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川渝地区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宋代川渝地区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作者：金歌

来源：《卷宗》2016年第04期

摘 要：本文探讨的核心内容是十三世纪时中国禅僧兰溪道隆东渡日本传法一事对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文化交流和人物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围绕这一核心，本文简要得分析了兰溪道隆赴日之前，中国两国交流的基本状况，特别关注佛教交流方面南宋禅僧日益趋向主动前往日本传法的新动向。在这一大势的推动下，加上身边师友的影响，最终促成兰溪道隆扬帆东渡，成为首位亲赴日本传法的南宋禅僧。道隆在日本活动三十余年间，将富有南宋特色的新文化内涵注入到日本的禅宗、儒学、文艺、建筑等多个领域中，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他对日本禅宗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道隆之前日本禅宗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以及结合《大觉禅师录》和道隆禅法系统的核心内容，表明在“兼修禅”以外，日本禅宗又出现了具有纯粹宋风的“纯粹禅”。道隆提倡“纯粹禅”，不仅包括宣讲纯粹的宋地禅宗教义，还包括发展和巩固纯粹的宋地禅林制度。同时，他还大力发扬禅宗中的国家主义因素，获得了日本统治阶层尤其是镰仓幕府政权的支持，为禅宗在日本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外，他还在推动两国人物交流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基于上述考察，本文认定：兰溪道隆赴日，促进了宋代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多方融合，推动了两国人物往来，对日本文化以及中日交流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兰溪道隆 日本禅宗 纯粹禅 中日文化交流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项目号 CYS14177 1 兰溪道隆生平及其相关文献综述 1.1 日本纯粹禅始祖——兰溪道隆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瑰宝，四川禅师对禅宗的发扬，发展有着重要贡献。马祖道一（什邡人）圭峰宗密（西充人）、圆悟克勤（彭州人）、兰溪道隆（涪陵人，今属重庆）等等都是禅宗史上有名的大师。探寻四川禅师的成长成名过程，会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共同现象，即绝大多数的禅师都有出省求学访师的经历。这种经历的起始原因在于四川本土的禅宗在整体上落后于江浙赣皖鄂等地，但这种经历的后效也有好处，一是当事禅师在名师的点拨下成长为龙象，二是这些禅师的成才反过来对四川本土的禅宗发展有着刺激作用。由于此类求学访师的现象自唐至清不绝于书，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四川禅宗的一个本真性格，概言之：开放性格。以下我们从宋代时期的兰溪道隆禅师为例进行分析。

南宋时期局势动荡，为避战乱，兰溪道隆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东渡日本传播禅宗。在日本传禅33年，奠定了日本纯粹禅的基础，为临济禅在日本获得独特的传播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第一个到日本传播“纯粹禅”的宋朝禅僧，也是在日本传禅时间最长的中国僧人，是日本第一个完备意义上禅寺——建长寺的开山始祖，其“大觉禅师”的谥号是日本有禅师之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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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兰溪道隆在日本传播临济禅，以自己的人品以及其深厚的佛学素养和儒学功底，赢得了朝野上下以及寺院僧众的尊敬和爱戴，当时在他之后的一山一宁誉称道隆为“此土禅门初祖”。 1.2 先行文献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交流的研究有较多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大系》系列著作，木宫泰彦（日）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和1987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对于中国与日本绵延千载的文化交流都有着系统和全面的论述。然而就兰溪道隆以及宋元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这一专题来说，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日本学者西尾贤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一书（吉川弘文馆，平成11年6月）为日本学者所作的十分难得的关于中世纪中日禅宗文化交流专题之作，然而其重心亦在元明时期，对南宋末的兰溪道隆以及禅宗初传日本的情况，也只是做了简单介绍。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仅从单独的宗教思想或文化意义上进行探讨，论著不多，分析也较为简单。目前所见的比较全面地对兰溪道隆的研究的文献有：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曾文先生所著《日本佛教史》一书；《涪陵师范学院学报》于2005年1月，第21卷第一期刊载有李胜所著《此土他邦头头合辙 寒岩幽谷面面回春——兰溪道隆的东游传道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文。另外，还有《八桂侨史》于1996年第四期（总第32期）载有应骥所著的《川籍华侨对日本的贡献——南宋高僧兰溪道隆的不朽业绩》一文等。

在日本人所著的相关资料方面，对于兰溪道隆的研究据笔者所知甚少，只在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忽滑谷快天（日）所著的《中国禅学史》中有关于道隆轶事。在木宫泰彦（日）所著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虽有文化方面的影响介绍，却只是简单提及。对于兰溪道隆东渡传禅的经历有相当笔墨的叙述，却并未对兰溪道隆对日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论述。

2 兰溪道隆渡日背景及在日本的传禅经历

兰溪道隆，声誉南宋后期，正处中国社会南北对立，战乱频繁时期，就文化背景来说，宋代理学思潮兴起，佛教禅宗经过隋唐和五代时期，在宋朝时期也发展到了烂熟阶段，江南地区禅寺大规模建造，文字禅兴起。兰溪道隆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之下，拜临济宗无明慧性为师，潜心习禅，在禅学上有着极其高的修养，因其曾经参拜南宋有名的“儒学僧”痴绝道冲和北礀居简。从而儒佛兼修。在东渡日本传禅之后，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兰溪道隆东渡之时，正值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兴起阶段。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深苦于旧的天台、真宗诸宗逐渐衰微，为天皇和贵族阶层所控制，不能为己所用。听闻兰溪道隆东渡传播“纯粹禅”传禅方法灵活多变，带来一种中国风，使人耳目一新，颇受日本的国人青睐，于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扶持当时的与旧有宗教派系完全不同的中国禅宗，因此十分重视兰溪道隆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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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宝治二年（1248年）邀请兰溪道隆移居于日本国相州常乐寺（位于镰仓粟船），并在第二年建立僧堂，以方便道隆传禅，这是中国禅宗在镰仓时期建立的第一个道场。 日本建长七年（1255年）二月，北条时赖又发愿心，向淋长等一干人募缘，铸造巨钟，道隆亲自做铭文，自署“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从此日本始有禅寺名称。向来与天台，真言诸宗混在一起传播的禅宗，自此以后获得独立发展传播地位。

日本文应元年（1260年），宋朝南禅福圣寺无准师范禅师法嗣兀庵普宁来到日本，从博多到京都，访问了时住京都东福寺的同为无准师范弟子的圆尔辨圆之后，在1261年接受时赖的邀请，任建长寺住持。此时，道隆住持建长寺已有13年。在普宁东渡来日之后，即到日本京都的建仁寺。

在北条时赖死后，年仅十八岁的时宗执政。文永九年比睿山僧众上书朝廷阻止禅宗传播，禅宗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道隆深知当时旧有宗教势力一直阻挠禅宗的传播，表示：“予从极西之地而至极东之川，缘既偶合成大丛林，观大檀越（暗指北条时赖）立法之意，须弥山而未必为高大，沧溟水而未必为深。以此极大至深之心与诸上人同明此事，使世尊之教不坠，吾祖之宗复兴。苟不能回视本源，返照自己，终日检人之过，譬如含血喷天，天无染而我口先污；诸上人若不掩恶扬善，合力同心，袈裟下失却人身，实为大患。”道隆在担心这种风气对于禅宗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坚守己意，以身作则。被流放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向地方民众传播禅宗的好机会。被流放三年以后，道隆又被召回，在镰仓寿福寺任住持，不久后又遭到流放。 道隆的晚年十分苦闷孤寂，同时又担心禅宗在日本的发展，在写给九州三间寺住持若讷宏辩的信中说：“两年李楠，初不以为忧，所忧者镰仓与前不同，伪者凤真，真者为伪。”后来，时宗“悔谢，遣使迎归，乘暇入室，执弟子礼。”

后道隆于弘安元年（1278）年7月24日染疾去世。留有一偈：“用翳晴术三十余年，打翻筋斗地旋天转。”寿年六十六。北条时宗上奏天皇，后宇多天皇赐谥“大觉禅师”，这是日本有禅师称号的开端。

3 兰溪道隆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3.1 传布纯粹的禅宗教义

相对于提倡“兼修禅”的日本禅僧，道隆没有旧宗的背景和限制，他宣讲的是更纯粹、更完整、更成熟的南宋临济禅法。其禅发体系主要包括以下要旨：

首先，他准确地提出禅宗的一些基本宗旨及相关命题。禅宗宗旨之一是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他也强调佛性存在于每个人自性之中，并根据宋地传统以月亮来比喻人所具有的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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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心性湛然无染，本自辉晔，只为烦恼昏迷无明障蔽，所以执之于暗冥之都，不能发现。譬如中秋皎月照耀无私，才有黑云漫空轮相不显。月乃喻诸人自心本性，云乃表诸人烦恼无明。烦恼尽无明消，汝之心月了了分明。

只要能去除附着于清净本性之上的障蔽阴霾，发现本心，认识到“佛即时汝心，更不能别处求佛”，便能立时顿悟，“见性成佛“，因此，欲修成正果只能通过自信、自修、自悟的途径。

其二，他在处理教禅关系问题上，和“兼修禅”有着明显区别。道隆承认教门存在的现实，但是坚持禅在教上，更接近佛祖本意，“吾宗据实而论，但得其本莫愁其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语，明得自心无所不答”。日本荣西认为天台、真言宗已包含禅宗精神，因此教禅可以并修，这正是“兼修禅”之名的来源。兼修禅对“教禅一致”的类似理解，使之在日本禅宗界渐渐疏于肤浅。道隆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

有一等，以禅为名，据人师位自尊自大，倚恃豪门，教亦不知禅亦不会，聚徒说楞严圆觉经起信唯识论，全无实解，掠虚谩人，正所谓夹教说禅，禅又不是，夹禅说教，教亦非真。 可见，道隆始终在纯粹禅的立场来看待教禅关系这一问题，在以禅宗为本的前提下，承认教禅出于一源。但是，他却不赞成像兼修禅这样，以教门为本，以禅门为附属物的“教禅一致”。

其三，他提倡“看话禅”，重视公案。北宋起，禅风较之前代有所改变，由过去“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变为“不离文字”，通过参悟前人公案话头领悟出禅机的“文字禅”。道隆曾经对临济宗“看话禅”有过概括说明，他指出一方面要重视前人祖师的公案话头，另一方面也反对有些门人热衷于读语录，抄公案的做法。既提倡参禅者在思虑不集中时寻个话头反复参究，但又不可拘泥于字面意思，而要通过文字话头去把握禅心佛髓。

其四，他首次将梵语原文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传入日本。他将《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梵文原经用汉字表音，再由弟子将汉字以假名标出，从而使梵文与日本假名得以沟通。此外，他还对一些由梵语或天竺语音译而来的佛教固定名词加以注释。道隆通过从大乘佛学的角度对佛教基本概念和基本经典进行诠释，重视的是对佛经原始的解读，这更有利于大乘佛法的传播以及日本佛教对原始佛典的研究。 3.2 道隆赴日对中日文化的影响

日本镰仓时期的禅宗正式登上舞台，尤其临济宗进入全盛期，形成荣西建仁寺法系传承的“千光流”、圆尔辨圆及东福寺为核心的“圣一流”、兰溪道隆及建长寺为核心的“大觉流”等14个流派，到室町时代最后形成所谓“二十四流日本禅”的主体。道隆赴日传法终生，开创大觉流，其直接影响是向日本首次展现纯粹、系统的南宋临济禅法，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文化、人物等多方面的互通往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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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使日本社会首次接触到纯粹南宋风格的禅法及系统的丛林制度。正在此意义上，相对于传入“兼修禅”的荣西被称为”日本禅宗初祖“后，道隆因传入”纯粹禅“而被时人赞誉，“当时有再来之称”。在《大觉禅师遗诫》中集中体现出道隆的“纯粹禅”对修行要旨，设立丛林清规以及如何对待不同宗派等方面的认识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关于临济禅法要旨所在：“宜参活祖意，莫念死话头“，这是临济“看话禅”的精华，也是道隆禅法体系中的核心理念。二是强调对丛林清规的制定和遵守。认为“僧堂规”对松源一派“千古不可废”，是禅林之根本与基础。三是要求禅宗内部各宗各派和平共处，避免发生类似于日本旧宗诸派之间的冲突械斗，这也是道隆为了使临济禅更顺利的发展，尽量寻求同盟、避免树敌的措施之一。

其次，道隆的赴日传法活动有力的推进了两国人物的双向交流。在道隆赴日之前绝少赴日华僧，两国之间的宗教交流基本上是日本方面主动发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而道隆赴日引领了相当长时期的宋元禅僧赴日热潮，宋僧有兀庵普宁、大休正念、西涧子昙、无学祖元、镜堂觉圆等，元僧有一山一宁、灵山道隐、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据木宫泰彦统计，元代不足百年间，应日本邀请东渡日本传法的元僧中仅浙江籍便有十余人，而同时入元日僧竟多达220人，其中不少都出于道隆法系。这庞大的中日僧侣交流队伍，形成两国古代佛教文化交流的高峰，同时也继唐代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问僧之后，形成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个新高潮。

道隆所开的建长寺，作为日本禅宗史上第一座纯粹禅寺，成为镰仓武士的精神寄托，也是正宗宋元临济禅乃至宋元文化在日本的重要策源地，在日本佛教史、日本文化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就中日文化交流史来说，宋元时期是继隋唐以后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而佛教则是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中介和载体。宋代禅宗东传日本是宋元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其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随着中国禅宗在日本的流行，并且逐渐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结合，成为影响日本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禅宗对于日本佛教的发展，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如幕府执政时期的国家命运、日本的禅寺建筑，还有日本独有的武士道、茶道，以及日本的书法、绘画，乃至于日本中世纪的禅籍刊印、五山文学和日本独有的文化形式——俳句等等方面的发展都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并流传至今。所以，探讨第一个将“纯粹禅”传入日本的中国临济宗高僧兰溪道隆的思想及其对于当时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对于了解把“禅”作为民族性格一部分的日本民族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帮助意义。 注释

1.见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4页。 2.见《大觉禅师语录》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0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1990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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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异国日记》下册，转引自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4.见《延宝传灯录》卷三，转引自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5.见《延宝传灯录》卷三，转引自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

6. 以上引自《大觉禅师录》卷上。 7.以上引自《大觉禅师录》卷下。 8.以上引自《大觉禅师录》卷上。 9.以上引自《大觉禅师录》卷下。 10.《本朝高僧传》卷十九《道隆传》。 参考文献

1.杨曾文著《宋元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闫孟祥《宋代临济禅发展演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3.《禅学研究》第六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江静、吴玲编著《茶道》，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5.忽滑谷快天（日）著《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著《中日关系论考》中华书局2001年版。 7.张十庆著《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梁晓虹著《日本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王志跃著《分灯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杨曾文，源了圆著《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史-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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