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城市形态的双向组织思想演变研究
Evolution of Bidirectional Organizational Idea of Urban Form
陈 苏 柳 徐 苏 宁Chen Suliu Xu Suning
陈苏柳,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获奖情况:获2001年吉林建筑工程学院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其主要参与的《哈尔滨市城市建筑风格控制性规划》荣获黑龙江省建设厅2005年度城市规划优秀设计二等奖。个人著作:《伦佐・皮亚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中图分类号 TU-098.1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3-739X(2008)06-0008-04文章编号
摘 要 研究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演变特征和历史的分期特征,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变化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对于城市来说,如何摘 要
进行阶段性的分期将意味着对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城市问题的研究。该文通过技术与文化系统关系的演进研究,重新解读了城市形态的分期特征,并提出了城市形态的双向组织趋势。关键词 城市形态 技术 文化 历史分期 发展阶段关键词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way of understanding substanc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law to study evolution feature and Abstract
historical stage feature. For cities, how to divide the stage is the key to research about urban developing law and other problems. Through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systems, this article reinterprets the each stage characteristic of urban form and proposes its trend of bidirectional organization.Key Words Urban formTechnology Culture Historical stage Development stageKey Words
人们常说,古代城市是人性化的,而且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而从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不仅在形式上走向趋同,而且人性空间缺失。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城市的演变,或者说到底是什么编织了城市独特的形式和肌理呢?通过技术与文化系统关系以及城市形态的阶段化组织特征的研究,我们能够找到答案的所在。
面。一方面是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协同,另一方面是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竞争。子系统间既协同又竞争的关系是使系统得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使它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系统内部的竞争与协同必然导致城市技术与文化之间“主从”关系的出现,这种“主从”关系决定了城市设计中“人化”的技术观念及“化人”的文化观念的主导地位,进而决定着城市形态的分期特征(图1~2)。
环境的基础以及城市形态得以丰富多样的主导因素。
从原始的意义上看,技术与文化也是同一的。最古老的文化的概念来自于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在大约两千年以前讲的一句拉丁文“culture anima philosophia est”,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 or cultivation of the mind”,用汉语可转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或修养)”。其中“cultivation”一词的语源“colo”是耕和犁的意思,那么“cultivation”的语义则可由耕种引申为栽培——培养——修养,这个定义强调了技术与文化的联系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联系。在中文中,“文”本源自于“纹”,是“装饰”的含义,“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与文化本源自于同一个大文化系统。
1 三个历史分期:技术与文化的竞争与
协同
从“技术-文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元素)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城市的演化,我们会发现这里始终存在着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方
1.1 第一历史时期:技术与文化的同生共进期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中美洲等5处。据研究表明,原始城市诞生的基础主要是人们聚集、进行交易和获取信息、资源,并按需求参与到相互作用和有组织的活动,以及安全防御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文化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同成长。可以说,技术是人们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初始条件和有效方法,技术的使用影响着聚居的形式。文化同样也是建立人们得以认同的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邮 编电子信箱收稿日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设计研究所教授150090
chensuliu0218@163.com2008 01 03
1.2 第二历史时期:技术与文化的交叉分化期
复杂系统的演化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所有的演化过程都是通过不断地分化来实现的。分化后的元素要结合成一个整体,往
8华中建筑 HUAZHONG ARCHITECTURE 6/ 2008 第26卷明是建立在日益频繁和强化的持续性革新的基础上的,其结果造成了文化进化节奏和技术进化节奏的分异——技术比文化进化得更快。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经验性的主要载体,逐渐地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对文化的作用,首先是对文化的物质层次发生作用,然后对文化的制度层次发生作用,最后对深层的文化观念层次发生作用,从而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技术文化。
1.3 第三历史时期:技术与文化的多元聚合期
“关于事物发展的机制,分化和结合既是发展之源又是发展之必然,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分化与结合交替进行的过程。”[1]技术与文化的分化,
图1 “技术-文化”系统角色关系演变图
带来了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化和专业化,“科学以工具理性处理真理问题,道德以实践理性处理有关善恶的问题,艺术以美感表达理性处理美的自主性问题”。[2]这种专业决定论和片面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和现实实践,给现代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众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过程中,人类社会走向了技术与文化多元聚合的发展时期。“聚合”不同于“组合”或“混合”,它是复杂相关的各相异的体系之间,相互并置、并列、交融而形成的一个大系统。“聚合”的城市“技术-文化”系统,各体系自身
图3 “真、善、美”图式
具备完整的结构、层次和功能,并形成具有不同的作用的子系统。各体系之间的“关系”,或称“联系”,所构成的大系统具备着超越各自体系以外的意义。通过在各体系之间建构一种相应的
图2 “技术-文化”系统演变趋势分析图 (注: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运动都不是绝对的圆圈,而是不封口的螺旋式演变过程,把这些重叠的螺旋拉开就是一系列首尾相连的S曲线。生物学界发现的生物生长规律,就是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和S曲线 。)
化和变迁中的种种现象时,这种基本动力本身就必须也是一个变项,所以它并非永远是“基本的”东西,或“重要的”东西。系统核心发生演变的来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部的突变,另一种是外部的变革。
文化的进化主要来自于内部的突变。哲学的产生带来了人类文化的巨大变革和加速发展,人类
“关系”,用以表达城市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历史环境、人文环境、功能环境等特征,由此形成多元、综合而又完整的城市形态。
2 四个发展阶段:城市形态组织特征的更迭
自然的颠覆性力量或者是战争的毁灭性力量构成了古代城市断代和分期的强制性因素,然而,随着宗教、哲学、科学、技术、伦理等在文化系统中的分化与独立、竞争与协同,却生成了不同的阶段性发展主题。威廉・麦克高希(美)在《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书中,根据文化信仰的阶段性更迭将世界文明分为5个阶
往需要一个组织核心,起着吸引、支持和建构三重作用。有没有这样的核心,往往是系统形成的关键。因为系统的这一核心担当着系统演化“基本动力”这一重要角色。根据韦伯斯特的理论,“基本动力”是用来借喻“任何事物中最初的和最有效的力量。”如果以基本动力来解释事物进
的精神世界远远地高于技术的实践。人们在改造自然、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知识水准、风俗习惯、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等特征。
技术的进步主要源自于外部的变革。贝特朗・吉尔在《技术史导论》中指出,工业技术文
表1 城市形态组织的阶段分期
历史分期发展阶段组织形态信仰
技术与文化同生共进期
第一阶段自然组织政权+自然宗教信仰
技术与文化交叉分化期第二阶段文化组织
自然哲学+政权宗教信仰务实哲学+政权宗教信仰神圣哲学+政权宗教信仰
理性价值
自然理性生存价值
演进理性道德价值
建构理性功利价值
综合理性审美价值
规律信仰
生命信仰
第三阶段技术组织
技术与文化多元聚合期
第四阶段双向组织
表2 “真、善、美”的现代范畴[4]
帕拉第奥(1570年)
美善真
戈尔德曼(1696年)形式平面装饰
祖尔策(1776年) 美学 “高贵的简单”道德 “深思熟虑的关系”智力 “真实的鉴赏能力”
(注:此表由作者整理 参见 李喜先. 技术系统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53.)
第26卷 6/ 2008 HUAZHONG ARCHITECTURE 华中建筑9
段:①文明第一阶段:是从自然崇拜到对有组织的政治集团的崇拜的转变,两种信仰体系共存;②文明第二阶段:哲学思想融入宗教,并倡导一种先进的价值标准:善良、正义和真理。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从中国到希腊的社会;③文明第三阶段:由文艺复兴开始,高扬个人的尊严和功利性价值。继而到20世纪初,科学知识明显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④文明的第四个阶段和第五个阶段:是电子媒介和信息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前两个阶段涉及到3个崇拜对象:自然、人类社会以及哲理性的最高存在,它们都与宗教相联系。而在文明的后3个阶段,人类的文明已经超越了宗教信仰,转向了对规律的信仰以及对生命的信仰。
本文在技术与文化关系更迭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之上,根据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部分观点,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形态特征演变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表1)。
[3]
位一体的思想范畴。在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到:“时下的真正秩序是运用现实之美,恰如沿着行进之路的脚步……从好的形式,到好的实践,从好的实践到好的观念。”[4]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所把握的对象,“好的形式”正是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为了把握自然界的规律,他们创造了一整套的数学语言。正如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坚持的,“每一个事物最终都将归结为一些简单的数字”
[4]
象征性的符号及风格进行表达。中世纪早期的一些城市的布局形态相对来说是整体的、自由的,这也正体现了宗教的存在精神以及基督教徒的自主及宿命的思想。在宗教思想的抑郁之下,中世纪的城市建设技术没有获得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到后来的一些较小城镇的设计和建设上,专业化的技术甚至彻底被遗忘。但是,无可否认,一些自发形成的中世纪城市对自然风情的流露和生活形态的自然展现,具有亲切宜人的特质和别样的风采。
(2)中国:《周易》和《周礼》
。而柏拉图也试图将物质世界中的大地、空气、
火与水等物质元素分别分解为立方体、四面体、八面体及十二面体等理想的形式;他们的实践与生活直接相关,美德与健康是“好的实践”的两项重要的标准;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好的观念”其实更为主要,它集聚了人类高贵的智慧、知识和心灵。他们把“为什么”看得比“怎么样”更重要,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并始终照一定的秩序运行。这样的思想直接催生出了古希腊贵“劳心”贱“劳力”的社会价值观,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技术难登大雅之堂。这样一来,思想文化的发展速度远远地超越了技术的发展速度。
②古罗马:通过知识而存在。在古罗马,宗教思想仍然是控制着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根源所在。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部分思想传统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实用主义的学习态度和质朴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技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展现在城市建设上,包括城墙修筑、水道建设、拱形运用和道路开辟。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的“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三原则,以物质的结构、功能以及形式等三重属性高度地概括了古罗马时期“真、善、美”的思想范畴。古罗马与古希腊的巨大不同点之一,就是它十分重视实用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因此也获得了实用科学的收获。一切知识和研究的目的要能够在实际上加以应用——这种质朴务实的精神正是古罗马特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是他们的科学技术观念的深刻写照。真诚质朴、脚踏实地、讲求实效的罗马古风已渗入百姓生活,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是罗马人文化气质的精髓之一,是“伟大的罗马”帝国产生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罗马技术长足发展的最深厚的根源。[5]
③中世纪:通过精神而完美。在黑暗的中世纪的城市建设中,维特鲁威的“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三原则在宗教的目的下加以改变,一切都服从于宗教的信仰和精神的世界。中世纪哲学家费西诺在前人的基础上,整合出了用来反映“圣父、圣子、圣灵”等的“真、善、美”的三个原则:本质的原则、生命的原则以及真理的原则。美的事物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通过大小、形状、比例、色彩等来表达;善则是集事物的形式、功效及品质于一体;真代表着与宗教的精神相一致。运用能够引起人的记忆和想像的
在中国,周代是思想文化发生转折的重要时期。《周易》的哲学思想和《周礼》的礼制思想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对城市规划和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形式的基本模式,不仅仅是关于数理、逻辑、演绎、占卜等形式规制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伦理、民俗、艺术等众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周易》的哲学之“道”对于古代中国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具有突出的影响。“道”即是规律和事理,它是在观察自然和归纳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如观物、取象,然后进行数理化的排列组合和推演。《周礼》引入了周易哲学的基本观念,是自然规律和伦理向社会伦理的转换。《礼记・礼运》中有云:“夫礼必本于泰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这里就贯穿了社会之礼始于自然的规律和秩序的思想。《周易》和《周礼》都是影响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理论和规章,它们所反映出的“和于自然”的深层思想境界,同时也突出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城市规划和设计中[6]。
在整个文化组织发展阶段,城市规划和设计技术以及人们对于这一技术的认识虽然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对完善的程度,但是,它的发展仍被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管理、习俗等各种因素所左右。这些社会的制度与秩序,都不是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这种演进的特征同时也体现在城市的建设和设计上。
2.1 第一阶段:自然组织发展阶段
在遥远而又朦胧的原始时代,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依赖于自然,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自然的想象、顺从和敬畏。人类生长的初始态是从无到有,从制造简单的工具开始,到能够为自己建造一个栖身的“处所”,一直到形成城市意义上的“居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追逐猎物、穿衣蔽体是出于人类生存的本能,那么定居就已经是人类理性的初始表现。伴随着城市的诞生,政权组织核心的出现及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简单地对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有组织的政权集团的崇拜。那么,城市这一理性的产物,也由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支配的理性,转向了其与人对人的统治和支配的理性的并存。汤因比写道:“在埃及,我们看到对太阳、谷物和尼罗河的崇拜与行政区的自我崇拜肩并肩地共存。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我们看到对沙玛什和伊丝达的崇拜与城邦的自我崇拜肩并肩地共存。在中国,……新的宗教不仅已经强加给旧的宗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实际上已经征用了旧的自然神祗中的一个,作为新的地方集团势力崇拜的代表。”[3]所以,在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城市形态表现出了双重特征,一个是自然组织特征,一个是政权组织特征。
2.3 第三阶段:技术组织发展阶段
文艺复兴是一个过渡性的时代,它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维护传统的旗帜[7]。许多历史研究学者都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文化再生的历史新阶段。“它改变文化方向,只因对世间事物的关注,与以前的文化截然不同。”[3]从那时开始,宗教的世俗化以及人性的自由化的进程,使得人类开始了透过技术看世界的发展时期。艺术的模仿和创造将技术的地位推向了高处,并逐渐超越了文化的主导地位。城市形态设计作为一门艺术性的语言得到了规范性的发展,并表现出技术性的特征。赫勒将文艺复兴时期走向自律的艺术总
2.2 第二阶段:文化组织发展阶段
(1) 西方:哲学与宗教
自然哲学的出现,是文化与技术相分化以及文化走向主导作用的重要标志。正是古希腊人将自然哲学从实际技术中剥离出来,并以自然哲学的思想控制着技术的运用及其发展方向(图3)。
① 古希腊:“通过现实而改善”。古希腊的哲学最早为人类建立了一个“真、善、美”三
10华中建筑 HUAZHONG ARCHITECTURE 6/ 2008 第26卷结为3种基本的模式特征:艺术是模仿(复制);艺术是科学(技术);艺术是等级的,有高、低之分,并带有政治的色彩(表2)。[8]艺术的这3种模式化的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设计中显露出了强大的规范性力量,并分别以其经济性、科学性及政治性等3种功用性的驱力约束并改变着城市设计的运作方式以及城市设计理论的发展方向。17、18世纪开始出现的新的理性主义精神与科学质疑的态度,在科学法则与艺术法则之间很快就绘制出了一条平行线——一条平行的规则。约翰・丹尼斯在他发表于1711年的著作《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Characteristics)中,强调了对规则的需求。约翰・丹尼斯在1701年写到,如果一种特殊的目的或者是效果被提出来,那么,就一定会有一种确定的手段去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手段就是“规则”。[4]几何性的语言、标准化的手段、科学化的模式、指令性的秩序在城市和建筑设计中的蔓延,最终取代了地方文化的特质和自发的创造性。模仿性、科学性和等级性等3种艺术的特质共同主导着城市边界的属性,并形成了3种常规性的边界图式:模仿性图式、科学性图式和等级性图式。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等不仅改变了工业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也使得人们的价值理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是,随着技术主导下的城市发展和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弊端日渐显露,人们也不断地进行着反思,学习历史并检讨现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理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的批判同时并存,并逐渐催生出了相互结合而又互为补充的城市设计思想。在这样一个双向组织的发展阶段,城市体现出了技术与文化相结合、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形态特征。两种城市物质空间的同时并存,以及两种设计思想的并举,催生出了一种复杂性的城市设计方法及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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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高度发达、全球文化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里,技术与文化角色走向冲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仅仅期待传统文化,或者是现代技术来解决现实的矛盾和危机,都是于事无补的。那么,结合现实状况,探索科技进步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在城市的技术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结构关系,使高品质的设计技术与高水平的主体文化素质结合起来,才是我国城市问题得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解决的根本性途径。 ■2.4 第四阶段:双向组织发展阶段20世纪下半叶,信息化时代的开始,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上接第7面)气质,为当代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⑤由于长期物质的匮乏,现代中国建筑一直普遍缺少充分表达“意境”的物质基础,所以意境高妙之作十分稀少。随着中国后小康时代的到来,许多建筑的物质支持已足够充足,具有充分表达“意境”的物质基础,但总体来说,由于中国建筑师“‘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28],所以意境高妙之作仍然十分稀少。不过,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民族自信心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国建筑师“国学”基础的不断加强,这种高妙之作定会迅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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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卷 6/ 2008 HUAZHONG ARCHITECTURE 华中建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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