛盾的是，她所要争取
[9]
结果成全的，其实就是对男性更牢固可靠的依附。”
她的决定的却是战争，战争使一切“浮文”去掉，剩下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素朴的一男一女，
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
[8]，“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妻”
[1]
仍旧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倾城之恋》是她惟一以大团圆收场的小说，但充溢其中的，却是更为浓重的悲剧情调，这桩貌似美满的姻缘，反倒证明了个体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命运对人随意摆布，在命运面前，个人的努力是那么苍白而又可怜。
“金钱婚姻似乎是一种慢性的卖淫行为，绝大部分女人在这种两性关系中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兴趣和
[10]
同流苏相比，葛薇龙则是个自甘沉沦的羔精力。”
羊。这个在香港南英中学受过现代教育的普通上海女孩子，本来有自立的可能，自己也对未来有所规划，可在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诱惑下，却自愿又清醒地钻进姑母为她设下的圈套，成为交际花，并与自己爱然而却不值得去爱的花花公子乔琪结婚，整天忙着为梁太太弄人，为乔琪弄钱，可以说葛薇龙是梁太太前半生的复现，梁太太预演着葛薇龙的未来。
无论白流苏、葛薇龙还是梁太太，都把心智用在获得想获得的男人上，“改变她们处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诉诸自己的魅力获得某位男人的性的惠顾，并从而获得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很少有动
[11]”的确，她们力去通过奋斗获得自身的完善或解放。
从未考虑过自立，更未追问过活着的意义，她们所谓的快乐是经不起推敲的，李欧梵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沉香屑：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似乎都以喜剧终场，但发生在香港的喜剧都是维持不久的，暴风雨
[12]
终将到来，喜剧也会变成悲剧。”
如果说流苏、薇龙、梁太太对自己的婚姻还有一
《金定的自主权，曹七巧则完全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锁记》讲的就是各色男人如何联手从各方面利用然后毁灭一个女人的故事。本来，曹七巧年轻的时候也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是个充满活力甚至有点野
“卖”到姜家，做了有性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被兄嫂
“骨痨”的活死尸姜二爷的妻子，在肉体上正常欲望得不到满足，精神上苦闷无人诉说的双重折磨下，七巧由一个正常人逐步走向异化与变态，“走进没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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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在”。七巧对自己的婚姻是无奈的，但又不能不认可，“正是父权家庭中女性的处境导致了她们的疯狂”。[14]本来对正常性爱的渴望与为生存争取正当利益都是无可厚非的，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并
“人”的生存空间，她不得不融入男性社会无女人作为
并为男性意识所支配和控制，以致使七巧变成一个丧失正常人性人情的自私的疯女人，她产生了对世界疯狂的报复心理，甚至连自己的一双儿女都不放过，“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
[13]
同样，也没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有一个人设身处地去理解七巧内心的苦楚，七巧是孤独的，连和她有着相似境遇的妯娌也只知旁观七巧喜剧性的表演，她真正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
“人酷，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她不去爱也不懂爱，
的本质的泯灭或所受到的内在的伤害，这是最大的可
[15]
悲。”
七巧这个“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13]
的弃妇，还有着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意识与行动，在她身上还有一种传统女性少有的独立意识，《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则连一点点反抗意识都没有，“她不是
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笼子里的鸟。
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
[16]
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也曾昙花一现，十八岁时曾与大学生言子夜私定终身，却被祖父丢下的老姨娘三言两语就把她的“美好前程”断送了，这朵含苞的花骨朵还没开放便枯萎了。
[4]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花调》中川嫦一家，即使姐妹之间也明争暗斗，弱肉强食，作为姊妹中最老实的小女儿川嫦，在家里受委屈是难免的，连她的婚事，父母也不为她考虑，甚至得了病父亲都不肯花钱给她治，“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
”最终因发烧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日子不过？
[17]
“一座没有点灯的灯塔”正好象征了川嫦的一生。如果说川嫦的悲剧还较短，郑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们的一生不断被女儿、妻妾、母亲等从属
覆盖，来这个世上走了一遭，没有留下半身份所遮蔽、
点痕迹，母女两代相互映照的例子还有《创世纪》中潆
《金锁记》中七巧和长安母女，甚至包括《沉香珠母女，
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姑侄。“谁都像我屑第一炉香》
[18]
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从“到十六
[19]
岁为止没出过大门一步”的紫微到受过教育、出来
潆珠概莫能外，都是在缺少做事的现代女子虞家茵、
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更不用说情爱了，安全感的匮
“死乏使她们即使在最平常的日子里都感到惶惶然，
人、痛苦（或巨大的痛苦不幸）不一定是悲剧，而不死人，甚至表面上毫无矛盾冲突，却不一定不是悲剧。”
·郭继宁等“爱”之中的“伤逝”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充满依赖、俗气、紊乱，“生
[20]
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们是否可以说，“无奈-苍凉”正是张爱玲现象的情绪背景？问题在于，这一背景是张爱玲的心性使然，还是类乎于荣格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性话语方式使然？
对于偶在个体处境的洞察，张爱玲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超出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囿限。张爱
零乱的日常生玲现象隐晦的喻意在于：在貌似琐碎、
活重叙中，呈现出了相对完整的时代（社会性）与个体体验（私人性）的内在真实图景。
伤逝—爱的关系性结构与功能，作为就张爱玲现象的内在本质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即使在今天也应成为我们审理现代性—都市人格的重要理论资源。
[15]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6,173.[2]张爱玲.鸿鸾禧[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14.
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3]张爱玲.我看苏青[A].金宏达，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33，228，234.[4]张爱玲.留情[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11、212.
（第一卷）[M]合肥:[5]张爱玲.心经[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6.
[6]张爱玲.谈女人[M].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68，72.
[7]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17.
（第二卷）[M].[8]张爱玲.倾城之恋[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60，82.
[9]王安忆.心灵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43.[10]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学林出版
社,2000.89.
·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11]凯特
版社,1999.109.
[1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毛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39.
（第二卷）[M].合[13]张爱玲.金锁记[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23，124，94.
·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M].陈晓兰，杨剑锋[14]艾莱恩
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6.
尤西林.审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5]周长鼎，
1991.180，179.
[16]张爱玲.茉莉香片[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54.
[17]张爱玲.花凋[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35.[18]张爱玲.烬余录[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63.
[19]张爱玲.创世纪[M].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56.
[20]张爱玲.天才梦[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
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8.
（责任编辑：徐国红）
（上接18页）史载：“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
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所清丈田亩数额有不实之处，但毕竟使大量隐
“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田被清查出来，结果，[3]
从而改变了“小民税存而产去，大而小民无虚粮。”
户有田而无粮”的不合理现象。在清丈田土的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鞭法，所谓
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
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增耗。凡额办、
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3]
故谓之一条鞭法。”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赋役合并，按亩计税，折银交纳，手续简便。这样，占有土地多的地主豪强就要多纳税，而无地少地的农民就可
这既增加以少纳税，使赋税以土地为基础实现均平。
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少了贫民的负担。同时，也断了地方官员盘剥百姓的财路。
纵观张居正在神宗初年所精心策划的“万历新政”，因其经济改革思想切中时弊、理财措施又切实可行，再加之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大无畏精神，经济改革成效卓显而蕴含着特殊的价值：
“富国强兵”以“安民”为核心，体现了儒家“民本主
义”思想；考成法以澄清吏治为宗旨，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施政以事理、时势为出发点，使政令切实可行；富国富民以重农商为手段，巩固了封建统治基
“量入为出”、“均平赋税”为方法，抑制了础；理财以
奢侈腐化之风，同时触犯了豪强巨室的既得利益，在一定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张居正辞世之后，改革成果也随之烟消云散，这一结局昭示着人们：要想使改革成果不因某一领导人的变换而“人亡政
，必须从制度上寻求保证。息”
参考文献：
[1]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1.
[2]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17,383,383,185,383,485,483,193,362,373,353,120,99,555,457,184,457,458,383.
[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645,5645,1883,1902.[4]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881.[5]朱东润.张居正大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282,260,159.[6]（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38.
（责任编辑：魏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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