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1.索绪尔简介

2.索绪尔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来源

3.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核心法则

4.索绪尔理论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语言学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该书的思想核心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这里，概要性地介绍一下索绪尔的生平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及其核心法则。

一 、索绪尔简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科学世家。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母亲生性聪慧，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索绪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少年时期深受阿道夫皮克泰特的影响，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在不满15岁的时候便写出第一篇《论诸语言》的论文。

1873年索绪尔进入高中并在阿道夫皮克泰特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梵语；

1875年，索绪尔遵循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家庭的传统和早期的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但是索绪尔本人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而确信自己的潜能在语言研究方面，所以，作为理科学

生的他越发对语言学课程感兴趣，并与1876年春天申请加入了巴黎语言学会。索绪尔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信念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1876年秋，他离开日内瓦大学，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文学系攻读历史语言学。

正是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年仅21岁的索绪尔于1878年发表了《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著名论文，成功地把一个在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的音拟构出来，对理解印欧元音交替的复杂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1878年7月，索绪尔离开莱比锡赴柏林大学，次年末他返回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1880年2月，他通过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

1880年秋，索绪尔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定居。是年10月巴黎高等研究院决定委任索绪尔为歌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讲师，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工作的10年里，他先后讲授过歌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梵语等，他的讲授因知识广博、逻辑严密、思想深刻、格调清新、语言精炼而对学生产生极大的魅力。他同时积极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学术活动，其思想对法国年轻一代语言学者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学生有一批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如梅耶、格拉蒙和帕西。大概就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这一时期，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框架已开始形成。由于索绪尔在学术界的影响，巴黎的法国研究院准备授予他教授职位，这是法国的最高待遇和荣誉，但是索绪尔出于爱国之心，毅然放弃了这一殊荣，于1891年由巴黎回到日内瓦。

同年10月，索绪尔就任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主讲梵语和印欧语课程，后期讲授日耳曼历史语言学。1906年秋，他任普通语言学教授的职位。于是，从次年1月开始并连续三度（1907—1911）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

在回到日内瓦后的时期，索绪尔比较沉默孤独，很少写作，这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超

前性有很大关系。他在给他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的信中流露出对当时语言研究状况的失望，他感到有关语言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和界定，但同时又对完成这一工作存有疑虑，因为他对自己的提出的理论始终不满，而且一直不断在修正。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三次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并没有兴趣写成专著。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和薛施霭，收集许多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由于这本书不是本人所写，所以不断有后人做考证、注释的工作。一切表明这本书基本上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现在《教程》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

二、索绪尔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来源

索绪尔在对语言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后，于1907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他的基本能理论，概括起来就是：语言是一种系统或结构，而语言结构即是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是概念和音响的联系，不是物质的，而是抽象的。索绪尔还进一步讲述了符号的特征，即符号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具有线性特征，符号借助于相互对立关系而起作用。同时提出了，在语言中，每项因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因素的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寻找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语言学家要做的不是去描述言语行为,而是要确定构成语言系统的单位及其组合规则。”（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有其有其深刻的背景。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学术背景，如上所列，他多年开设的课程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整体语言学学科的性质有相当全面而深入的思考。这些研究和思考都获多或少的反映到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另一方面，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也汲取了前人的思想，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7、18世纪的唯理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以及普通语言学的开创者洪堡特的语言形式观念，等等，都对他有很大影响。而同时代的青年语法学派，特别是保罗的心理主义语言学观念，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心理语言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符号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那时候出现过“自然论”和“规约论”之争。

此外，美国的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的语言观对索绪尔的影响也很直接。辉特尼早年学习梵语，1850年去德国学习语言学。他1867年著有《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1875年发表《语言的生命和成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反对自然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的规约性和惯例的性质。索绪尔在他的《教程》中多次以赞赏的口吻提到这位语言学家。

学者们在研究《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发现，“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观念也与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关系。法国的‘现代社会学之父’涂尔干（1902年执教于巴黎大学）的社会学思想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语言观的重要来源。涂尔干认为，社会不是个人行为的总和，而是第一性的实体，它对人有外部制约，而个人对此有时是无意识的。正是由于社会实体的存在，个人行为才成为有意义的行为。社会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是一种心理实体。索绪尔接受了涂尔干的思想，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心理实体，从而建立起社会心理的语言观念。” （同上）

总之，索绪尔的语言思想非常具有时代性，他吸取前人的思想，融合同时代的语言学及社会学思潮，审慎地对他们进行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观。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

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索绪尔区分了四组两两对应的概念，即“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态和历时态、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为后世语言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核心法则

索绪尔在他的讲稿中提出了很多二元对立法则，如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组合和聚合、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关系和价值、形式和意义、能指和所指等，可以说，他对语言学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体现了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典型应用。在此，主要谈谈索绪尔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思想。

3、1 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门学科，语言学研究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作为一门课科学的语言学必须有他确定的语言研究对象，因此必须首先从人类语言活动的总体行为中区分出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人类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活动就是索绪尔所称的“言语行为（langage）”，它包括人类全部的语言表现形式，但是这种活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依赖于个人的语言能机能，二是依赖于社会群体赋予个人的一套符号系统，即我们所称的语言。因此人类的言语行为包括着语言和言语。

换句话说，语言是符号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句法。也就是使具体语言行为成为可能的总体结构和一般规则；言语是进入实际使用阶段的个人言语行为。语言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语言机能而采取的必不可少的规约,为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言

语则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和运用,是一种个人的实际话语。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

(1)语言是一个整体,是由符号表示的规则系统，可用如下公式表达:1+1+1+…=1(集体模型)；言语则是说话行为，是说话者对语言的使用和形成的结果，它“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 其公式如下:1+1+1+1……二者的区别如象棋的规则和下棋、交响乐章和演奏。[1]。(2)语言是社会的，具有社会性，语言的社会性指语言规则不是任何个人主动的、有意识创造的产物，它是后天习得的，约定俗成的。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是言语，社会部分是语言。社会性的另一重含义是它的约束性，使用语言的人必须遵守该语言共同体公认的规约。语言对于其使用者是一条只能接受而不经使用者同意的法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规约，是已经选定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创造它、改变它，如果要进行交际那就必须完全遵守这一契约。

(3)语言是同质的，(相同的语言)言语是异质的。所谓同质的指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构成语言系统的要素是心理的东西,而同质的心理要素同时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文化的。言语活动同时跨越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们还同时属于个人和社会的领域。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各自构成不同的研究对象，各自要求不同的理论。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是为了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意在强调语言的系统性。

“他认为语言和言语又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没有语言，言语就失去了统一的系统，因此不能被人理解,其效果也无法验证；没有言语，语言也不会建立起来”[2]他说:“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3]

3、2 能指和所指

语言可确定的研究对象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所构成的符号系统，而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不是一个囫囵的整体，而是一个由听觉形象和概念（或称“能指”和“所指”）两个成分组成并构成一定内部关系的二元实体。

索绪尔认为词与物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由具有心理性质的语音形象和概念内容两个部分相联结而成的，语音形象即“能指”，概念内容即“所指”，这两个部分是合二为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必然的联系，不能由能指推断所指，也不能由所指推断能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所谓“任意”的，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是不可讨论的。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像能指。如“牛”在法语里是beof，在德语中却是oks，而子啊英语里是ox。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为他语言学理论的第一个原则。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外在事物，也不在其自身，而只能产生于语言的系统之中，即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系统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借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而具有意义，因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既然是任意的，对于这一联系的任定，就只能依靠与其他的能指和所指的差异来进行，符号的价值(或者说它是什么)只能由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符号差异决定语义”。索绪尔认为 “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3、3 共时态和历时态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并阐释了符号的另外一个二元特征：符号的可变性

和不变性。从语言的内部看，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此能指对所指的选择是自由的；从语言的外部看，也就是从符号和使用它的人类社会的关系看，符号又是受制约的。这是时间的连续性原则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时间因素是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的一面，也是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的一面。

讨论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是认识语言学二重性的出发点。由于时间因素的作用，索绪尔认为必须区分两种事实，即历时事实和共时事实。因此，他提出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语言的共时研究是指，不考虑时间因素研究在某一特定状态中的语言系统；历时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探讨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

他分别界定了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相连续的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与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高名凯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P132）。如前所述，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不是物质，是由互相联系着的价值构成的系统，分析语言就是揭示出构成语言现状的价值系统。历史体现了个别成分在时间中的演化，历史产生形式，系统使用这些形式。研究的重点是形式在系统中的作用，无需解释其历史的变化或产生的原因，因为这种解释仅说明语言成分的变化，而不能说明语言系统。语言学从结构上进行解释,说明形式及其组合规则。

3、4 组合(句段)关系和联想(聚合)关系

在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行时,索绪尔提出了句段（组合）关系和联想（聚合）关系。他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一个关系网络，它是由“句段（组合）关系”和“联想（聚合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关系。句段关系就是符号按线性排列所组成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

体现出符号的线性特征，通俗的说就是一个单位和同一系列中其它单位之间的关系。 “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联结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性特征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高名凯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句段（组合）关系是在场的、是由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构成，其延伸性是直线型的和不可逆的，即所谓言语链。其间每一个词都是由于它同在先或在后的词的差异和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

联想关系是一个要素通过心理的联想同其他要素建立起来的关系，它是以符号的任意性为基础的。通俗的说，联想关系就是“指在结构的某个特殊位置上彼此可以相互替换的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这些配合“不是以长度为支柱的，它们的所在地是在人的脑子里，它们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联想关系。（高名凯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说话者选择一个词就能表达他所要表达的观念是不够的，“实际上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词，而是整个潜在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人们才能获得构成符号听必需的对立”（同上）。联想关系是语词在垂直方向上与一些尚未出现的词语的关系，它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

句段关系确定语言要素在场的顺序和数目，联想关系是供组合时选择和替换。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具体告诉我们意义是怎样在这一系统之内自行产生的,语言符号系统为什么又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等问题。

四、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历史价值

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

从以往历史看，传统的语法研究是规范性的，长时期处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附属地位。十九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开始真正就语言自身做规律性的探究，总结出许多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由于其理论落脚点是语言成分历时变化的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成分间的结构关系。

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对语言整体的性质加以探讨，以其社会心理主义的语言观念为基础，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语言学研究的确定的对象。继而，索绪尔又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指出，对说话者来说，“唯一存在的现实是语言共时的一面，而语言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要确定某个语言成分的价值，并不需要考虑它的历史来源。从而最终确定了语言共时系统的符号性质。索绪尔的理论把语言研究引入新的轨道，为后人开辟一条新的可行的研究道路。在理论方法上，他为语言研究确定了一个相对封闭，静止，具有结构系统性的研究对象，使研究得以大大深入。这就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历史价值。

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历史价值，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迅速发展。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发展了索绪尔有关形式与实质的思想，创立了“语符学”。即使是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过程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在许多方面与索绪尔都有一致之处。到五、六十年代，生成理论逐渐取代了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成为左右语言学潮流的主导学派。虽然生成学派在研究目标与方法上不同以往，但其语言观念与索绪尔仍有一致之处，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始终是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一套单纯的体系。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存在前提。”

索绪尔的研究还廓清了语言研究的一些迷雾，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方法，为语言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术语范畴，诸如

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语言和言语等。对于研究对象的划分并不等于对语言事实的割裂，而是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划分不等于只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侧面，不顾联系。把研究对象加以分类再联系起来考虑，与根本上的混沌不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索绪尔更强调语言的内部研究，强调共时研究，但无疑也为语言的外部研究、历时研究以及言语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对象。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语言研究中可资比较借鉴的不同研究层次。这一切无疑是使语言研究更趋严密精确的必要前提。二十世纪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索绪尔推动了20世纪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其语言理论以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二元研究方法影响着后世的语言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英文版）[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张绍杰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3]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4]魏育龄《如何理解索绪尔的“符号的任意性”》[J]解放军外国语

学院学报 2005

[5]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6]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7]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 《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

进一步阅读文献

[1]裴文《索绪尔真状态及张力》[M]商务印书馆 2003

[2]张绍杰《索绪尔研究在中国》[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3]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J]南京社会科学 2004

[4]何欣陈治安刘家荣《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四川科技出版社

[5]杨信彰《评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观》[J]外国语 1994 (6)

[6]王铭玉《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J]外国语2003 (5)

[7] 裴文《索绪尔与现代修辞学》（J）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