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2021-08-13
来源:易榕旅网
名 9已l学统学赧(社会科学版) 2014年9月 第31卷第5期 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Sept.2014 VoL 31No.5 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章尚正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合肥摘230039) 要:徽州文化是代表中国明清社会从“农业的系统”向“商业的系统”转变之际的特异性与先导性的地域文化 标本。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取决于它的文化基因,包括移民型人口结构、宗法制社会结构、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与 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构。徽州文化的特质是既脱胎于中华文化母体,又成为新兴商业文化的先驱者,成为新旧 文化二律背后的共存体,表现出许多彼此矛盾又自我调谐的文化表征,其中最典型的为: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观 上的崇儒与重商,人生态度上的内敛与进取,生活方式上的节俭与时尚。徽州文化解构、降格为普通地域文化,最 根本、最关键的动因是构成徽文化特质的内在基因产生了变异:移民型人口结构发生反向移民,宗法制社会结构 彻底瓦解,以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被迫转型,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构逐渐涣散,而这种种基因的嬗变受制于内 外环境的变革压力。 关键词:徽州文化;文化标本;文化基因;文化特质;基因变异 中图分类号:K203(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0X(2014)O5一o07O—O8 On the Gene。Characteristics and Deconstruction of Huizhou Culture ZHANG Shang—zheng (The Center for Hui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Huizhou culture is the specific and guiding local cultural specimen which represent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an agricultural system”into“a commercial system”in Chines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uniqueness of Huizhou culture depends on its cultural genes, which includes immigrant population structure,patriarchal social structure,mercantil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spirit structure of worshiping Confucius,Confucianism and Neo— Confucianism.Huizhou cultural traits are both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and become a pioneer in the emerging business culture,as a coexistent body behind both the old and new cultures, which show a lOt of contradictory and self-tuni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Among the most typical are:respecting Confucianism and mercantile thinking on the social value and life value, the restraint and enterprising attitude towards life,the frugal and stylish lifestyle.The deconstruction of Huizhou culture,reduced to an ordinary local culture,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crucia1 motivation is that its intrinsic genetic makeup of cultural traits produced a variation: immigrant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changed into reverse migration,patriarchal social structure collapsed,mercantile economic structure was forced to get transformed,the spirit structure of worshiping Confucius,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ism gradually dissipated.This kind of genetic evolution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han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pressure. Key words:Huizhou culture;cultural specimen;cultural gene;cultural trait;gene mutation 收稿Et期:2014—0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建设研究”(1oJJDz()NGHEoo5)资助。 作者简介:章尚正(1949一),男,上海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徽文化、旅游文化。 第5期 章尚正: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71 从全球文明发展史看,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国 所谓“逐鹿中原”;战乱时北方居民向南方的迁徙,即 家文化之源,民族文化、国家文化是本土各种地域文 所谓“流离播迁”。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区域,其居民 化的集聚与升华;随着民族文化、国家文化越来越强 主要来源于三次中原内乱迁徙,第一次是西晋末年 大,地域文化的趋同性与同质化就越来越明显,独立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人口大规模渡江南迁,史 性与差异化就越来越模糊。地域文化只有虽脱胎于 称“永嘉南渡”;第二次是唐末黄巢起义,烽火连年, 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但保持鲜明的本土特殊标记, 中原诸州“粮竭,木皮草根皆尽”l4],避乱而南迁者 并且产生卓绝于世的独特成果,才可能超越乡土记 众;第三次是北宋末年金国入侵,靖康乱起,生者多 忆层次,引起本区域以外人士的注意,成为具备特殊 逃难南方。这三次历史性北人南徙大潮,为徽地输 亚文化研究价值的地域文化标本。徽州文化就是历 送人口之轨迹可参见《徽州土地关系》Ⅲ5]一书。据此 史上曾经辉煌灿烂、迄今还留存大量独特文化遗存 书稽查,西晋太康年问(280--289年),新安郡(徽州旧 的明清文化标本。 名)六县有户5 000;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新安郡五 徽州是明清以来举世罕见的文化沃土,从这块 县增至户12 058,口36 651;宋天禧年间(1O17—1021 崇山峻岭环抱的小天地,走出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产 年),歙州六县有户127 203,口192 292;元代徽州路 生了众多的文化流派;至今仍以2项世界文化遗产 五县一州有户l57 47l,口824 304。 (皖南古村落、黄山)、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 以中原为主的北方移民与南方土著的文化关 绩溪)、31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中国历史 系,当移民人数太少太弱时,自然而然的趋势就是融 文化名镇、10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处中国历史文 入土著文化;如果移民人数众多,一种结果是对抗土 化名街、1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傲立于世,成 著文化,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如流行于闽、粤、赣的 为海内外学者考察与旅游者观瞻的文化胜地。以研 客家文化;还有一种是同化土著文化,形成以中原文 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旨的徽学(徽州学)近30年来 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徽州文化即属此类。为什么 勃然兴起,“今已成为一门令人注目的显学,耸立于 后两种移民社会的文化走向大相径庭呢?有学者从 学界之林”[ 。 移民始迁祖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强弱给出了一种答 1徽州文化的四大基因 案: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移民的始迁祖都 是中原移民,但是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 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取决于它的文化基因。文化 “客户”或“佣客”,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 基因概念引申自生物基因说。徐杰舜认为:“所谓文 民俗和文化;徽州移民的始迁祖多为“中原衣冠”、世 化基因是文化内涵组成中的一种基本元素存在于民 家大族,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 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 “主”,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l6]正是 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l_2]王东认为,“所谓文化基 这种特殊的移民型人口结构,奠定了徽州文化的中 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 原文化色彩浓郁的本质属性。 要素”[_3_。笔者认为,文化基因是指某种文化中决定 徽州文化的基因之二是宗法制社会结构。正因 其基本风貌与特殊性质的关键因子,这类因子是在 为徽州有一个长达千年的移民过程,迁入者早期必 特定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中长期进化的结果,具有外 须应对土著山越族人的排挤,后期也必须面对新老 生性,又是土著居民自我选择的结果,具有内生性, 移民的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宗抱成团,聚族而 所以在文化系统形成、发展与变化中发挥着根本的、 居,形成大姓大族,以宗族的群体力量谋生存图发 持久的、稳定的作用。分析地域文化的嬗变与特色, 展。试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黟县宏村为例。据汪氏宗 从其文化基因人手,也许才能超越皮相之论。本文 谱记载,其三十一代祖汪文和,汉献帝兴平年间授龙 试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探讨徽州文化的兴衰。 骧将军,建安二年(197年)中原大乱,南渡迁居,被 徽州文化的基因之一是移民型人口结构。地域 孙策授会稽令,封淮安侯,后举家迁居始新(今浙江 居民的来源、族系与结构,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先天性 淳安),是为汪氏江南始祖;其三十六代祖汪道献东 基本因素,因此制约徽州文化形成的首位内在因素 晋永昌元年(322年)为黟县令,遂定居于歙县,此为 就是它的人口结构。中国人口版图是各民族势力消 徽州汪氏始祖;其四十四代祖汪华于隋末带兵反隋, 长与争斗的移民变化图,历史上成规模的移民趋向 雄居歙州、宣州、杭州、睦州、饶州、婺州等六州,自称 主要有:中央政权强大时向四方的扩展,即所谓“开 吴王,后奉表于唐,赴京封越国公;五代年间,汪华后 疆拓土”;周边部族或民族崛起时向中原的挺进,即 裔避乱迁回歙州,其六十六代祖汪彦济率本房,“捧 72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 祖像,怀家乘,率妻孥,偕老幼”,始迁居宏村。此村 祭祖扫墓之时,讲学授徒,广廓理学风气,如《紫阳书 本名韩村,原居韩、谢、董三姓,以韩姓最盛,后韩、汪 院志》所言:“文公归里,乡先正受学者甚众。今论定 列于从祀。”故宋后闽学继洛学而 两姓明争暗斗百年,韩姓失势,被迫迁居他处,遂改 高第弟子十二人,名宏村。宏村汪氏如此一姓独大的过程,可为徽州 兴,新安理学又承闽学而立,奉朱之风昌行,徽州号 成为徽人自尊自立自傲的精神支柱, 千村居民聚族争斗历史的缩影。严峻的生存斗争现 为“东南邹鲁”,实迫使徽州百姓千百年来都聚族而居,并且以宗法 如明汪环谷自诩道:“近代以来,濂、洛诸儒先继出, 族规、宗祠族谱、礼仪礼教等手段不断强化其宗族制 吾邦紫阳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开千载之盲 度,形成持久而强大的封建宗法制文化传统。清代 聋。……吾邦儒风丕振,俊彦之辈出,号称东南邹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描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 鲁,遐迩宗焉。”[ 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 上述四种文化基因,从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 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 济结构、精神结构四方面奠定了徽州人一地、人一 子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 人、物质一精神的互动特性,形成了徽州文化的鲜明 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年之族,未尝散处; 特色,并且因此类基因的消长而制导着徽州文化的 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 嬗变趋势。 小不敢肆焉。” 2徽州文化新与旧二律背反而共存的 特质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环峙,长河深谷纵横,可供 徽州文化的基因之三是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 垦殖的坡地谷田极其有限,古谚谓“八山半水半分 迄今论述徽州文化特点、特色的论文不少,可惜 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东晋以后,移民迁入数量激 多未触及徽州文化内在的根本特质一新文化与旧文 增,口粮压力就迫使一部分徽人外出经商,以木材、 化的二律背反而共存。徽州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之 茶叶、油漆等土特产去换取必需的粮食与金钱,故徽 所以被学术界视为具有突出标本价值的亚文化而纳 商源头可追溯至东晋。清进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 入研究视野,缘由徽州文化不但具有中华传统文化、 卷28曾解说徽人业贾的原因:“盖新安居万山,土少 明清主流文化的特性,而且表现出异乎中华传统文 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明初徽人已形 化、明清主流文化的某些新文化特质。中华传统文 成一批以长途贩运贸易为业的商贾走贩,积累起可 化、明清主流文化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而徽州 观的商业资金与经验,徽商潘侃曾自道徽商致富秘 文化所折射的新文化建立在商业经济基础之上,两 诀为“四方转毂”:“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四方转 者在本质属性、价值体系与文明尺度上存在着明显 毂不可。”[7]随着徽商借明初“开中法”之机抢先进入 的矛盾。徽州文化既脱胎于中华文化母体,又是新 两淮盐业,声势渐盛,至明代中叶即以一大批富商大 兴商业文化的先驱者,就成为新旧文化二律背反的 贾为中坚力量发展成徽州商帮。[8 故明后徽人男姓 共存体,表现出许多彼此矛盾又自我协调的文化表 外出经商蔚然成风,世称“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 征,其中最典型的有以下三种。 下”,徽人家庭经济收入、宗族经济开支主要不靠当 (1)崇儒与重商。这是新旧文化在社会价值与 地农耕,而是仰仗外出商贸,形成独特的社会经济结 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自从汉武帝“定尊于 构,一如康熙《徽州府志》卷8所言:“天下之民寄命 儒”,儒家就成为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无论是 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士子教育培养、官吏考试录用,还是官场施政立法、 徽州文化的基因之四是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 百姓安身立命,莫不奉儒家经典为圭臬,而以儒为业 构。徽州历代移民为了凝聚本族本地区人心,共同 的“士”名列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进可以加官晋爵, 自觉高扬中原传统的“崇儒尊孔”文化大旗,这在世 退可以扬名乡里,所以崇儒成为千年封建社会维系 家大族尤其突出,他们带来了中原诗书传家的家风, 命脉的至高社会价值,业儒成为天下人普遍向往的 倡导了诵经尊孔的儒风,推广了建校藏书的世风。 人生价值取向。徽州自然也不例外,上文已述,徽州 如婺源考水胡氏宗族,始祖胡昌翼传为李唐后裔,避 崇儒尊孔之盛驰名天下,有“东南邹鲁”之美誉。值 难南迁,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以明经登第,后世以 得注意的是,与崇儒相对应,我国农耕社会为抵制商 “经学传家”,宋元两代出了7位著名理学家,世称胡 业逐利活动对农业经济稳定、对农民从业心理的冲 氏“七哲名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朱熹祖籍 击,历来视农为本、商为末,把重农抑商列为长期国 徽州婺源,平生著述多署名“新安朱熹”,两次回徽州 策,从各方面限制商业的发展,贬低商人的社会地 第5期 章尚正: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73 位,可是在徽州普遍“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禹 运动观念。《易・系辞下》:“阴阳合德,而刚柔有 (宇)内”_8],徽商以其傲视天下的成功,不但于明后 体。”《国语・周语上》:“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 期形成以商贾为重的特殊的徽州经济结构,而且改 其序,民乱之也。”二者,尊卑贵贱有定的社会观。 变了徽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明徽州大儒汪道昆说: 《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 “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9]他又反对 贱位矣。”三者,执中守常的伦理观。《老子・五章》: 重本抑末,主张商、农“交相重”:“窍闻先王重本抑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儒家中庸之道汉后更是风靡 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日中为市肇 天下,《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四 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_】o_明凌潆初小 者,安贫乐道、少私寡欲的人生观。《论语・雍也》: 说《叠居奇程客得助》也说:“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E11]这些异乎寻常的 乐。”《老子・十九章》:“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 价值判断反映了崛起中徽州商人自立自尊的心声, 也凝聚着新兴商业群体自强自保的利益诉求。只是 这种企图抬高商人社会地位的呼声放在全国看就太 微乎其微了,根本撼动不了朝野心目中四民的排序, 因为明清农业土壤中还长不出遍及全国的商业繁 花,徽商的强势只是一时一地的特例,其呼声只被徽 人所认同。明乎此理,就不难进一步理解,这种认同 即使在徽州也只是表象而已,面对全国性的儒、商对 立,徽人根本不可能把“右贾而左儒”理念贯彻到底, 他们最终还将集体转向,面朝儒家大旗而折腰,其最 显著的标志就是徽、商开始追求“儒商”身份。儒守 德,商趋利,就职业与操守的本质属性而言,两者分 野清晰,但徽人在全国率先倡导儒商,意在模糊儒与 商的群体属性差别,中和徽商个体的儒与商色彩,通 过个人儒化提高徽商的文化品质,进而提高徽商的 社会地位。徽商的个人儒化就其过程而言,有先贾 后儒、先儒后贾、亦贾亦儒三种形式;就其表现而言, 有贾名而儒行的“儒贾”、以儒饰贾的“贾儒”两种主 要类型,其共同点是淡化商人属性,“好儒”、“张儒” 以至“归儒”,即归向“重儒”的普遍意识。徽商“归 儒”的极致,不是自身的诗书自乐、养士著书、藏书刻 书、捐官求封,而是针对后裔前途的捐资兴学,延师 课子,严督子弟奔科举仕途,其推崇的榜样是出身商 贾之家而科考功成名就的明代重臣许国、清代名臣 曹文埴与曹振镛父子之类高官,当年表彰他们的许 国石坊、四世一品坊今天仍然屹立于徽州可以为证。 如此归儒的结果就是徽商的俊秀杰出子弟多脱贾入 儒,“断商贾之后”,谋求由富晋贵,借仕进保护家族 长盛久安。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明清,徽商自觉 选择如此彻底的归儒,表明崇儒与重商的矛盾,到头 来还是无奈地以新观念向旧传统的让步告终。 (2)内敛与进取。这是新旧文化在人生态度上 的根本差异。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稳而 自然,重复而悠长,这种慢生活节奏投影在文化上, 就产生如下四种观念:一者,阴阳交替、自然有序的 寡欲。”凡此种种运动观、社会观、伦理观与人生观, 培育出了封建时代偏于内敛的人生态度。《老子・ 三章》主张虚心弱志,无知无欲:“是以圣人之治,虚 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 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论语・学 而》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式修炼,要求做到“温、良、 恭、俭、让”。这种内敛的态度引导人生趋于无欲、安 逸、稳健、谦恭,以符合封建社会等级有序、隆礼贵 义、安分守己的要求。徽商如墨守此类成规,决难创 造当世的辉煌。“寄命于商”的生存压力迫使徽商突 破传统的内敛规范,以大胆进取的人生态度走出大 山,闯荡天下,叱咤商场。徽商以下三方面的积极进 取尤为突出,堪称造就徽商称雄三百年的重要因素。 首先,徽商胸怀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不惜长年背井 离乡,不怕吃尽千辛万苦,毅然服贾四方。如祁门渚 口倪人穆誓言:“人生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 朱以致富。”_l。]同族倪慕麟也慨言:“好男儿当志在 四方,不贵则富。”l13]关麓徽商宅有楹联直言经商为 人生良途:“裕厥嘉猷,梯山航海;隆其继述,启后承 先。”正是这种经商壮志激励徽商面对失败,能保持 爬起来再战的顽强斗志,徽俗称道:“一贾不利再贾, 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故徽人乐以 徽骆驼自诩,寄托负重远行、坚忍不拔之决心,胡适 就常挥毫题书“徽骆驼”赠人。其次,徽商不怕冒险, 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商界新天地。徽州商业以盐、 典、茶、木为大宗,这些领域的开拓莫不经历过无数 的风险。有以下记载为证:棠樾鲍氏十二世祖鲍汪 如,壮游四方,结识名流贤士,洪武时“边陲有警, 募民上粮易盐,公遂运米,应云南军饷。盐拨温 州,于时海寇侵扰,禁不得行,诸商联名吁请,有 司不为理。公独备陈商困条奏于朝,始得放行。又 令盐数不敷稽,延三载,公往复不一”_1引。由此可 见盐业是高风险行业,运米云南、拨盐温州、收盐、行 盐诸环节莫不危机重重,要经受长途运输、海寇侵 扰、官府刁难等诸多磨难,而徽商之所以能够借明初 74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 行“开中法”之机崛起,就因为他们像鲍汪如那样有 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本文所谓 敢想敢作、勇往直前的胆魄与谋略。徽人汪直、徐 时尚,指开社会消费之先风;所谓逸乐,指肯定身心 海、许栋等四兄弟开辟东南亚、葡萄牙、日本等海上 安逸愉乐的合理性,说到底,就是以高收入支持高消 贸易,受阻于朝廷禁令,转而勾结El本浪人武装犯 费、高享受,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徽商收益除商贾、 警,终酿成“嘉靖海乱”,固不足为训,但也从一个侧 购地、置产等经营活动再投入外,其消费可概分为以 面反映了徽商以命博财的剽悍进取性格,可视为徽 下七种:第一,宗族型消费。上文已述,徽州社会结 商开拓商界新天地为朝廷不容而失败的特例。再 构以宗法制为基础,徽人经商从筹资、用工、经营、公 次,徽商大撒钱财结交官府,倚靠官府权势,做大事 关、抗风险、居乡家属生活等,都离不开族人的支持, 业。如清代盐商江春为人机敏练达,结缘盐官得以 故一旦发财致富,内有报答宗族之情,外有光大宗族 荐任两淮盐业总商,又趁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之机,献 之心,徽商纷纷捐资建宗祠、修族谱、置祠产、办祭祀 媚接待,捐银3O万两,竟以布衣结交天子,蒙乾隆特 等,其捐资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资助成就之高, 赐金银器玩,赐书“怡性堂”匾额,召预千叟会,又授 举世罕见,如清末祁门渚口徽商倪尚荣捐墨银600 布政使衔,荐至一品,荣耀一时。又如胡雪岩曾冒险 两、谷5O余担,主持重修宗祠贞一堂;E16]迄止清同 挪用钱庄的500两银子资助落魄王有龄进京捐官, 治年间,黟县共有祠堂400余幢,仅南屏一村就有 后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胡雪岩获利多多,其钱庄竞 40余幢;l1 徽州约6O 以上的山地山林都成了族 代理浙江省藩库;后又结交湘军左宗棠,助左与法国 产。[18198徽商上述宗族型消费实际上是在履行对宗 人联组“常捷军”,助左创办福州船政局、上海采运 族的义务,这种种捐献构成了徽州宗族制度雄厚的 局,负责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 经济基础,而这正是徽州宗族制度强盛于他处、直至 又代借内外债1 250多万两。胡雪岩不但趁机事业 清末仍然保持活力的根本原因。第二,社会型消费。 大发,拥有资金2 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而且得荐 徽商在商贾地、寄居地与祖籍地常捐资修道路、修城 授江西候补道、二品顶戴,成为轰动一时的“红顶商 门、建桥亭、兴水利、赈灾济贫等,这些捐献显然具备 人”。 公益性质,对于地方公共设施建设与社会稳定发挥 (3)节俭与时尚。这是新旧文化在生活方式上 着积极作用,颇获时论好评。如光绪《婺源县志》卷 的重要差异。农耕社会人口El增而田产有限,故历 28载:商人詹文锡“承父命往蜀,至重庆界,涪合处 挽舟无径,心识之。数 来强调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反对逸乐与奢侈,如《尚 有险道,名 晾梦滩’,悬峭壁,书・君陈》日:“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老子》二十九 载后,积金颇裕,复经此处,殚数千金,凿山开道,舟 章日:“去奢。”《论语・述而》日:“奢则不孙,俭则固。 陆皆便。当事嘉其行谊,勒石表日‘詹商岭”’。第三 与其不孙,宁固也。”前贤甚至把俭奢提高到国家成 教育型消费。徽商以贾养儒、以儒卫贾,热衷于建书 败的高度,正如李商隐《咏史》所言:“历览前贤国与 院、办私塾、建学堂、设义学、兴文会、助科考,推动徽 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徽州本非富庶之地,民俗俭朴 地培育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浓郁学风。如盐 远过一般地区,《歙风俗礼教考》谓:歙人“家居务为 商鲍志道捐银3千两,倡建古紫阳书院u。l1艄,垂范 俭约。大富之家,Et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 后世,为世钦敬。第四,宅第型消费。徽商一扫以往 已。城市日鬻数猪,乡村尤俭,羊惟大祭祀用之,鸡 只有权贵豪绅兴甲宅建名园的旧风尚,跃为筑第建 顶尖者多为徽 :lH'g先款客罕有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较他郡绝 园的主力,如扬州“名园十里斗繁华”,无宰割之惨。”一旦明清商业经济悄然兴起,商业利 州盐商所建,如江春家园,乾隆赐名为净香园;黄履 润远高于小农经济,以徽州大盐商为代表的新兴商 暹别业,乾隆赐名为趣园;“两淮八大盐总之冠”黄 人所获得财富比以往封建地主所获显然更多、更快、 至筠建个园。徽商富后回乡建豪宅也很普遍,如歙 更易,而商业经济发展的要诀在于扩大消费与流通, 县吴氏在西溪南建“十大园林”,黟县汪定贵建宏村 这些新兴大商人就有内心需求、也有财力支撑其突 承志堂。第五,文化型消费。徽商普遍文化程度较 破务求节俭的传统消费观,提倡以时尚逸乐为特征 高,不乏内心儒化、热衷于文化事业者。一者倾力刻 的商业型新消费观念。这种对立无疑引起社会各界 书,有的刻印自撰与先贤之作,以传世自乐,如歙县 的高度重视,并且激起不同的反响,如民国《歙县志》 西溪南吴士奇刻自著《考信编》、《绿滋馆稿》,吴薪刻 卷一对扬州盐商消费就有褒有贬:“其上焉者:在扬 先人吴守淮《吴虎臣诗集》;有的助官署大量刻印书 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 籍,如《全唐诗》一千卷,用银达六十万两之多,就多 田,敬宗睦族,收贫乏。下焉者,则但侈服御居处, 得力于盐商。_1。 至于刻书谋利,属生产经营,不在本 第5期 章尚正: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75 文论列。二者醉心藏书,收集古董,如祁门马日珀、 之前商人难以想象的重大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日璐兄弟业盐扬州,筑小玲珑山馆,内起丛书楼, 可谓“无徽不成镇”,一如陈去病《五石脂》所论:“扬 前后二楼,藏书十余万卷,共百橱,“甲大江南北”; 州之盛实徽商开之。” 又如黄次荪《草心楼谈画集》记:清代休、歙名族“多 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 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乐 3徽州文化的解构 本文所说徽州文化的解构,特指徽文化作为中 道者”。三者延致名士,结社吟诗,如马日瑁、马日 华传统文化与明清新兴商业文化交集的特殊性亚文 璐兄弟性好交游四方名士,全祖望、杭世骏、厉鹗、符 化,清代后期起其自立自足的特质逐渐嬗化与消解, 曾、陈撰、金农、陈章,姚世钰等文士名流皆曾馆其 以至于2O世纪中期后最终丧失了高品质亚文化的 家,他们结“邗江吟社”,游宴唱和之作结集为《邗江 独立性与先进性,降格为一种普通的地方文化。 雅集》;又如吴虎臣助汪道昆兄弟等于西溪南结诗社 “丰干社”,“尝以端午15集同社泛舟丰水之上,时天 雨,溪流暴涨,舟行如驶,击楫鸣榔,吹箫伐鼓,乐甚, 发为诗歌……”¨2 四者资助贫寒之士,如马日瑁为 厉鹗提供住宅和婢女,花千金延名医为全祖望治 病。第六,艺术型消费。一者热衷于戏曲,大徽商为 了家庭娱乐,更为了招待官员与士绅,提高社会声 望,不惜花巨资蓄养家庭戏班和乐队,如江春有德 音、春台两班,四川魏长生投江春,演戏一出,赠以 千金;扬州盐商排演一出《桃花扇》,费银十六万两 之多;正是在盐商财力支持下,扬州成为全国戏曲 中心之一E19]。二者陶醉于书画艺术,收购大量书 画,如当时购买扬州八怪、石涛等书画的多为商贾富 豪,其中尤以徽商居多。第七,食色型消费。毋庸讳 言,部分大徽商在食色方面的穷奢极侈是最招社会 舆论厌恶之处,如《扬州画舫录》谓:“(徽商)竞尚奢 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 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 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 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食则更易其他类。”又如吴天 行累世业盐,富敌王侯,小妾居然多达百人以上,号 “百妾主人”。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徽商上 述七类主要消费,除食色型消费纯属个人享受,部分 大富翁挥金如土,败坏了世风,应该谴责之外,前三 类宗族型消费、社会型消费、教育型消费都带有社会 公益性质,对于宗族社会和睦稳定、城乡市政设施建 设、社会人才培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予以充分 肯定;后三类宅第型消费、文化型消费、艺术型消费, 虽出于个人偏好,难免过度消费之嫌,但对于建筑、 文化、艺术也颇有推动之功。上述这六类消费,不管 徽商其初衷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总之公中有私,私 中有公,顺应了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后扩大消费、提高 生活品质、发展城镇建设与文化艺术事业的社会需 求,凭借其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引领城乡各类时尚化 高档化消费,对于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明代 徽州文化的解构,最根本、最关键的动因是构成 徽文化特质的内在基因的变异,而这种基因的嬗变 受制于内外环境的变革压力。 (1)移民型人口结构发生反向移民。徽州自第 三次北宋末年移民高潮后,人口增势明显,元代已达 八十余万人口,居民不得不从河谷盆地向深山僻壤 迁居,村落空间布局臻于饱和,再从外部大规模移民 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故明末农民起义、清太平天国战 争等社会大动乱时期并没有再度出现大规模移民人 徽现象。反倒是,田少人多的矛盾15渐尖锐,明后期 就倒逼着徽人外出经商,而富裕后的徽商有些为自 身生活安逸、为子孙发展前途计,出现了反向移民, 他们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地建宅安家,购田置 产,甚至广招族亲,另建宗族祠堂,作长久迁居于外 安排。而徽商的第二代、第三代……许多生育成长 于外地,与徽州缺乏祖辈那样粗韧绵长的血缘、文 缘、情缘与地缘联系,没有叶落归根的乡恋意识,自 然不会产生回祖籍谋生或定居的强烈动机。更何 况,自明代中期两淮盐商向朝廷争得在客居地参加 科举考试的权利后,徽商及其子弟寄籍、占籍在外乡 已成趋势,如号称中国状元第一县的休宁,据清道光 《休宁县志》载,自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道光二年 (1822年),休宁状元及弟者多达l2人,而据查其中 竞有10人寄籍于外地,如戴有琪寄籍金山卫,汪绎 寄籍常熟,梅林寄籍常熟,金德瑛寄籍仁和,毕源寄 籍镇洋,戴衢亨寄籍江西,汪如洋寄籍秀水,王以衔 寄籍归安,吴信中寄籍吴县,戴兰芬寄籍天长。_21_至 于清代末年以来伴随工业、商业发展而来的城市化, 更助长了徽人迁居于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武汉等 大小城市的趋势。徽人大量外迁的结果势必造成 “其所蓄积,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财富与人才的 持续外流降低了徽州的经济活力与文化创造力,徽 州逐渐“无可奈何花落去”,从中国的骄傲沦落为安 徽省一个经济与文化排名均偏后的地区。 (2)宗法制社会结构彻底瓦解。徽州宗法制社 76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 会结构的维持,内以移民竞争中同姓集聚成村落为 海货绝,徽商生计断绝,在经商地的财富几乎荡尽; 基础,以徽商源源不断的外来财力为支撑,外以依靠 有幸携余资逃回故里者,没想到千年无兵燹的徽州, 宗族管制农村基层的社会统治制度为保障,随着这 境内激战居然多达四十多次,其中曾国藩“江南大 些内外条件的变化,宗法制社会结构就必然走上了 营”驻师祁门九个月,两军恶战七场,纵兵大掠,窖藏 崩溃之路。随着清代末年以来有钱、有权、有才徽民 空。徽商数百年蓄积的内外资产就此所剩无几, 一及其家属的大量外迁,以及解放后水库移民等政府 徽州商帮连东山再起的资本都丧失殆尽了。就这 安置,同姓聚落大量变成异姓杂居,许多村中原先大 样,清代末年后,徽州逐渐丧失了徽商的财力支撑, 小姓的人数与政治势力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少名门 以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被迫倒退回到以农业为重的 望族人去楼空,宗法制存在的宗族人口基础已不复 传统经济结构。 存在。另外,清代后期以来徽商经济实力锐减,对徽 (4)崇儒尊孑L奉朱的精神结构逐渐涣散。明洪 州故乡宗族的财力支持明显减少,许多宗祠已经无 力修缮,许多族谱也多年未续,宗法制存在的财富基 础摇摇欲坠。更重要的是,民国年间,政府统治通过 保甲制度等直接向乡村底层延伸,族长、长老的权威 不断弱化,宗族制为基础的村落社会逐渐蜕化;新中 国成立后,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基层党组 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建立彻底瓦解了延续千年的宗法 管制。 (3)以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被迫转型。徽商兴 以盐,败亦以盐,作为徽商经营最大宗主业,盐业可 谓徽商兴衰的晴雨表。盐是政府主要税源之一,从 汉代起就是中央政府严格管控的商品,盐业发展与 政府盐政息息相关。明初行开中法,规定运军粮至 边塞者,可取得盐引(贩盐凭证),徽州商人挟多年长 途贩卖积累的经验与资金积极参加,开始获得先机; 弘治五年(1492年)改开中折色法,向两淮盐运司交 纳银两,可领取盐引,徽商得地利之便,逐渐形成气 候;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行纲法,即将持有旧引 的盐商载入纲册,每年派行新引,必以纲册为据,册 上无名者,不得参加,徽商逐渐获得行盐垄断特权, 以盐商为中心的徽州商帮遂崛起于长江流域。清康 乾时期,续行纲盐法,“两淮八总商,邑(歙)人恒居其 四”_2 ,徽州商帮声势达到鼎盛。清中期,盐政败 坏,政府课税增五六倍,捐输、剧增浮费,盐商涨价, 减质,民间少买盐,私盐猖行,特别是清道光十二年 (1832年)改纲盐制为票引制,从根本上取消了业盐 两淮的徽州盐商的垄断特权,徽州商帮遂明显坠落 下坡路。另外,“五口通商”后外茶、南洋木材、洋纱、 洋布、洋染料等外货倾销中国,外国银行开始在中国 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徽商从数百年形成的优势领 域茶叶、木材、典当业节节败退,徽州商帮从此一蹶 不振。此外,“咸同兵燹”对徽商的打击也不容忽视, 太平天国(1851—1864年)时期,徽商活动的长江中 下游地区成为主战场,南京厉行“禁商政策”,扬州成 为两军反复拉锯战的战场,吴楚中断,江浙不通,粤 武年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注为标准,将理学 推上了正统官学的高峰,被天下学子奉为治经圭臬。 理学之权威清初已遭到有识之士的质疑,如顾炎武 尝言:“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 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Ez3]梁启超著 《清代学术史》对此评价道:“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 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 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 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 来思想界之大解放也。”E24] _。 清代后期,对外战争 屡屡败北,迫使爱国之士全面检讨国势衰落之因。 科举制度诱导士子死读书、读死书,以儒家“四书五 经”箝制天下人思想,导致中国社会普遍重仕途、轻 技艺,重经论、轻致用,重传统、轻新学,种种弊端招 来改革呼声,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提出废除八 股改试策论;1901年8月,朝廷下诏乡试和会试等 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1905年9月2日, 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1 300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这兆示着崇儒尊孔奉 朱旧时代的结束,科学昌明新时代的到来。社会大 环境的上述巨变反映到古老的徽州,“以经学为中 坚”[2 l5 的思想体系崩溃,新式学校取代了私塾、书 院、县学,新思潮、新学术、新学风风靡城乡,号称东 南邹鲁的儒家重镇渐为新人辈出之沃土,一些有志 青年留洋求学,锐意改革,成为传播“德”“赛”之火入 神州的先驱,胡适、陶行知,还有一些“老人”也加入 启蒙行列。如丁未(1907年)朝元(朝考一等第一名) 吴承仕,30年代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参加“一二・九” 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病逝,周恩来送挽 联:“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 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上述徽州文化基因变异的共同指向是:徽州文 化代表中国社会从“农业的系统”向“商业的系统”转 变之际_2 ]的特异性与先导性终因这种转变的社会 第5期 章尚正: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83. 77 整体条件不成熟而逐渐黯然失色,失去自立自足自 化演变标本的历史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l//倪国 发展的先进亚文化基础,只保留了明清封建社会文 E13]佚名.祁门倪氏族谱・卷下.慕麟公纪略EMi华.渚口.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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