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

钱学森的故事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了3-5个师！”

在麦卡锡逆流之前，钱学森已向当局申请回到新中国去，作为世界一流火箭导弹专家，美国政府舍不得放钱学森走，一直挽留钱学森为他们工作，给予了他优厚的经济报酬和极大尊重，钱学森任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接替冯·卡门的位置，科学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正因如此，归国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

如今，美国移民局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员John Decker，缺乏证据便无理地对他下达驱逐令，这是对钱学森的人身诽谤，极大损害了著名科学家的尊严。但是，驱逐令却解除了钱学森归国的束缚。

钱学森看到了美国的黑暗，决定马上回国，并订了8月中旬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这张机票将从渥太华飞往香港。钱学森抓紧时间，把办公室的书籍、手稿、笔记本都按秘密和不带秘密的分好，凡是秘密的研究材料他都留在学校，交代给办公室人员，他清楚既然已经被吊销“国家安全许可证”，不能再从事火箭导弹研究，那这些研究材料，美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为了尽快回国，钱学森把一切安排妥当，他雇了一家叫白金斯的包装运输公司，将家具行李，私人的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这些物品只能用船托运回国，要提前按照规定装入货运的大木箱。

1950年6月下旬的一天，钱学森来到杜布里奇院长办公室辞行，杜布里奇院长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科学家，而且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非常欣赏钱学森的才干，竭力挽留钱学森，并且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想让华盛顿方面举行一次证明钱学森清白的听证会。

钱学森于是飞到华盛顿，一方面是为了在听证会上澄清事实，另一方面是向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辞行。

听证会推迟举行。

金贝尔原是美国通用航空喷气公司主席，一向很欣赏钱学森的才华，曾经在纽约的全美火箭学会年会上给予钱学森很高的评价。半年前，钱学森曾向金贝尔递交辞去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顾问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的报告。金贝尔虽然批准了他的辞呈，但他却以为钱学森不会回中国。

金贝尔认为钱学森不会放弃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富裕的生活条件，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他提出回国一定是冲动下的行为。金贝尔偏执地认为，钱学森回到中国既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雄厚的科研资金，也不可能得到丰厚的物质待遇，等于是自毁前程。一位“明智”的科学家是不会选择这条道路的。

钱学森前来辞行却惊醒了这位军方高级官员。他意识到，钱学森回归对美国肯定是一大损失，美国科学界将失去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的年轻科学家，而对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却是大有裨益。

金贝尔一方面觉得惋惜，一方面觉得有责任阻止事情的发生，他立刻从办公桌前站起来，走到钱学森面前说：“钱先生，我们如此重视您的才华，还是希望您留下来，您会在美国取得更辉煌的科学成就。”

钱学森摇了摇头：“我不能再留在美国，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是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他掏出驱逐令递给金贝尔：“而且，我已经被吊销了‘国家安全许可证’，在加州理工学院

的机密研究被迫停止，美国政府已经下达驱逐令，对我的怀疑和敌意已将过去的尊重和褒奖撕碎了。”

金贝尔非常惊讶，他迅速仔细地看了看驱逐令，是美国司法部和移民局发出的公函，他皱起了眉头。

怎么会这样？

“副部长先生，我要回到中国去，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钱学森站起来，径直离开了金贝尔的办公室。他觉得既坦荡又轻松，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归国的脚步了。

金贝尔怔怔地望着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背影，又急又气，他忧心忡忡：朝鲜战争刚刚爆发，当局联合了15个国家组成了“联合国军”出兵朝鲜，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美国还派出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保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很有可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此时让钱学森返回中国，岂不是为中国送去了一位高精尖武器专家来对付美国。作为白宫国防部高官，金贝尔对美军取得战争胜利负有重要责任，他必须慎重考虑钱学森的离去对这场战争的影响。

金贝尔非常清楚钱学森是顶尖的火箭专家，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喷气动力学家，二战期间曾为美军研制新式武器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此时美国把他逼走，让他回到可能交战的中国，等于美军要受到双倍损失。

他抓起电话直接接到司法部，一顿怒吼：“你们竟然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对钱学森这样一位科学家下驱逐令，真是太愚蠢！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钱学森回国！知道他是谁吗？！”金贝尔对着话筒，继续施加压力：“钱学森是制造火箭导弹的顶尖专家！他太有价值了，在

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你们要想办法阻止他走！”

国防部的干涉给司法部和移民局官员一记当头棒喝，他们醒悟过来，紧张万分，立即布下了限制钱学森的“天罗地网”：派人监视钱学森在华盛顿的行踪，限制他的自由，通知机场、港口阻止他突然离开美国。

钱学森还没回到洛杉矶，当地移民局就安排好了对钱学森的跟踪监视，并决定长期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钱学森从华盛顿飞回洛杉矶，在机场遇到了移民局总稽查朱尔。

“钱学森教授，我们奉命通知你，你不能离开美国！”朱尔蛮横地拦住了钱学森。

“为什么？”钱学森气愤地看着朱尔，质问：“号称民主、自由、保护人权的美国就是这样无端限制侨民的自由吗？何况是你们美国政府先下驱逐令的！”

朱尔被钱学森锐利揶揄的目光看得心虚，立刻从皮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又一段“欲加之罪”，钱学森非常愤怒，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并被驱逐出境已是陷害，而现在由于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先进而重要，又被加上一重怀疑。双重怀疑像一副沉重的镣铐套上了钱学森的双脚。

下了驱逐令却又被明文阻挠回国，形势很糟糕，钱学森心事重重地回到家中，他担心起那批已装上驳船准备启运的行李，其中有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那是自己二十多年来的讲义手稿、公开资料和课题笔记。蛮横无理的当局能放过这批属于自己的科研资料吗？

果然，海关立即扣压了驳船上的所有行李，其中有九大本剪报，这是钱学森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对先进前沿的科学技术都有广泛的兴趣，看到了就会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本上，并分类收集，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九十多岁高龄。

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对剪报下了很大工夫，拍了1万多张照片，还编了目录，看来他们也兢兢业业地“研究学习”了大科学家感兴趣的学科，包括原子弹方面的材料。但是这些都来自公开发表的报刊，除了惊叹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学识广博之外，他们并未找到任何“机密”。

1950年8月，美国政府召开了一场所谓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在中国科学家的行李中搜到秘密文件”的消息，对钱学森即将“携带机密”回国一事大肆渲染。诬蔑钱学森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并借此勒令他不准离境。

科学家最厌恶违背事实的谎言。这种侮辱性的假新闻激起了钱学森的反抗，他立刻公开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加州理工学院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了克拉克·米里肯（Clark Millikan）。托运的都是个人物品，是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不过是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

钱学森的公开声明展现出一位堂堂正正的大科学家的光明磊落：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美国具有正义感的记者针对这起新闻事件写了专稿，讽刺当局故意制造的新闻没有任何“携密”内容，所谓的“机密”显示了海关官员的无知，因为他们没认出来“机密”实际上是对数表。

两个多月后，联邦调查局在八大箱行李中实在查不出什么“机密”，只好退还给钱学森。美国当局一心想抓的“证据事件”终告破产。

大科学家睡在长板凳上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进行“东风-3号”全程试验和其他试验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设新的发射试验基地。该基地从1966年初勘察选点开始，到1968年末第一期工程主要项目基本完成，随后便投入发射试验任务。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基本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等验收合格之外，连通信指挥及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简易的，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了。

基地刚建成不久，钱学森便赴山西太原发射中心，组织指挥导弹发射任务。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于龙淮等随钱学森一同前往，于龙淮担任这次发射任务的组织协调工作，因此他和钱学森一同在指挥中心值班。

导弹原定下午5点发射，因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先是推迟到午夜，而后又推迟至第二天凌晨。一夜没睡，连指挥所的一些年轻人都有些撑不住了，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那个指挥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

于龙淮看着穿着一身旧军装躺下的钱学森，心中的不安和敬意油然而起。他想：这么一位科学家，如果待在美国，其工作、生活条件不知道比回到国内要好上多少倍，但他却毅然决然回来了。为了祖国的强盛，他如今和我一起躺在这又冷又硬的板凳上，我是一个年轻人，而他却是一位快60岁的老人呀！想着想着，于龙淮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于龙淮睡着了，当他一觉醒来，只见钱学森早已精神抖擞地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了。钱学森见于龙淮醒了，便笑眯眯地说：“小于呀，你的呼噜打得可有水平啊！”一句幽默的话，把指挥大厅的人全都逗笑了，也把大家因故障而产生的焦虑、烦恼和疲惫都吹跑了。整个大厅立即活跃起来，大家都精神百倍地投入到新一天的战斗中。

导弹终于在早晨8点胜利升空。

“星际航行”和首提“航天”

嫦娥奔月的神话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梦想。浩瀚的太空，不再是与人类无关的未知领域，而成为世界强国争相开发的场所。

2003年10月，神舟5号实现了中华民族“零”的突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飞上了太空。2008年9月，神舟7号载人飞船实现了中国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伟大壮举。中国成为仅次于美、俄的航天大国。而这个骄人成绩的取得却要追溯到40多年前。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将一颗由火箭运载的184磅金属球送到了地球上空，成为地球的卫星。从此开创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还运载了一只小狗“莱依卡”上天。

三个多月后，美国人于1958年1月31日成功发射了只有18磅的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

1958年5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掷地有声的宣言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就此拉开序幕。

聂荣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要求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完成这个任务。8月，钱学森主持起草了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对发射人造卫星的重大科技意义，作了很好的概括：

“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人造卫星的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的不可少的工具。”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

接着，钱学森主持制定了中国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设想草案，提出了三步走的规划：实现卫星上天，研制回收型卫星，发射同步通信卫星。

正在中国研制人造卫星做好日程表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原定于1960年发射的人造卫星推迟了。

但是，钱学森领导研制的探空火箭“T-7M”并未推迟，于1960年2月19日发射成功。

1961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座谈会，讨论一个崭新的课题“星际航行”。

主讲人是钱学森，他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他在讲演中除了介绍苏美火箭发展的情况以外，还从科学上指出：

“在航空飞行中，我们总是同空气动力打交道；而在星际航行中，由于飞出了地球稠密大气层，气动力问题是次要的，起主要作用的是重力、推力及惯性力问题。”所以，“重力场问题非常重要。所谓最优发射轨道，最优飞行轨道问题，主要是尽最大可能，使重力垂直于轨道，使推力垂直于重力。所以，在星际航行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全新的问题。”

与会的科学工作者被这一激动人心的课题打动了，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在以后三年中持续举办了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在此期间，钱学森撰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高等院校航天专业教材《星际航行概论》。

星际航行座谈会开启了我国空间探索，发展卫星技术的大门。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

钱学森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一名战略科学家，提出了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

他提出：先放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为研制运载火箭和放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气象及大气研究的传感器由地球物理所负责；生物及生物实验传感器由生物物理所负责；

火箭探测头的测量程序盘及电源、自动装置由自动化所负责；气象火箭及火箭的头部结构由上海机电设计院负责；飞行动力学安排力学所、数学所研究等等。

20世纪60年代，人类开始利用飞行器来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的天体。这种利用飞行器在太空飞行的活动当时被称为宇宙航行，简称宇航。

1967年，钱学森首次提出了“航天”这个词，那是在9月11日，七机部在当时的五院筹备处召开了中国返回式卫星可行性方案论证会。在会议开幕式上，钱学森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航天”这个新名词。他说，人类在宇宙空间的飞行活动，在很长的时间内只限于太阳系内，将之称为“宇宙航行”未免有些夸大。

他建议，人类在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而在大气层以内的飞行活动，称为“航空”。飞出太阳系，那才是真正的宇宙航行，可简称“航宇”。

他说：“我提出‘航天’这个名词，是受到毛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启发，是毛主席‘巡天’一词的延伸。”

钱学森的这一提法被大家普遍认同并接受。从那以后，我国的航天事业中有了“航天器”、“航天员”等衍生词。中国的航天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

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社会上到处存在“走后门”现象，走正道办不成事，往往要走后门才能办成。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开先例。

多年来，许多人为违背钱老定下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现在社会请人吃饭简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别说请领导喝个酒吃顿饭。但钱学森凡是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如去试验基地主持试验，或到外地开现场协调会等等，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决不搞公费旅游。

钱学森这一生，只在1988年夏天，带中国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黑龙江的镜泊湖去休过一次假。那也是在当时几位副主席的要求下同意的。在黑龙江省，他参观了一些工业项目，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请顿饭吃是免不了的，他也不得不应酬，但他对于这些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回京后就对涂元季说：“我对付这种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今后再也不出北京了，谁请也不去。”

一些人正面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老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钱老的“三不”是不出国。钱学森回国后，只出过三次国，前两次是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第三次是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这都是工作访问，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没出过国，特别是再没去过美国。

说到钱老回国后再没去过美国，要在此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交流增多了，钱学森这么著名的科学家，邀请他出国访问的单位或个人也不少，其中美国方面的邀请最多，但都被他拒绝了。

美国人给钱学森再高的荣誉，他也不稀罕。

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四不”是钱学森坚持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等之类的书。

现在搞的一些“名人录”之类的大典，名堂很多，一般人想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钱学森若想上什么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但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给秘书们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他们通过钱老的前任秘书王寿云联系。王寿云去向他报告此事，刚说了几句，钱老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板着脸瞪了他一眼，说：“你想干什么？”王寿云话都没说完就不敢再往下说了。

这本书的主编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他们当年在美国就相识。科学出版社只好把钱学森不同意上书的意思向卢老报告。在一次开会时卢老见到了钱老，卢老对他说：“钱老，我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可不是野的，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批准的，上你的条目也是经审查批准的，你要是不同意上这本书，我这个主编只好不当了。”在这种情况下，钱老才同意上他的条目，并授权由王寿云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