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论《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作者：吴晓婷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7期

摘 要：《清代学术概论》写于梁启超思想转变期，研究此书中梁启超的科学精神，有利于了解梁启超对待科学的态度。在此书中，梁启超的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来说包括“善疑、求真、创获”三个方面。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7-0-02 一、前言——“科学万能说”破产等于“反科学”？

科玄论战时，胡适把梁启超归到了“反科学”的阵营，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提到的“科学家的人生观造成了‘抢面包吃’的社会”这一观点为“反科学”阵营推波助澜。梁启超在书中也写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但胡适并不领情。“科学万能说”破产等于“反科学”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清代学术概论》正是梁启超在出游欧洲回来之后写的第一本关于清代学术的著作，此时的梁启超正是处于思想转变期，研读此书并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也可以以此证明梁启超并非“反科学”之人。 二、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在文中提出的治学六步骤，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梁启超对证据的重视，而且这些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伪造的。同时，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在梁启超提倡的科学方法背后的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引用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的一句话：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者坚持实事求是，是有科学精神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以实事求是来概括梁启超提倡的科学精神。具体来说，科学精神包括“善疑、求真、创获”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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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 （一）“善疑”是做学问的出发点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清代自阎若璩以来，对古经的怀疑便日渐盛行。康有为则是集大成者。也正是这种怀疑的精神，促使了清代学术朝辨伪学方向发展。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本书的面世被梁启超称为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可见梁启超对怀疑精神的推崇。 究竟为什么做学问要有“善疑”的精神呢？梁启超说道：

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

他认为，前人对待六经，只能征引、解释，不许批评研究，这样的做法，是把六经当作含有宗教性的事物来看待。一旦如此看待六经，则六经就不能成为可研究的问题。因为一旦对六经进行研究，则其作为宗教性的神圣的地位就会被动摇。所以，在清代以来，“善疑”的精神首先体现在不再把六经看作是宗教性的事物，从而破除了其神圣的地位。然后可以把六经当作一个可研究的问题来进行研究。所以，“善疑”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在“尊古”和“善疑”两者之间，梁启超也谈到了他更倾向于“善疑”：

清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固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盖清学经乾嘉全盛以后，恰如欧洲近世史初期，各国内部略奠定，不能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摇动，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

梁启超认为学术要得以发展，必须要有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对“人所共信”的事物进行怀疑。一味的“尊古”只会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守旧而得不到发展。 （二）“求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体现

梁启超提倡“善疑”，其结果是为了“求真”。从梁启超对惠栋和戴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求真”的推崇。

梁启超把以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考证学派推崇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对于惠栋，梁启超认为他“笃守家法” ，是“纯粹的汉学” ，其坚守“汉学”的旗帜非常分明。对于其治学方法，梁启超概括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这种治学方法的缺点在于“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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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最关键的是，这种方法使得“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 。推崇怀疑精神的梁启超对这种方法当然是不喜欢的。所以，他说；“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 在此，梁启超认为，治学不能只坚守门户，而要追求“真不真”。他分析道汉学的派别很多，如果只盲目地坚守其中一个派别，则必然会驳斥观点不同的派别，这样的做法，并不利于学问上的“求真”。所以，梁启超最后说道：“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戴震曾提出过关于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的观点，梁启超认为，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就是西方所说的定理和假说。梁启超说：

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

在这段论述中，梁启超提出，科学在于求定理，而定理即是通过不断的试验，使假说不断得以证明，最后达到十分之真的程度，则假说可以成为定理。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求真”。“求真”的精神，是科学家“固当如是”的精神。 （三）科学精神另一具体体现“创获”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论述他十分推崇的顾炎武时有详细地讲到。首先，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清代“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 ，其原因就在于顾炎武“能建设研究之方法” 。而顾炎武创建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贵创” 。所谓“贵创”，即“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前人未说之话，开后人必经之路。所以，梁启超说，顾炎武所写的书和文章，“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 。

在第三章中，梁启超还批评宋明之学抑制了新事物的创获。他认为，宋明之学，是一种“儒表佛里” 之学，这种学说不仅诬蔑了孔子之学，也诬蔑了佛学。这种学说对学术有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就是“遏抑创造” 。梁启超认为，一个学派得以形成，必定是自己有所创造，既然如此，就没必要依附于古人之学说。梁启超更把晚明之学类比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景教，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弊端，即“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 。 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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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末至1920年初，梁启超参访游历欧洲大陆。回国后，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提出了“‘科学万能说’破产”的观点。既然如此，那为何在紧接着《欧游心影录》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又如此地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呢？实则“科学万能说”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科学无用”。在1920年，乃至以后，梁启超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科学的推崇，甚至在他晚年手术失败的时候，他还发文让大家不要放弃对科学的坚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即在梁启超看来，学术要得以发展，必须以科学精神指导之，以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之。

最后，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梁启超虽然反对“科学万能说”，但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反对科学。而恰恰相反，梁启超对科学精神十分推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 1999.

[3]袁向东.《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和文德——论》[J]，《晋阳学刊》，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