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主讲人：俞萍（重庆市社会学会会长、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发展学系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南

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主持人：陈苇（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民商法学院教授） 嘉宾：

张华贵 （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朱凡（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主办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

时间：2006年4月24日 星期一晚上7点-9点 地点：西南政法大学沙坪校区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陈苇教授发言：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重庆市社会学会会长、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发展学系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俞萍老师到西南政法大学来给大家做“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讲座，请大家对俞萍老师表示热烈地欢迎！（大家热烈地鼓掌、一同学上台向俞萍老师敬献鮮花。）

今天在主席台就座的嘉宾有： 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民商法学院张华贵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民商法学院朱凡副教授。

我担任主持人，是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与妇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民商法学院陈苇教授。 下面请俞萍教授给我们做“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的学术讲座。

第一部分：主讲人发言

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社会诊断和治疗为己任。社会是在一系列矛盾过程中运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此起彼伏，社会学则通过它特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各类社会问题进行诊断、并通过政策研究和方法途径探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措施。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说得最普遍的，可以说经济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层面更多是探讨社会和谐的问题。

一谈社会和谐，无疑首先要讨论社会公平问题，要分析社会稳定水平，社会学围绕这些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在这里主要从两方面讲社会学的热点探讨。

一、社会稳定水平的分析与估计 1、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特征研究：

社会结构是个庞大的体系，包括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社会阶层结构。

（1）新的社会分层基本形成。（以陆学艺主持研究的“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研究报告影响最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结构还不是橄榄形的稳定结构。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状态如何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社会结构中的主要阶级、阶层格局也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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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陆学艺主持）近年的研究，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高到低的十个社会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其层级由高到低的排位和比例是：（1）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占2.1%；（2）经理人员阶层占1.6%；（3）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5）办事人员阶层占7.2%；（6）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占11.2%；（8）产业工人阶层占17.5%；（9）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10）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占4.8%。

至于上中下三层次的结构如何，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如， 层级 上层 中上层 中中层 中下层 底层 深圳 1 18.9 46.1 32.4 1.6 合肥 1 16.0 37.8 40.9 4.3 汉川 0.7 2.4 10.3 82.1 4.5 镇宁 0.5 0.7 3.2 91.4 4.2 行政级别越低的地区，下层人群越庞大。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正在继续发育成长，有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现代社会应有的社会阶层，中国都有了。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位序已经确立，今后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各阶层之间的人员是可以流动的。 （3）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农民想转为工人，工人想转为干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很不公平，也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

（4）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应。上述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状态，就影响、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所以说，社会阶层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表现。从世界的历史经验看，一个现代化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一般都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

所谓两头小，是指拥有各种社会资源很多，处于最高和较高地位的社会阶层，其规模很小；而拥有社会资源很少、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规模也小。所谓中间大，是指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也称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多的社会资源，足以使他们过上小康乃至更高水平的生活，他们是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形成了这样一种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它也就实现了现代化。 这种结构的形成，是社会公平机制比较完善的结果，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离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就结构形态而言，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低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型的阶层结构形态。社会学专家李强，曾经将其描绘成倒“丁”字型的结构。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就是：该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不是橄榄型，所以稳定性也差。 该大的没有大起来，是指社会中间阶层还没有大起来。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1999年为15%左右，近几年发展得比较好，平均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2003年已经接近20%。按这个势头发展，到2020年可达38%左右。

该小的没有小下去，社会下层的群体还相当大。因为户口、就业、城乡体制的限制，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到2001年还占42.9%。近几年还在逐渐减少，预计到2020年将降到30%以下。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实现现代化，就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的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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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使该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是这样，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2）对特殊阶层的专题研究，重点分析其对社会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预防措施

社会阶层格局已经形成，对于社会稳定影响最大的阶层，无疑应该是社会下层中的各阶层，即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政治态度的阶级分析法。因此对特殊阶层研究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在此主要讲两个，一个是社会地位反差最大的阶层，产业工人阶层；一个是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

工人阶层研究传统意义的国企职工群体内部分化复杂，规模渐进缩小，社会地位明显下降。 我国，工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在共和国建国开始以后的几十年中，工人是领导阶级，是执政党依靠的主要力量，在社会的分层体系中处于上上层，但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这个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其社会地位也发生相应变化。必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工人群体的研究。

工人概念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一是阶级意义上的工人，二是身份意义上的工人，三是职业意义上的工人。 第一，阶级意义上的工人及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它指的是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职工群体，即由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所组成的阶级。其中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和骨干，最完整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特性。今天中国阶层结构复杂化了，我们现在所谈的工人阶级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层和操作层的全体员工（他们都是工会会员，工会组织是这些单位职代会的常设机构），包括知识分子群体等等，作为产业工人阶层只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

第二，身份意义上的工人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与干部相对而言的，工人不是专指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干部也不是专指从事管理服务的工作人员，工人和干部都是一种身份。其组织管理关系不一样，一个归劳动部门管理，一个归人事部门管理，彼此的级别和待遇有一定的差异，工人转为干部极为不易，干部降为工人，需要有说法，如犯错误下放劳动，身份的变更是一种惩罚。

第三，职业意义上的工人，是指工人在市场职业体系中的位置。它一般只凭借体力和操作技术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物质产品、提供劳动服务，在管理与被管理体系中属于被管理群体，许多大学的职工也是工人编制，其根据就是从职业岗位的性质决定的。前边谈的产业工人阶层（十大阶层中的），主要是从职业意义上讲。

工人阶级的变化及其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每年新增城市就业人口有1000多万，大多数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49．14％，私营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71％。

知识分子的比重大大增长，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明显提高。1978年，在国有经济单位，平均18个职工里有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到1999年，5个职工里就有一个专业技术人员。

职工所依存的经济组织的所有制形式日益多样化。目前，约有1亿多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占全部职工的一半左右。随着第三产业的崛起，在各类服务业中就职的人数显著增加。

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地位整体性下移，据调查，工人的职业声望排位靠后。1999年许欣欣（中国社会科院研究员）调查在调查的69中城市职业中，其中最靠前的工人事故复制企业工人，排第54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排第59位，集体中小企业工人排第66位，建筑工人排第69位。其实建筑工人以农民工为主体，他们基本上是边缘人，在观念中并没有纳入工人阶级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组织资源，如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工都没有参加工会组织。

工人组织化程度很弱，私有经济的壮大，工人如何在劳资关系中增强力量，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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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越来越突出。无疑工会应是工人组织的典型代表。目前来看，合资企业入会率较高，早在1998年大约超过85%，但是私营企业建立工会不到10%，而且雇工对工会评价也不高，在他们当中少量的非正式团体，如同乡会、联谊会等在自发地发生作用。即使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工会主席因为担心下岗也不敢要求与管理者谈判。

对此，人们都尖锐地看到，进行工会制度的创新，使工会组织者和工会领袖处于雇主的直接控制之外，真正产生对雇主的制衡力量。目前一些市级总工会，通过行业工会机构，出面为中小企业工人提供支持，是可探索的途径之一。

当代工人阶级地位和利益保障的问题，无疑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提出挑战，那么目前中国工人群体产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尽管不一样，但是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就是无大规模的社会性的集体行为。原因是传统的国有企业职工，年长的退休了，许多人享受着原有单位的住房等福利，只期望日子能天天更好，无意折腾；相对年轻的人已多向流动，发生分化；（据笔者1998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当时国企职工的流向、流量是这样的： 从国有企业中流出的职工% 4.7 6.0 2.7 1.3 55 4.0 6.0 18.0 2.0 流入单位 个体经营 私营企业 集体企业 三资企业 （仍在）国有企业 全民事业 国家机关 退休 其他 占流入单位的% 29.2 52.9 14.3 100.0 75.2(占现有国有企业) 31.6 23.7 50.0 8.3 看得出来，传统的国企队伍完全肢解，加入到多个阶层中了。统一的共同利益目标的社会性集体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其次，目前我国企业中行政领导和工会领导是统一的，所以管理层和操作层的矛盾大都局限在企业内部解决；另外，目前的产业工人群体是异质性的，即在就业状况、收入、机会和技术等方面都有差异，难以形成利益目标统一的整体，因此也难以产生社会性、大规模的集体行为。

再则，目前许多产业工人是农民工，由于该群体被边缘化，非工、非农，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大多数私营企业没有工会组织，社会支持多靠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力量微弱。基本上没有组织资源，更难形成社会性的集体行为。这种状态可以把局部的矛盾各个解决，不易引起社会动荡，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支持。

尽管产业工人阶层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性集体行为，但是对他们目前处于社会下层的社会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在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予以关注和关怀。

农民工阶层研究该阶层规模呈扩大趋势，与城市发展、工业文明和整个现代化进程形成共生关系，但是市民待遇，社会公平难以落实，这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

现在，进入城镇居住，在第二、三产业各种形式的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有1.2亿人，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在某个城市居住、工作三年、五年以上，有的已经在城里工作、居住十多年了。但是，由于他们的户籍身份没有变化，所以他们仍然是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生活困难享受社会保障等问题均未解决。他们的“心”还在流动着。因此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城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接纳、确认以及安排他们。现行的体制和做法是，在经济上接纳他们以便他们能够为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排斥他们。这种制度和做法，对农民工非常不利，对农村、对国家也非常不利。近年来，要求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有关方面应该制定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规划，规定出几个条件，例如，对于具备进城工作三年或五年、有一定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企业等用人单位认定是需要其长期工作或者有培养前途等条件的农民工，就可以先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把他们转为用人单位的正式成员。可以先在一些城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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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单位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户籍制度如能在近期得到改革，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使农民获得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平等地位，在迁徙、就业、就医、参加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再受到身份的限制，那么，整个社会流动就会变得顺畅，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更加自然和健康，城乡二元结构就会消融为城乡一体，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就会逐渐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上述各种结构性矛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另外，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逐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也是就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使就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逐步趋向合理的必要选择。

城郊失地农民研究失地农民正在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城市化对他们构成的风险，社会应如何给予防治和补偿也是当前被关注的问题。

目前，城市扩建，加快城市化速度，全国普遍。许多农民正在成为盲目城市化的利益牺牲者，对此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笔者03-04年曾在我市巴南区做过失地农民的调查，主要是在90年代前后被征地的。从他们目前的情况看，

表2.23 农转非后的生活质量比之前

有所提高 有效数据 持平 有所降低 大大降低 总计

表2.24 哪种安置方式最好 货币 有效数据 就业 置业 其他

表2.25 大龄人员哪种安置方式最好 货币 有效数据 养老保险 其他 总计 频数 1 49 4 54 有效百分比(%) 1.9 90.7 7.4 100 累计百分比(%) 1.9 92.6 100 频数 15 67 4 1 有效百分比(%) 17.2 77 4.6 1.1 累计百分比(%) 17.2 94.3 98.9 100 频数 15 21 35 16 87 有效百分比(%) 17.2 24.1 40.2 18.4 100 累计百分比(%) 17.2 41.4 81.6 100 在本次抽样调查对象中，有58.6%的人感觉农转非后生活水平出现下降或大大下降。（参看表2.23）

这些人在农转非前都是城郊人口，由于有土地，自己吃的可以自己种，最主要的是种蔬菜出售每年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位调查对象说：“以前我一亩地一季空心菜就有1万多元的收入，现在一分地都没有了，就换来1万多元的补偿金，省吃俭用又能维持多久，孩子上学、碰到生病，几下花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77.0%的人倾向于能够安置就业对于所以农转非的人来说，他们很多人（占77%），倾向于能够安置就业。（表2.24），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就更倾向于政府能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如表2.25显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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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人都作这样的选择。

许多社会事实提示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要重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就业需求，应树立“乡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必须同步”的观念，保证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一旦他们被边缘化，就失去发展的根基。

目前全国各地都加快了乡村城市化的步伐。但是，对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就业岗位还有些始料未及。如失地农民失地又失业，不少人只能靠吃“低保”维持生活。结果这种空间扩张式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是城市贫困问题凸现，进而影响到部分儿童未来的发展，显然与城市化初衷违背。

我个人认为，采取渐进的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化是比较可行的，切忌简单圈地扩张。城市化必须坚持渐进过程，尤其要注意依靠产业带动，只有当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有了就业保障，能在城市维持生存，农民完成了向市民的转化过程，真正的城市化才算完成。

这就要求各地区在开发新城区、征用耕地时，一定要反复论证。把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的妥善安置作为开发项目立项的首要条件予以把关，如安置资金不到位、解决就业措施不力、可能遗留各种隐患的项目不予批准。

争取把城市化过程中的贫困现象降低到最小或零。只有对贫困发展的有效遏制，才能是成功的城市化。

在具体措施上可以考虑：充实土地征用法内容，征地需要通过听证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依法建立由社区行政领导牵头、由国土、城建、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民政、社会科学专家、所在街道、居委会和世代居住的农民代表等组成听证会成员。

论证内容包括对新城区开发过程中失地农民可能出现的生存困难、新城区中的新型产业如何带动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公益性劳动岗位如何开发、新城区运行机制中应制定哪些相关制度和政策以保证失地农民得到相应的培训和就业保障等，这些相关问题必须进行充分的听取意见和论证。

盲目城市化与地方领导急功近利有关，因此对行政领导政绩考核的评价体系应改革。不能只追求GDP指标，不能只强调简单的城市人口指标等，应该把社会保障体系工程，把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城市贫困人群规模、加大九年义务教育投入、发展公共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等，作为地方行政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制定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评价系统，由人大、政协等部门监督实施，并采取各种形式的听证会了解群众的反映。通过制度考核，让关注贫困群体成为地方行政领导为民执政的第一要务，内化成他们为官一任的价值取向。

2、突出的社会矛盾分析： （1）就业矛盾突出

改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下岗职工的出路，这是自1998年以来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有机衔接，以及一系列再就业措施等，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国企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多，多系再就业措施的对策思考。但是，从社会公平的层面看，必须正视中国国企下岗职工为我国改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从社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等二次分配方面，给他们以适当补偿，让他们公平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果实。

大学生就业矛盾凸现前些年希望依靠延长受教育时间，通过大学扩招推迟劳动力进入市场，以暂时缓解就业压力，如今大学扩招后的毕业生已面对市场，就业的激烈竞争终究未能避免 。

国家对此很重视，大学生自己也在积极参与竞争，在找中介、谈面试、包装推销自己、考职业资格证等方面显得自觉熟练。应该说竞争是激烈的，社会的吸纳空间也还不算小。

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对如何利用好我国这笔大学生人力资源的想法。我认为可以利用我们大量的大学生，进行广泛的参与式的社会考察和社会试验。

中国人口多，大学生多，中国的舞台也大。应该说中国广大地区，许多城市和区县、农村，之所以发展不是很理想 ，都源于他们对自己地区区情缺乏科学的认识。地方干部忙于事务、在调查研究、规划发展等方面缺乏冷静、务实和科学的态度。他们需要一支社会科考队，为他们研究现实，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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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的大学生，以志愿者的形式，政府提供基本的工资、保障，地方酌情给相应补贴，让大学生们超脱地深入实际，客观地分析，用专业知识进行地区发展探讨，把中国广大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在不同地区个性化地发展的大题目，分解给年轻的、有志气、有抱负的大学生们去研究、探讨是可行的，这既能锻炼学生，使他们经过1-2年的实际锻炼，长见识、增阅历、有经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给青年人一个实践舞台，让学生们有创意地工作，即在社会科研中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中的一个个小社会。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研究中国现实，早在知识青年下乡时，不少青年也参与了当地的教育、医疗事业的组建发展，他们给农村带去了文化，对当地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地方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有了通过一批大学生经过几年系统调查研究，积累的研究成果作参考，地方发展的思路一定更符合科学发展观。还可能有不少执著者投身于地方建设，这对地方来说真正得到了最合适的人才。

对于参与了社会考察实践的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可视具体情况选择，可留在原地，也可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此时进入市场的他们，已是有经验的人才了。 （2）社会公平问题

分配差距与社会稳定的研究：应重视基尼系数的变化 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 ：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的关心：即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我国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东西部地区年人均收入差距已超万元。从基尼系数来看，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8，到了199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7，依国际公认标准看，还属于比较合理状态，然而事过两年，至1996年就突破了警戒线，达到0.424高度，到1998年又进一步升高到0.456，已走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危险区域，成为当前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基尼系数升高主要表现在高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居民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一些行业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与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之间、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几个方面。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差距不主要是社会成员间能力差异所致，由此导致更大的不公平性。

一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国有资源部门化，一些资源垄断部门，电力、燃气等能源部门；国土部门；银行、税收等收入高，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二是权钱交易的腐败，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三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目前的税收、处罚手段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极为普遍。此外，一些社会成员通过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攫取财富，也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矛盾。

另外，改革开放的推进序列和东部沿海的各种特殊政策客观上起到了拉大东部和中西部差距的作用。

再就是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主体素质、能力差异也可能会出现产生的结果不平等。比如说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就业机会越多，岗位越好，收入越高；相形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不具备适用的专业技能的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也是如今人们追求高学历的重要原因，但是一定不能只注重形式，一定要活得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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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多方面还不是能力的差异，这就更引起社会不满，产生不公平感。所以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方略

缩小收入差距，有效遏制腐败，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完善社会保障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看来已初步实现，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的新高度，即因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较高的基尼系数该怎么降下来。这将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平的底线研究这类研究也较多，中国社科院景天魁撰教授稿，把基本生活保障、接受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大病医疗救助作为实现公平的底线。这主要是从以人为本原则出发，从保障的基本生存条件，维护人的生命安全需要和平等的发展权利几个方面考虑的。 3、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效能评估

（1）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过窄

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保障，是个严俊的现实。重点是研究如何分阶段地扩大保障覆盖面。 目前城市中农民工参保问题显得复杂，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将社会保障范围扩及进城务工群体，是当前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一些地方就此做了积极的探索，以各种形式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但由于一些制度、措施未能适应这一群体的特点，不能为之带来实际利益，因而未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参保率普遍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为15%左右，医疗保险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外来工大规模退出养老保险的情况。浙江省累计有3万多人退保，广东有的地区退保率达到95%以上。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诸如缴费基数和费率规定超出了进城务工群体的供款能力；各地制度彼此分割，社保关系无法随人员流动携带接转），未能适应这一群体工资收入低、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各地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的保障项目偏重于养老保险，而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医疗保障和工伤赔偿问题则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所实施的制度政策不能真正起到预防和分散外来务工群体生存风险的作用。

覆盖面的难点是中国广大农村实现社会保障难度大。目前只有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开始对农村部分地区实行养老保障。这类文章较多，其中一致主张是发展经济，加强经济实力，具体方式，也是通过财政、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因此壮大村一级集体经济，发展非农产业等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措施。

(2)对突出的医疗保障问题的研究

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存在缺陷，相关社会政策面临调整 。2005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公布了《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研究报告，做出了“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报告对2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政策及其效果作了评估，论证了医改决策理念和制度安排上的失误与缺陷，否定了医改政策长期以来所遵循的市场化趋向，主张政府应对医疗卫生保障承担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这份报告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医疗卫生事业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中引起广泛反响，引发了全民性大讨论。与长期以来“市场化情结”在类似的讨论中总是占上风的情形相反，在当前的讨论中，主张建立普遍、公平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呼声成为主流民意。这场讨论意义超出了医疗卫生保障领域，成为人们从整体上对以往社会政策进行反思的切入点。在2005年社会形势发展中，“医疗公平”与“教育公平”一并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两大社会热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保障领域实行了以“减轻政府负担”、“按经济规律办医疗卫生事业”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投资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近年来，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80年代初的36.2%下降到15%左右；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① 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各级政府对卫生投入的80%集中在城市，其中80%集中在城市大医院，一些符合公众利益、具有更大社会效益的预防保健、基本医疗服务和农村卫生事业因资金短缺而发展缓慢，甚至濒临解体。中国医疗卫生保障领域的不公平问题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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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191个成员国1997年的卫生绩效做了排序，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综合绩效”和“财政出资公平性”排名分别处在第144位和188位（倒数第4名）。

政府投入水平过低，促使医疗机构向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转变，形成了市场化导向的运行机制，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日益强化，致使医疗机构为社会公众提供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服务的属性弱化乃至完全丧失。商业利益原则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同时，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体系不健全、制度结构单一、覆盖面狭窄、保障功能低的问题日益突显。首先，城镇医疗保险体系仅有单一的就业关联制度即现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少年儿童、大中专学生、家庭妇女、失业人员、其他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缺少必要的社会医疗保障机制。

自2003年起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但覆盖人数有限、筹资力度小、保障能力弱。据卫生部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目前中国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增进社会福利，让“人人享有医疗保健”，但以往的改革却事与愿违，成为导致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是，政府虽然“节省”了医疗卫生保障支出，却又不得不为此而加大社会救助和弥补相关社会成本的资金投入。贫困问题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全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1.重视社会结构发展的调查研究

弄清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状况，从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阶层结构等，全面分析研究，以利于通过改革和调整，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2.富裕农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培育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以增强社会稳定，是较普遍的观点，它已经被国家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必须看到目前我国农民和农村人口仍然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作为绝大多数的他们不能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那么，这个中等收入阶层也就不可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也就不会有收入水平橄榄形的阶层结构。所以，针对中国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社会事实，如何让农民增收，已经成了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别并没有因为经济快速增长而有所缩小，恰恰相反，却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迅速扩大，在不少方面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秩序。其中城乡收入差别在所有收入差别中扩大最快、也是最大的一类差别。我国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处于低收入状态，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只达到2900多元，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水平，城乡差别仍在不断扩大。我国城乡差别从1978年1：2.35增到2003年的1：3.23，目前，不少人调查分析，认为实际上城乡差别已经达到了1：6的水平，而合理的城乡差别应该控制在1：1.5的范围内。甚至在一些方面他们还成为高速经济发展的受害者，比如成为失地农民，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成为生产事故的受损者等等。显然，这不合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去有效地阻止城乡差别的继续扩大，那么要培育和扩大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则显得不可能，所以，如何让农民增收，已经成了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关键。

没有乡村的和谐，就没有城乡的和谐，就没有中国的和谐。”陆学艺说这是他近50年学术生涯的最深刻体会。

3.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解和切入点

专家们指出，对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要有客观估计。总的看，经济方面比社会方面强，数量比质量强，东中西部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城乡差距更大。应该对数量指标背后的东西要研究，要把绝对数和相对数，总量和平均数结合起来考虑，尤其要重视人均水平的提高，让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真正达到小康水平。特别是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离全面实现小康还有较大距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将其作为新的切入点，加大公共事业投入，推进社会公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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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应对哪些潜在的和现实的压力问题

“十一五”发展面临的潜在压力是什么？专家认为主要集中在金融、就业和农村等方面。 一是金融压力。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呆坏帐率还比较高，但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随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与国有商业银行正面竞争，就会冲击国有商业银行，使潜在矛盾显性化。 必须稳妥处理，否则社会动荡难以控制。

二是就业压力。城市就业压力突出，现在失业人群还比较分散，一旦失业人群联在一起，处理不好，就容易产生动荡。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以求得社会稳定。“十一五”要将就业和公平收入分配放在重要位置，把稳定作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内涵。

三是“三农”问题的压力。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是个大问题。农村剩余人口必然要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后，土地怎么办是个问题，一旦土地可以流转，如果处置不当，也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四是产业竞争的压力。加入世贸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我国，一些产业受到冲击，处理不当会引发产业危机。

还有专家指出，“十一五”提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比较全面的，不要因为现在就业问题突出了，就把结构调整的基本方针忽略了。中国的发展，关键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政策不要多变，口号不要多变。改革进程中，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始终是必须的。相对稳定才能有质的规定，才能够真正创新，否则只能是随意的折腾。

第二部分：主持人及嘉宾发言

主持人、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陈苇教授发言：

刚才俞萍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对于一些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启发。大家知道，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行为规范之一。为了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将社会纳入正常有序的法制轨道，我们从事法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应当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特别应当研究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研究哪些问题应当由立法或者修改完善现有立法来解决。只有将法学理论结合我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下面我们请两位嘉宾进行点评。

嘉宾、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华贵副教授发言：

俞萍老师的讲座传达了很多信息，对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对我们法学研究视野的开拓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在俞萍老师的讲座中，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建议大学生通过以志愿者的形式，在政府提供基本的工资、保障，地方酌情给相应补贴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参与式的社会考察和社会试验。我对此建议有一点担心，就是我国公务员招考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大学生经过几年的社会考察后，是否会面临“人老珠黄”而没有单位可要的局面。

除此之外，我认为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曾经到农村考查过，很多农民家庭只愿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因为高昂的教育费用，很多农民的孩子只能通过贷款读书，但当他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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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这就导致了很多家庭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应该高度关注，否则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最后，在高校中存在大量的助学贷款，在我国面对外资银行进入金融领域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如何还，我国的国有银行会面临很多挑战。

嘉宾、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凡副教授发言：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刚才俞萍老师的讲座使我大开眼界，不仅感到这次讲座很前沿、很权威，而且还很有趣、很亲切。

下面我谈一下我听完讲座后的一点心得。

首先，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以成为我们法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在我们写论文时，选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妨参考一下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现在我们大多数学生撰写的论文往往都是只有理论，没有结合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的内容，这确实需要改进。

其次，是关于研究方法。我们法学的研究方法仍属于应然性研究，通常都是提出一个问题，进而看看国外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再进行历史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有很大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实然性研究，更多关注社会是什么样的，进行实证研究。在调查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文本调查，一种是田野调查。我们法学研究中更多用文本调查方法，而社会学更重视田野调查。这种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我们法学研究者尤其值得借鉴的。

但是，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社会学研究方法亦同。

第三部分：现场提问

问题一：在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时，其比例是人数还是财富？ 俞萍教授答：是人数。

问题二：讲座中所讲的问题是否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问题？

俞萍教授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以主人的身份进行改革，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是这些问题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

问题三：社会阶层序列的排位的依据是什么？

俞萍教授答：有收入、职业声望、综合社会评价、社会认同感等等。

主持人、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陈苇教授发言：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讲座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与我联系，在今年五月下旬俞萍教授还要到我校来做学术讲座，那时她会给予回答。

最后，让我们大家对俞萍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深切地感谢！（大家热烈地鼓掌）

俞萍教授讲座提纲整理人：康娜 2006-4-24晚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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