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宗教政策的折射：王勃与三教思想

２０１５年８月　理论学刊　Ａｕｇ．２０１５　第８期　总第２５８期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８　Ｓｅｒ．Ｎｏ．２５８　初唐宗教政策的折射：王勃与三教思想①　李海燕　（北方＿ｘ－ａｋ大学文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４４）　［摘要］王勃存世作品中对儒、释、道三教思想可谓信手拈来，把握灵活，这既是对其祖王通“三教可一”命题　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初唐三教并举宗教政策的折射，显示出了在初唐时代，我国兼容并包、融会众长的民族精神已经　逐渐走向成熟。　［关键词］初唐；王勃；王通；三教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００；Ｇ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１５）Ｏ８一Ｏｌ１８—０６　王勃为“初唐四杰”之一，著述颇丰。《旧唐书・王勃传》云：“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尤好著书。”　据相关史料记载（如两《唐书》，杨炯《王子安集序》等），其著作有：《汉书注指瑕》十卷、《周易发挥》五　卷、《次论语》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医语纂要》一卷、《医语序》一　卷、《合论》十篇、《舟中纂序》五卷、续补文中子《书》若干篇，及《续书序》等。另外，史载王勃有文集三　十卷，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吴县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时，分为二十卷，与其原始文集相差十卷，当是在流　传过程中散佚了一部分。上述著作涉及历史、哲学、历法、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可见王勃不仅仅是初　唐著名的作家，其在学术领域，亦颇有建树。　作为大儒王通之孙，儒家思想当为王勃的主导思想。在其作品中，王勃能对儒、释、道三教思想把握　灵活，他能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根据文章的不同用途，以及自己撰文时的独特心境，把三　教精神信手拈来，融入文中。王勃这种对三教思想的灵活把握，既有家学渊源的影响，也是初唐时代宗　教思想的折射。　王勃出生之时，王通早已去世。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接受，而是以其天赋之才，在　童年时代，就精通了儒家经典。杨炯《王子安集原序》谓其“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②并云其：“悬　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居难则易，在塞咸通。于术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汾王氏和陕郡上官氏与初唐诗学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ＣＺＷ０２３）、第４８批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海燕，女，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学。　①本文的“三教”，即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教义等。其中儒家到底算不算“教”？争议很大，笔者以为儒家就总体　而言，和标准的宗教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本文的三教，有教化、教义之意，除引文外，在以三教为通称时，主要是为了叙述　时行文的方便。关于王勃受三教精神的影响，还可参见刘勇的《儒、释、道对王勃的影响》，载《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以及杜晓勤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等。　②王勃：《王子安集注》，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６页。　】】８　初唐宗教政策的折射：王勃与三教思想　所滞，于词无所假。”①　受儒学精神的影响，王勃少年时代就充满了积极人世、经世致用、以道自任的人生抱负，并将这种精　神贯注在其文中。如在《上刘右相书》中，王勃云：“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　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２）充分表露了其兼济天下的宏愿。《上绛州上官　司马书》中更是希望能够“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⑧即使在其遭遇挫折后，《腾王阁序》中也流　露出“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爱宗憋之长风”　的济世愿望。但这种急于出仕的愿望，却不　具有争名求利的意图。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蒙父兄训导之恩，藉朋友琢磨之义。好学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忠孝为九德之原，故造次必于是；审名利为五常之贼，故颠沛而思远。”⑨在《送劫赴　太学序》中亦云：“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于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经陈训，删　书定礼，扬魁梧之风，树清白之业，使吾徒子孙有所取也。”　无疑，这种以道自任的经世致用思想，正是　受其家传儒学精神影响的结果。　这种家传的儒学精神，还表现在王勃对“文章之道”的强调上。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王勃认为　文章即要“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④使“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　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庇生人。黜非圣之书，除不羁之论。牧童顿颡，思进皇谋；樵夫　拭目，愿谈王道。”（璺）可见王勃把文章的功用定位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⑨上。基于此，他还对当　时（龙朔初载）的浮糜文风进行了抨击，发起了初唐第一次诗文革新运动。另外，王勃早年还撰写了《乾　元殿颂》、《拜南郊颂》、《东成宫颂》等，体现了儒家的以雅颂为正声的艺术思想。　其《续书序》也体现出了以儒学为支撑的对于文章之道的捍卫。《续书序》写于咸亨五年（６７４），乃　是续补其祖王通之《续书》后所写的一篇序言。其《序》云：“我先君文中子，实秉睿懿，生于隋末。睹后　作之违方，忧异端之害正，乃喟然日：‘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贤圣之述，岂多为哉？亦足重训作　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凹文章要体“道”，这正是儒家思想在王勃文艺思想中的反映。　除此之外，王勃作品中对于儒家的孝悌思想也多有弘扬。王勃从小受父兄教诲，其《黄帝八十一难　经序》云：“勃养于慈父之手，每承过庭之训日：‘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　故而王勃师从曹元学　医，想作一名孝子。其《慈竹赋序》云：“广汉山谷，有竹名慈。生必向内，示不离本。修茎巨叶，攒根沓　柢。丛之大者，或至百千株焉，而萦结逾乎咫步……非此土所有，乃有厌流俗之讥。动乡关之思者，盖抚　高节而兴感，览佳名而思归。”　由竹的“生必向内，示不离本。”联想到乡关家族；以慈竹之“慈”，联想到　父母长辈之“慈”，正显示出其儒家的以“孝”为本的思想。其赋云：“若乃宗生族茂，天长地久。万柢争　盘，千株竞纠。如母子之钩带，似闺门之悌友。恐孤秀而成危，每群居而自守。何美名之天属，而和气之　冥受。”＠更是从慈竹这种“道之存矣，物亦有之”＠的特性，联想到儒家的孝悌之道。并对“我蓬转于岷　徼，遂萍流于江汜。分兄弟于两乡，隔晨昏于万里。”吩这种远离孝悌的做法表示出深深的自责，以至于：　“抚贞容而骨愧，伏嘉号而心死”。∞于是决意“庶因感而长怀，将策情而励己。”⑥自然界的竹子的名字以　及其生长特性，给远离家乡的王勃以如此的震撼和思乡怀家之感，正是其内心深处的儒家“孝悌”思想　在起作用。　不仅如此，王勃弘扬的孝道思想，还上升到了“忠君”的层面。其《平台秘略论》、《平台秘略赞》十　首第一就是“孝行”。如《平台秘略赞》云：“受训椒殿，承辉桂阈。资父事君，自家刑国。孝惟忠本，忠随　孝得。履薄临深，惟王之则。”＠反映出王勃对于儒家思想中关于孝的意义和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即孝的意义不但在于孝本身，更重要的是，孝是“忠”的根本，这就把孝的意义上升到“忠君”的层面上去　了。故而即使其遭受挫折，依然能够表现出像其《采莲赋》中“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　王勃：《王子安集注》，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６、１６４、　１６５、２３４、１２９、２５２、１３０、１３１、３０３、２７７、２６７、３８、４０、４０、４０、４０、４０、４２７页。　ｌｌ９　理论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婀娜花实移，为君含香藻凤池”①这样的忠君情怀。可见儒家的思想对王勃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王勃一生，多遭挫折。但其文章却基本上体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当是受儒家精神，　尤其是易学思想影响的结果②。王勃秉承家传，易学思想深厚，曾撰《周易发挥》五卷，并从名医曹元学　过《周易章句》，继承了北方流行的阴阳象数派易学，其《八卦卜大演论》云：“是以贞一德之极，权六爻之　变，振三才之柄，寻万方之动，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释乎？”④这种认识成为他“认识人生穷通的　基础理论，使他能在敬畏神秘的天‘命’与发挥个体生命的主动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从而获得精神　的慰藉，保持积极的人生信念。”④因而即使在屡遭挫折之后，他的文章中也能表现出象《春思赋序》：　“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⑨这样期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寒梧栖凤赋》：“出应明主，言栖高　梧”⑥之期望为明主效力的思想；《滕王阁序》：“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　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Ｌ７ｊ，《上百里昌言疏》：“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终泰；忠臣不以困穷而丧　志，故穷而必亨”⑧等这样达观、昂扬、相信否极泰来的气派；以及《倬彼我系》中的“俺俯从役，岂敢告　劳”（２）这样兢兢业业的人生态度。其《山亭思友人序》更是显示出一股壮大昂扬的气象：“大丈夫荷帝王　之雨露，对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蓄波江河。七星可以气冲，八风可以调合。独行　万里，觉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见生灵之龌龊。虽俗人不识，下士徒轻，顾视天下，亦可以蔽寰中之一半　矣。”　读之令人振奋不已。　可见虽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但作为盛唐到来之前的一个时代，建功立业、一展才华等儒家的人世精　神，曾深深地影响了王勃，并贯注到了其文学的创作中。故而杨炯在《王子安集原序》中曾盛赞其诗文　以“经籍为心”、“风云入思”　。　王勃的作品中也不乏对道教精神的包容。尤其是在仕途失意时，王勃的一些山水诗及序中，常有寻　仙访道之作。如《怀仙》序云：“客有自幽山来者，启予以林壑之事，而烟霞在焉。思解缨绂，永咏山水，　神与道超，迹为形滞，故书其事焉。”　其诗云：“鹤岑有奇径，麟洲富仙家。紫泉漱珠液，玄岩列丹葩。常　希披尘网，眇然登云车。鸾情极霄汉，凤想疲烟霞。道存蓬瀛近，意惬朝市赊。无为坐惆怅，虚此江上　华。”＠《观内怀仙》云：“玉架残书隐，金坛旧迹迷。牵花寻紫涧，步叶下清溪。琼浆犹类乳，石髓尚如　泥。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可见“道”在王勃的心中，更似一种类似参禅的内心体验，心中有道　在，则羽翼自生，蓬瀛自近尔。　如果说以上两诗表现的尚是与“道”的心神契会，那么《忽梦游仙》等诗则表现了王勃对神仙世界的　遐想与向往：“仆本江上客，牵迹在方内。寤寐霄汉间，居然有灵对。翕尔登霞首，依然蹑云背。电策驱　龙光，烟途俨鸾态。乘月披金帔，连星解琼佩。浮识俄易归，真魂莫难再。寥廓沈遐想，周遑奉遗诲。流　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０”⑩《八仙径》亦云：“终希脱尘网，连翼下芝田。”　在《述怀拟古诗》中则直接表　白“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　其《游山庙序》亦云：“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　学仙经，博涉道记，知轩冕可以理隔，鸾凤可以术待。而事亲多衣食之虞，登朝有声利之迫。清识滞于烦　城，仙骨摧于俗境。”　这些访仙寻道之作，看似是对自己儒家精神的颠覆，其实不然。在一次次的山水旅游中，王勃自然　会接触到道观寺庙，以及道士僧人，难免要在诗中加以吟咏表现，并会对其清静无为，不受世事纷扰，自　由逍遥的境界产生倾慕之情。这些作品，多是作者在山水游兴过程中的即兴抒怀之作。　此外，王勃的作品，特别是游蜀的序、记、碑文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佛教因素。唐初的统治者，尤其是　王勃：《王子安集注》，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８、３００～３０１、　２、３Ｏ一３１、２３３、１８９、６７、２７３－２７４、６３、６９、７０、８８、７０－７１、８７、１０９、２０６－２０７页。　②关于王勃受易学思想的影响，可参看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诗风》、《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二文载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④查正贤：《试论王勃的易学时命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１２０　初唐宗教政策的折射：王勃与三教思想　武则天等大倡佛教，因而各地的寺庙建设兴盛。蜀地也不例外。王勃在蜀地接触到了许多佛教经典，游　览了不少佛教圣迹，写下了大量的佛寺碑文，如《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德阳县普寂寺碑》、《拌　州捷县兜率寺浮图碑》等。并为许多佛教典籍写了序、记之类的文字。如《四分律宗记序》、《释加如来　成道记》等。从《四分律宗记》中可以看出，王勃对《四分律》有相当的了解。在《释加如来成道记》中还　详细地叙述了佛祖创佛教之源流、教义，显示出王勃具有很深的佛教文化修养。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广　泛的影响，故杨炯在《王子安集原序》中以为：“西南洪笔，咸出其辞。每有一文，海内惊瞻。”①　在与佛教的密切接触中，王勃思想中也沾染了佛教的影响。《释迦佛赋》云：“原夫佛者，觉也，神而　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统三界以称师。帝释梵王，尚犹皈敬；老聃宣父，宁不参随。”（２）此处王勃把释迦称　为统三界之师，甚至连老子、孔子也要参随，可见他们之间是师徒关系，儒道源于佛教。赋的结尾处云：　“嗟释迦之永法将尽，仰慈氏之何日调伏。我今回向菩提，一心归命圆寂。”④当然，正如王勃虽然也曾寻　仙访道，却终究没有成为道士一样，他也并未皈依佛教，但上述文章却表明王勃或许已洞达人生痛苦的　本源。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王勃广博的学识④，就像一个数据库一样，可以随时输出他需要的三教材料。　他在蜀地所写的有关佛教的碑文序记等，多为应酬之作，以助他漂泊此地的交游以及日用。到什么山唱　什么歌，对于博学多识的天才作家王勃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这样说虽然有亵渎之嫌，但王勃几　乎每篇序记作品中都对事主极尽热情颂扬之能事，却是事实。因此王勃说“一心归命圆寂”，我们也不　必就此以为王勃真要出家做和尚了，而是把这样的句子理解为王勃对佛教语言的灵活运用就可以了。　因为在其去世的前两年，我们还在《续书序》中读到：“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祗祗怡怡，讲问伏渐　之日久矣。躬奉成训，家传异闻，犹恐不得门而入，才之不逮至远也。是用厉精激愤，宵吟昼咏，庶几乎　学而知之者。”（５）这体现了他孜孜以求学业进步的思想；在其去世的前一年，我们仍能看到“无路请缨，等　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爱宗憨之长风”⑨的昂扬于仕进的情怀。所以，王勃虽然对佛教经典极为精通，　也深受佛教的影响，但其内心深处，流动的最多最浓的依旧是儒家的血液。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王勃早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政治上遭受挫折后，就移情于山水，热衷于释　道，用怀仙来自我解脱。但佛道思想虽然影响了王勃，终究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儒家思想应为王　勃的主导思想贯穿其终生。王勃既能人世又能出世，是因为其广博的学识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他提供精　神的慰藉和支撑，因而其作品中既有儒家的积极向上，又有道释的通达乐观。儒释道三教精神，灵活自　如地融合到了他的作品中。　王勃这种对三教精神的灵活把握，首先是对其祖父王通（５８４—６ｌ７）“三教可一”命题的继承，具有深　厚的家学渊源。　王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卒后弟子门人谥为“文中子”。隋炀帝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白牛溪，　著书授徒。王通讲学的教材，除了儒家传统的经典之外，还有自己所著的《续六经》。据薛收《文中子碣　①②③⑤⑥王勃：《王子安集注》，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８、５８—５９、６３、２７８、２３４页。　④杨炯《王勃集序》云其：“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颜师古（５８１—６４５），为颜之推的孙子，年轻时就以　广泛熟知传统文献，精通经书的注释，富有文学创作才华而知名。唐高祖曾委托他撰写重要诏令，唐太宗曾委派他考订　《五经》。具非凡的经学和语言学知识。此外，颜师古还具有历史才能，撰写了《汉书》注解，并以精通国家的礼制而著　称。王勃以九岁幼童，竟能为一位学界宗师的著述做指瑕，并且有十卷之多，足见其史学知识的丰富和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勇气。可知其在儿童时期，即具有不同凡响的文学、史学和经学知识。又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燕公常读其《夫子　学堂碑颂》头，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　盖已下卒不可悉。”’以张说之博学，僧一行之精于天文历象，尚不能解王勃文义，王勃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可见一斑。　１２１　理论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铭》：“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　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①王绩在　《答程道士书》中，也对王通的著述情况作了描述：“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　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②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通是第一个以儒家学者的身份提出儒释道是可以相容的主张。“子读《洪范谠　议》，日：‘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③④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理论，无疑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隋朝建立　后，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以精神的统一保障政治的一统。然而长期以　来，儒释道却在鼎立的状态下相互斗争，无法真正满足统一的封建国家对思想文化整体性的要求。故而　王通认为，三教应相互接近，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而作为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学者，王通所谓的“三教可　并非把三教融合为一种宗教，也非三教可以平起平坐，彻底平等，他更希望通过吸收佛、道两家之　长，进一步充实儒学的内容，从而提高儒家的地位。　尽管王勃出生时，王通已经去世，但通过上述王勃曾对乃祖著述进行续作，并为之写序等，可知王勃　一”，对于王通的著述甚为谙熟，这种家学思想已经融进了其血液中。故而王通“三教可一”的命题，王勃应　该是深深认同的。所以在其作品中，能够有上述体现。　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因其有利于封建政治统治，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信众的支持，有利于各种　宗教思想取长补短，甚至于相互融合，故而对唐代及后世帝王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初唐时　期，尽管统治者开始时也会给三教排座次，分先后，但都不会忽视任何一端，大多对三教推崇有加。就儒　学而言，唐高祖曾追赠其创始人孔子为“先师”，唐太宗又追赠孔子为“先圣”，并曾诏日：“朕今欲敦本息　末，崇尚儒学，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⑤如此等等，显示了帝王们对儒学的尊崇。就道教而言，　唐高祖曾于武德八年（６２５）下诏将道教列于三教之首：“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　今可先老，次孑Ｌ，末后释宗。”⑥可见道教在初唐时期在帝王心中的崇高地位。就佛教而言，对其评价也　甚高。　必须认识到，初唐统治者对于三教的尊崇，多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有其明显的政治教化目的，看重的　是其“用”。比如他们认为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　儒术之士。”⑦儒学所强调的上下尊卑等级之别，臣子要绝对服从君父等伦理秩序，对于封建统治而言，　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故而备受初唐帝王的推崇。至于初唐帝王尊崇道教，则是因为李唐王朝的建　立，道教徒曾为其制造舆论声势及提供经济支持，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有大功⑧。同时，也是因为道祖　老子姓李，与唐帝同姓，可借助老子的声望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而其尊崇佛教，也是因为李唐王朝　①《全唐文》。　②王绩：《王无功文集》，韩理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９页。　③与“三教可一”、“三教同源”相似的理论早已出现，如东汉末的牟子，在《牟子理惑》中提出了“人道法五常（仁、　义、礼、智、信）”以五常作为佛道修行的方式和方法。三国孙吴僧人康僧会（？一２８Ｏ）亦注重佛儒的融合，以儒家的仁义　之道为佛教修养的方法。东晋孙绰《喻道论》指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南齐的顾欢，倡导儒、佛、道一致。并认为佛　教可用来教化人民。王褒、宗炳、释慧灵、张融、北周道安等大批隐士或僧人都认为儒、释、道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　但这些人多是佛道信徒或学者。《洪范谠议》即王通祖父安康献公所撰之《皇极谠议》。可见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提　出，是继承发扬其祖之说。　④⑤⑦⑧《中说》。　《唐大诏令集》。　《旧唐书》。　大业十三年（６１７）李渊起兵，道士岐辉曾“彻损衣资，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赡军粮。”（《李渊《褒授歧平定等　⑥《集古今佛道论衡》。　诏》），大力资助李渊之女（后来的平阳公主）。李渊兵至蒲津关，岐辉曾为李渊设醮祈福等。　】２２　初唐宗教政策的折射：王勃与三教思想　曾受过佛教徒的支持①。并且像释道这些宗教，也如儒学一样，具有教化的作用，教人清静勿贪，修善导　愚：“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弘宣胜业，修植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旧　唐书・高祖本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②对于诸教并　行的局面，太宗在其《大兴善寺钟铭序》中提出了美好的设想：“皇帝道叶金轮，示居黄屋，覆焘万方，舟　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随梵音而俱远。”③并认为“三教虽异，善归一　揆。”④体现了其利用三教加强统治的目的。初唐还在政府的支持资助下，整理了三教的文化典籍，包括　佛经翻译，道教经典的整理等⑤。唐代的其他帝王们也纷纷采取措施来积极贯彻实施三教并举的政策。　如高宗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老子》。玄宗常集儒释道各教代表于一室，讨论三教异同，声称要会三　归一⑥。　由上述可知王勃所生活的初唐，统治阶级基本上实行的是三教并举政策。故而笔者以为，王勃对于　三教精神的灵活把握，也是对初唐三教并举宗教政策的折射。作为一个曾经积极于仕进的知识分子，他　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了熟于心，故而其行文中所体现出的对于三教精神的灵活把握，实际上也是对当时　三教并举政策的自然折射。当然，如前所述，虽然王勃受佛道等思想的影响，并在作品中加以表露，但儒　学精神才是其根基。而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何种思想，他应该自有分寸。正像美国学者包弼德曾经指　出的那样：初唐的士学者之所以没有被三教的共存而困扰，我设想，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每个传统都宣称　它们只对人类经验的不同领域负责。初唐高僧法琳也认为：“若事亲殉主，则以忠孝为初；远害全身，则　以道德居始；利生救苦，则以慈悲统源。奉孝怀忠可以全家国，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兴慈运悲可以济群　品。济群品则恩均六趣，播身名只荣被一门，全国家乃功包六合。故忠孝为训俗之教，道德为持身之术，　慈悲盖育物之行。亦犹天有三光，鼎有三足，各称其德，并著其功。”‘　此，王勃当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　把握。故而能在其作品中对诸种思想运用自如又不会迷失其儒家思想的主流精神。　其后的士大夫，不管他们赞成或者排斥释道，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总能流露出受其影响的痕迹。即　使是激烈排斥佛教的韩愈，也不例外。受此影响，作家的主体人格修养标准亦发生了巨变，不再是单纯　的儒家道德伦理传统，而是注入了佛、道的崭新内容。从而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不会固执于一端，而是呈　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势。故而笔者以为，王勃文章中所流露出的三教思想，显示出了在初唐时代，我　国兼容并包、融会众长的民族精神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责任编辑：吕本修】　①李世民在武德年问奉旨讨伐王世充，曾请求少林寺僧众予以援助：“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　令范。”（《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　②《旧唐书》。　③《广弘明集》。　④《唐大诏令集》。　⑤据《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统计，自汉乞唐，翻译大小乘经论典籍和传记等，已有三千六百六十部，计八千六百四十　一卷（还不包括当时入藏的经卷）。６７５年将所有的道教经书抄录为７３００卷。武则天时期还编辑了１３００卷的《三教　珠英》。　⑥开元十年（７２２）唐玄宗颁布《孝经注》，认为，“孝者德之本”，只有“孝”可以教育人民，“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　爱”。开元二十至二十一年（７３２－７３３）唐玄宗又完成《道德经御注》引入佛理，讨论“性”与“情”、“心”与“境”的问题。为　秩序确立一种人性与道德的基础。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又颁布了其注释的《金刚经》，认为“不坏之法，真常之性，实在此　经。”并与《道德经》、《孝经》并称。参阅《旧唐书》。　⑦《广弘明椠》。　ｌ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