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 内容 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 问题 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 历史 文献 学等 研究 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 影响 。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刻中存在的问题

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知幾《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1]（《古今正史》）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幾评价说：“先是，

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 中国 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 参考 。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3]（《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8]（《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7]（《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孙奭校刻本把两书合为一书以后，就产生出《续汉书》志在《后汉书》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两个问题。其一，关于编次位置。北宋孙奭校刻本把《续汉书》志附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之后，以后南宋绍兴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196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皆依此式。但是，历代纪传体史书通行的编撰体例为纪、志、表、传，《后汉书》无表，所以明代北监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续汉书》八志置于范晔《后汉书》十纪之后、八十列传之前。这样一来，《后汉书》中三部分内容的编订次序就出现了“纪、传、志”和“纪、志、传”两种版式，难以统一。尤其是目录编排次序和正文编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异，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楼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时借北平图书馆藏本配补）卷首目录次序是“帝纪一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则是“帝纪、列传、志”。同样，汲古阁本卷首目录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纪一十二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三十卷，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八十八卷，唐章怀太子贤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纪、列传、志”。其二、关于撰人与注疏者署名。由于孙奭校勘《后汉书》时误以为《续汉书》志是刘昭补作，以致湮没了司马彪的名字。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诏复校《后汉书》，仍然沿袭其误，认为“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剡令刘昭者补成之”[9]（《景祐刊正札子》）。后来按“纪、传、志”次序编订的南宋绍兴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

卷端署名“刘昭注补”；毛氏汲古阁本各纪传卷端署名“唐章怀太子贤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刘昭注补”。而按“纪、志、传”次序编订的明代北监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注补”，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纪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而目录却署“梁剡令刘昭补志”），八十列传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贤注”。以致近人胡玉缙批评说：“卷首目录，官本凡题三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曰‘梁剡令刘昭补志’，曰‘唐章怀太子贤注’，亦误。”[10]（《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标署混乱，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标署方式的共同问题，就是遗漏了《续汉书》志的撰人司马彪（字绍统）的名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为刘昭补作并加注疏的误解。清代四库馆臣曾经指出：“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征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11]（《后汉书》）事实上这种误解时有发生，而且也发生在历代著名学者身上。南宋洪迈论及范晔《后汉书》说：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煜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缺。煜本传载煜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12]（《范煜汉志》）

洪迈把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志误作刘昭补作，难辞考证不审之咎。南宋吴仁杰也误以

为《后汉书》中《郡国志》为范晔所作[13]（《涂山》）。另据清初何焯说，明清之际学者孙承泽亦有此误：“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刊刘叙，故孙北海《藤阴札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14]（《后汉书志》）乾嘉时期的王鸣盛又指出孙承泽以外，清初著名 理学 家李光地亦误：“范蔚宗之前，作《后汉书》者已有数家，今皆不传，而范氏独存。……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15]（《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可见这个问题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