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国佛教僧人的政治参与问题刍议

第１４卷第１期　２０１３年３月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ｌ０１．１４ＮＯ．１　Ｍａｔ．２０１３　近代民国佛教僧人的政治参与问题刍议　何子文　（韶关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广东韶关５１２００５）　［摘要］　传统上僧伽属于“方外清净之　’，是出世离世的。但是面对辛亥革命前后近代中　国社会的激烈转型和整个社会的结构分化现实，不少僧人走出传统的青灯古佛的闭锁的寺庙　生活而投身国家建设和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政治参与现象。本文　讨论了僧伽参政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背景，重点分析了僧人政治参与的五种实践形式及其　对改变僧人传统寺庙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　僧伽；政治参与；公民权利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６９２（２０１３）Ｏ１－００７０－０６　传统上僧伽属于“方外清净之人”，是出世离　的现实问题。面对社会的变革，佛教界的一些有远　识的僧人纷纷提出佛教要因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契　理契机地做相应的转变，积极争取僧人的公民权。　他们中的不少人走出传统的青灯古佛的闭锁的寺　世的，所谓“青灯古佛随伺佛祖左右，晨钟暮鼓忍　看人间冷暖”。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僧人直接参与国　家政治社会世俗事务的著名例子，如佛图澄为后赵　将军石勒的重要军政参谋、慧琳之于宋文帝的“黑　衣宰相”以及明朝的宰辅姚广孝，其人本来为道衍　庙生活而投身国家建设和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近代　中国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公民政治参与现象。　一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乃敕令还俗辅佐朝纲，　对明初的清明国祚做出了贡献。历史上尽管有诸多　僧人参政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只是个别现象，并没　有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作为而对传统的封建政权形　成一种政治影响。整体上，僧人们还是认为出家人　、僧伽参政问题的产生及背景　根据马歇尔（Ｔ．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１）的公民权理论，　政治参与的权利构成了公民权的三个权利要素之　一。民国时期僧伽参政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　的生活应该“稽诸内典，披寻教义，论修证则日流　转远灭，制心理则日疾断烦恼，阐因果如影形符　背景。刺激佛教思考僧伽参政问题的因素，首先是　自清末延续到民国前后近５０年的“庙产兴学”运　动。晚清以来严重的民族和国家危机使当时的中国　印，说有为若野马阳焰。析法相于渺渺，纳世界于　空空。…一戒杀生以养好生之德，甘退让以博忍辱　之名。斥进取为贪欲，崇知足为懿行。以是万法无　常，悲观为本，但求寂灭二昧无诤”④。　但是，面对辛亥革命前后近代中国社会的激烈　人逐步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摆脱衰弱和走向富强　的重要性，于是兴办新式教育成为国人谋求救亡图　强的途径。１８９８年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在　《劝学篇》中明确向清廷建议以全国的佛道寺观改　作学堂，称“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　转型和整个社会的结构分化现实，自东汉时传入中　国已经两千多年、早已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文化传　统当中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的中国的佛教，此时也　不得不随顺社会的变迁而产生一个“向何处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５　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民国成立后，庙产兴学之议　不仅未见消失，而且还屡起波浪，先后有政府官　员、教育界学者甚至国民党机构以各种名义数次提　［作者简介］何子文（１９７６－－），男，湖南郴州人，湖南韶关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讲师，博士。　第１期　何子文近代民国佛教僧人的政治参与问题刍议　７１　出，在全国不少地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侵夺寺庙财　产之风。　下也积极开展争取僧人公民权的活动，要求承认僧　人的公民身份，要求保护信仰自由权。政治参与作　其次民国时期的各届政府屡屡颁布不合理的　寺庙管理条例，钳制佛教发展，不但打击了佛教界　人士对共和立宪的美好想象，同时更增强了佛教界　一为实现公民身份的重要途径，在僧人们积极争取公　民身份权利的行动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１．反对歧视性的寺庙管理法规　些人士寻求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以维护佛　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我们可以　看到围绕着寺庙管理权力与庙产资源的问题在佛　教界与国家权威之间所展开的长期冲突。正如释东　教界权益的决心。例如，袁世凯政府前后颁定的　《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和《管理寺庙条令》３１条，　都规定了政府对佛教庙产和佛教教务拥有管理、监　督和审核权，便于政府控制佛教。１９２１年，以１９１５　年的《管理寺庙条例》为蓝本而修订的《修正管理　寺庙条例》颁布。该条例虽较前一条例在对佛教的　管制上较为宽松，如删除了第十四条中关于对教务　会议进行检视审核的规定，但仍旧强调政府对于庙　产的处置权，强调寺庙应向所在地方官署注册登　记。１９２９年１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寺庙管　理条令》更是被佛教界指责是对佛教的不平等歧　视。　晚清民国时期僧团的瓠烂所引致社会对佛教　的歧视和贬抑，使其时僧伽的社会地位降至极低，　也令不少高僧痛心疾首。素以持律稳重精严著称的　律宗弘一法师有一次在讲演中就对当时僧伽队伍　中的颓废现象大加挞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　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　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以为中国僧众很多，　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　找出一个真正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僧团的　颓败与佛教自身所标榜的自觉觉他、济世度人的大　乘佛教教义之间无疑存在极大的反差。而这些方面　可能正是太虚法师等僧人积极倡导佛教改革、主张　僧人应该参政议政、入世修行的重要原因。　二、僧人政治参与的方式　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　公民活动，如投票、选举、社团活动与社区活动、　与政治家的政治性的个别接触以及暴力等。ｎＨ　辛　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共和立宪从一种讨　论中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政治结构，同时也使国民　和公民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人谈共和，个个是　公民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政治景观。甚至于过去习　惯了三从四德、处于无权地位的广大妇女也认为她　们是国家的女公民或女国民，是“公民之母”，起　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少佛教僧人在这种情况　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一书中所指出的，佛教长　期积累起来的丰厚寺产在民国时期却成为佛教的　一个巨大的包袱。一边是打着国家建设的幌子不时　地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侵夺庙产的运动，一边则是　要求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呼　吁。围绕着寺庙财产和僧人的公民权利问题，政府　和佛教僧团之间就寺庙管理的立法问题展开了长　期的博弈。从袁世凯政府颁定的《寺院管理暂行规　则》和《管理寺庙条令》３１条，Ｎ：ＩＩ￣洋政府颁布　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到国民政府颁布的《寺　庙管理条令》和《监督寺庙条例》，每一次寺庙管　理法规的制定和颁布，都是对佛教僧团的一次政治　考验。以《寺庙管理条例》的颁布为例，１９２９年　１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寺庙管理条例》甫一　颁布，就受到了中国佛教界的强烈抵制和批评。四　川Ｉ省佛教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要　求改正寺庙管理条例对佛教的不平等歧视，“窃以　为僧众维奉佛教，同属国民，均在国府统治之下，　自应受平等之待遇。”②力举其中有剥夺僧人权利的　不合理条文，强烈要求撤销该条例，以示天下大　公。中国佛教会在上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呈文中也对　这一条例不能平等对待佛教、佛教僧团不能拥有寺　庙财产权和自主处置寺庙财产表示不满，请求立法　院另订宗教法：“政府对于各种宗教，为特殊之保　护，及改进另定法规，以谋民族之健全，自为切要　之举。为此备文呈请，仰祈钧院察核俯准，取消寺　庙管理条例名称，另颁宗教法以示一律，而昭平　允。”③　２．组建全国性的佛教僧团组织　社会的讥讽和政治上的歧视，使不少有识僧人　逐步认识到建立统一僧团以团结全国僧人维护佛　教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组织结社是公民参　与政治过程的重要途径，也是公民再生产的一个重　要环节，“公民身份主要是通过其运作和在多元性　的组织中加以学习和巩固。”口　太虚在反思其辛亥　７２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　革命以来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时认为，要想获得　佛教真正的复兴，“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　健全的组织。”固民国成立伊始，太虚法师就开始了　建立佛教僧团组织的努力，金山寺事件不过是他这　一构想的一个初步的尝试。太虚的得戒师、著名的　八指头陀释敬安对太虚的举动做出了回应，１９１２　年４月１日，为抗议各地不断发生的庙产兴学运动　和保护寺产，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八指　头陀释敬安为会长。这是中国近代佛教成立的第一　个正式的团体组织，也标志着近代中国佛教组织化　的开始。但在北京内政部，八指头陀因寺产问题受　到民政司一官员的羞辱，之后不幸因此殉教。建立　全国性的佛教僧团的过程尽管一波三折，但各地方　性的佛教团体则纷纷成立。在南方革命政府北伐之　前成立的地方性佛教团体或组织，“就以弘法团体　的名义，团结教友，代替教会”，这类弘法团体当　时各地大约有二三十个。　佛教团体或组织的创　建团结了全国各地的佛教徒，增强了佛教的社会影　响力。在庙产兴学过程中，佛教徒通过中国佛教会　与政府就寺庙管理条例进行交涉，维护了佛教界的　权益，改善了佛教徒的社会地位。　３．争取国会代表权　近代佛教徒中较早具有民权思想和参政思想　的是太虚。太虚曾赋诗挽黄花岗起义烈士：“为复　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１９１３年北京召开　第一届国会，太虚上书参众两院，吁请“规定佛教　徒（僧众）同有参政之权”。太虚为佛教的未来考　虑计，同政府关系密切，积极争取参政权利和机　会，被讥为“政治僧”。但太虚却认为，政治是管　理众人的事业，是一种菩萨行为，故他自己实际上　是在做一个“菩萨僧”的事业。“菩萨僧乃为真正　的更无私事而专管理众人之事”，“余固未足为菩萨　僧，然志愿所在则未尝一日忘学菩萨僧也，特患未　能符政僧的名实，又何患世人之称为政僧？”⑨他　作《菩萨的政治》一文，视僧人的政治参与为菩萨　修行以建设人间净土的行为。在僧众中，他激发了　大家开展关于僧人公民身份的讨论、组建佛教政党　以更好地参与政治的讨论。在他自己则积极争取国　民大会代表权，认为国会不能够忽略或无视八十万　中国佛教徒的存在，应该让佛教界在国会中拥有自　己的代表。尽管太虚被蒋介石圈定为国会代表，但　是由于来自佛教界和政界一些人的反对和阻挠，太　虚的代表权问题最终没有实现。但经过太虚个人经　历的教育，广大僧人更加认识到了公民身份对于僧　伽的重要性，如释大醒指出：“佛教的僧尼，虽说　出家，还没有出离国家的范围；虽说学佛，还没有　到达成佛的地位。在在处处还要受国家法律的管理　约束，朝朝暮暮还是同人民一样的生活着，而且僧　尼对于国家应尽之义务～如完纳赋税等等是与　普通人民一样的；僧尼既然是离不开这个国家与人　民的全体，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如公民权　选举权，僧尼也不必放弃！”⑥公民身份是与僧人　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４．参加民族抗战　尽管僧伽常被视为出世离世的“方外之人”，　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的影　响下，中国佛教界的僧人走上了一条“救国护教”　的道路，从“方外之人”逐步变成积极入世的“方　内之人”。针对国民政府要求全国僧道一并服兵役　的规定，当时的僧人从僧人作为国民一分子，从公　民身份的角度并结合佛教教理教义进行了讨论，认　为“救国”即“护教”，“护教”须“救国”。但为　使僧人不违反佛教不杀生的教义规定，僧伽改做战　场救护伤病员看护及尸体掩埋等工作，灵活处理了　僧伽服兵役问题带来的僧伽身份与国民资格二者　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在整个抗日救亡期间，中国　佛教界通过各种方式如发布通电、组织佛教救护　队、宣传队、访问团等，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国　家民族和佛教危难的关切和对残暴的侵略者的愤　怒与谴责。“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领导的中　国佛教会发表《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　界书》，谴责日本侵略军的修罗暴行。为支援抗日，　筹集救灾善款，圆瑛两次下南洋募捐，前后共募得　１０万余元银元，全部用于抗战之需。他致书中国　佛教学院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　佛徒有责。”“七七事变”之后，太虚发出通电号召　国内外佛教弟子同赴国难、全力投入抗战事业；同　时又以宣电的形式号召日本佛教界阻止日本军国　主义的侵略战争，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在长期历　史中结成的友谊。此外，太虚法师和乐观法师等人　还分别组织国际“佛教访问团”和“中国佛教国际　宣传步行队”访问东南亚各地，宣传佛教正义和平　主张，宣传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民族抗日战争。　中国佛教总会也向全国僧尼发出“救国何肯后　人”的号召：“…一中国佛教总会，以僧人同属国　民，际以国家多事之秋，救国何肯后人，…一电令　第１期　何子文近代民国佛教僧人的政治参与问题刍议　７３　全国各分会，速组织救护团，加紧训练僧众，以备　界的佛学团体，获得蒋的赞同。这就是后来中国佛　学会的产生。“至此，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始有　正式组织之雏形。”　。　佛教僧人的政治参与活动虽多由维护佛教界　合法权益而起，但在参与过程中，佛教僧人不断提　非常时期之需要。”⑦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成立僧伽救　护队、宣传队、公债劝募队、救国协会等僧人抗战　团体。在抗日战争形势严峻时期，更有不少如湖南　南岳衡山等地的僧人秉持菩萨修行方便不妨杀敌　降魔救国的信念，直接冲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高自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并由最初的　个别现象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参与诉求。同　时在政治参与的行动目标指向上，也逐步跳出了单　菩萨地戒品云：“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　菩萨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由是因　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又云：“又　如菩萨，见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恶，于诸有　情，无有慈悯，专行逼恼，菩萨见已，起怜悯心，　发生利益安乐意乐，随力所能，若废若黜增上等　位，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５．个人政治接触与陈谏　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和佛教自身的颓败使得　不少佛门弟子倾向革命与进步，试图将民族革命与　佛教改革二者结合起来，他们或者希望以民族革命　促进佛教改革复兴，或者登台说法，以佛法倡救世　之言，以复兴佛教促国家建设。通过其个人的言行　和接触，影响感化革命者和政治领导人，增进他们　对佛教的认识理解，甚而护持佛法。“革命和尚”　黄宗仰、苏曼殊、虚云、太虚、栖云、巨赞等僧人　是其中代表。　宗仰倾向革命，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人　交情甚笃，在日本横滨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后成为　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资助者和支持者。１９１２年　孙中山自欧洲回国后，宗仰迎接孙中山到哈同花园　与蔡元培等３０多位革命党人会晤，共商建国大计。　而孙中山在与多位佛教界人士接触当中，也认识到　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宗教中所蕴含的道　德教化的价值和作用。如孙中山曾说：“国家政治　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挟之，则民德自臻上理，　人民愈相亲睦。”＠把信教自由写进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并认为佛教可以补科学之偏。这应当是佛教界　人士与他在长期接触交往中的积累之功。　倡导“佛教革命”的太虚曾认为建立健全的僧　团组织是革命僧团最根本的要务。早在１９１２年中　华民国成立伊始他就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　并曾以协进会之事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命马　君武与之接谈，对协进会的内容颇表赞同。Ｈ”　１９２８　年６月，在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沉渣泛起之　时，太虚借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共游南京汤　山的机会，向蒋提出组建一个统一全国佛教僧俗两　纯的佛教利益的视野而能从一种结合了佛教教义　和国家利益的更为宏大的角度来理解自身的政治　参与。这个变化过程生动体现了佛教所做的调适和　转变。　三、参政与否的两难　站在佛教改革的立场来看，传统中国佛教的山　林化、鬼神化的倾向只会慢慢葬送佛教的生命力，　只会使佛教不断地被社会边缘化。所以民国建国之　初宗仰、栖云、太虚等为代表的新僧伽仿照国家政　治革命的做法，也认为佛教有革命的必要，“曾受　过僧教育的僧众，咸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　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⑨太虚并提出人士佛教、　人间佛教的主张，主张人由发菩提心，以四摄六度　普济一切有情，直趋无上正等菩提，在入世中做出　世事，做人间菩萨，在现世成佛。太虚认为，政治　是管理众人的事业，是一种菩萨行为。僧伽参与政　治并不影响修行，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菩萨僧”的　事业。所以太虚鼓励僧人参与政治，他自己也以实　际的行动展示了作为现代僧人如何参与政治，并且　在现实中与他的佛教改革构想结合起来。　因此，太虚法师和其他新僧伽的佛教改革思想　及行动，实是基于佛教的现实命运着想，认为佛教　应求变，契理契机，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生活等诸多　方面的变化。佛教改革、僧伽教育与政治参与是相　辅相成的，并不构成内在的矛盾冲突。政治参与是　维护佛教权益的正当手段，是推动佛教变革的助　力，是佛教徒出家不出国的客观要求，是入世中修　行、应机度世的方便法门。然而佛教毕竟是一种宗　教，对于人生的苦、空、无常变幻、对“五浊恶　世”中的种种烦恼寻找解脱之道，这是佛教的本　义。大乘教义不赞同小乘自利而倡导世出世入的融　合，但也坚持在入世中不违佛陀本旨。对于出家僧　人来说，谨守戒律是僧伽身份的基石。如在抗日战　争期间针对僧伽是否服兵役的问题，当时僧众中就　７４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　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坚决反对，把入世与　出世对立起来。另一种观点建议僧尼在服兵役时暂　时把比丘戒舍掉，服完兵役再回来受比丘戒。这样　既可以履行兵役义务，又不违反佛教戒律。还有一　种观点主张依大乘菩萨戒本开性戒。尽管当时大部　分僧尼赞同出世而入世以抗敌救国，但入世的程度　如何、能否持守僧人戒行？会不会因过分俗化而失　却僧格？——这些问题让不少高僧大德忧心忡忡，　以致专门撰文提醒僧人参加救国工作，万不应随流　俗化。政治一般被认为是权力、利益的斗争，一个　是非场，是佛教所谓的贪嗔痴的现实体现，是作为　佛教徒必须要远离的。所以，出世入世的问题，实　是由佛教本身教义中所蕴涵的终极价值目标所规　定了的。　坚持佛教徒可以参与政治的太虚法师对这一　问题也有着深思熟虑的思考。基于佛教的现实并结　合他自己的参政体会，他提出一个处理这一难题的　原则——“问政而不干治”，即允许僧伽参政，但　以参加选举当选各级政府议员为限，不干求成为政　府行政性官僚。“然超政，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　遭破灭；从政，亦易随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关。　况今中国，无论在政府社会，尚无在家佛徒集团，　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堪考虑！”⑩太虚　试图在这种二难之中依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政权与　治权二分中得到一种解决的方式。当然，太虚所说　的“政权”与孙中山所说的“政权”不是同一层含　义，但把问“政”与干“治”区分开的做法还是使　太虚的主张得到了缁俗的热烈响应和赞同。从佛教　的角度来看，“问政而不干治”也是一种中道的处　理方式，它可以使佛教徒秉持大乘佛法慈悲济世的　本怀在参政中体现佛教与社会的水乳交融，并以其　超越性为社会提供一种宗教的道义和教化，也可以　维护佛教自身的权益，而不至于自动放弃现代国家　的这一体现主人地位的政治参与工具。　四、评价与结论　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一个政治社　会，无论是团体组织还是个人，都有着相应的身份　定位和角色安排，——作为社会中的宗教的佛教也　不例外。佛教要适存于现代社会，要践行佛教度人　济世的大乘教义，就离不开参与社会，参与社会中　的政治生活。僧人作为一个还未成佛的修行者，体　现出其佛教化的一面，但作为社会个体，也还有社　会化的需要，僧人的政治参与是其社会化过程的一　种体现。近代中国佛教从一种传统的山林佛教、出　世佛教向现代佛教和入世佛教的转变正体现了佛　教自身适应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客观要求，在当时　的历史情境中也是维护佛教正当权益的需要。参加　选举、要求代表权、组建佛教政党、上书、面谏、　参战等政治参与的行动生动体现了近代中国佛教　僧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　也说明，现代社会里僧人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是　多样化的，不仅可以采用投票、竞选、组建政治团　体等方式，也可以采用上书、游说、请愿、抗议示　威等方式，——当然，就近代中国佛教僧人来说，　上面所提到的很多方式在当时的现实中并没有出　现。但透过文中所分析的几种僧人实际采用的政治　参与方式来看，不难知道，当时真正有政治意识和　政治参与能力的僧人仍是极少数。政治参与是一种　综合能力的体现，而当时的大部分僧伽或是文盲或　是半文盲，识字尚且吃力，何谈政治参与？这也就　说明了为什么太虚法师等持改革主张的新僧伽难　以在佛教内部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即使是当时有　限的政治参与活动，也主要是以保护佛教寺庙财产　为目的。　此外，近代中国佛教有限的政治参与活动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僧人要能有效地参与现代政　治生活，就必须建立健全佛教僧团组织，从一种个　别先知先觉的僧人政治参与过渡到一种现代僧团　的团体式政治参与，佛教真正成为一个公民社会。　这既是更好地维护佛教自身权益的需要，也是佛教　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和公共性的需要。但中国佛　教在组织化方面恰恰是很薄弱的、很松散的。佛教　内部寺院之间各据山头、各自为政，组织相当松　散。除了讲经说法方面有共通之处外，在群体交　往、组织合作方面缺乏有效的紧密的联系，很难形　成共同的目标和集体行动。　局限于维护佛教利益和寺庙财产可以说是近　代中国佛教僧人政治参与的又一个特点，这既反映　了当时大部分僧人的保守和自利，也反映了他们相　当缺乏现代观念，——关于这点可以从太虚法师与　保守僧伽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的佛教革新构想屡　遭碰壁当中看出。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４日太虚在与国民　党民训处官员商谈整顿中国佛教会之事时明确指　出，佛教会不应把维持寺产作为唯一宗旨，否则不　如取消佛教会。⑩太虚的批评对于今天的人间佛教　第１期　何子文近代民国佛教僧人的政治参与问题刍议　７５　来说，同样适用。现代政治的含义和范围不仅仅包　全书》，台北：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印行。　括国家政治，也包括如环保、济贫扶弱等、社会公　⑤太虚：《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载《正信》第９卷第３６期。　⑥大醒：《随缘日记》，载《海潮音》第１７卷第８号。　益事业的参与等广义的政治参与方面，作为现代僧　⑦《中国佛教会组织救护团队助华北》，载《佛教与佛学》第２　伽的政治参与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作为。　卷第２１期。　当然，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的戒律仪轨和佛陀　⑧徐金龙：《孙中山先生对佛教的重视与支持》。　ｈｔｔｐ：／／ｔｉｅｂａ．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ｆ７．ｋｚ＝ｌ　５３４０５３４２．　教诲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舍弃和违背的。僧人的　⑩太虚：《问政而不干治——觉群社》，载释印顺编：《太虚大　政治参与应该谨守佛教界限，如理如法而行。正如　师全书》，台北：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印行。　一些近代中国佛教高僧告诫那些参加全国性的民　⑩太虚：《对于佛教会之观念》，载《海潮音》第１７卷第９号。　族抗日战争的僧人时所说的，僧人参加救国工作，　［参考文献］　万不应随流俗化，不要忘了自己的僧伽身份。　【１］［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　注释：　【２】　［英】巴特・范・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Ｍ］．吉林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　①《味禅：从佛教的立场谈抗战》，载《海潮音》第ｌ９卷１号。　［３］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Ｍ］．东初出版社，１９８４．　②《四川省佛教会上国府电文》，《中国佛教会公报》第一期。　［４】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Ｍ］．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③《本会呈国民政府立法院请另订宗教法文》，《中国佛教会公　社，１９９５．　报》第一期。　［５】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Ｍ】．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９．　④⑨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载释印顺编：《太虚大师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ｍ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Ｚｉｗｅｎ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５１２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ｈｏ　ｓｔａｎｄ　ａｌｏｏｆ　ｗｏｒｌｄｌ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ｒｅｎｏｕ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ｈｔ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打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ｔｅ　Ｘｉｎｈａｉ　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１　９　ｌ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ｎｄ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　ｍａｄ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Ｂｕｄ—　ｄｈｉｓ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ｔ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ｆｉｖ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ｒｅ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ａｒ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ｉｇｎｉｉｆ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责任编辑董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