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制度金融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２０　１　５　温州　金融改革：制度金融　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周治富　（招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４０）　摘要：本文在制度金融视角下对温州的金融改革案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永嘉文化所　倡导的“功利思想”是温州民间金融的价值基础，也是形成独特的温州模式制度结构的关键。文章　运用一般均衡信贷链模型（ＧＥＣＬ）和ＤＧＬＬＳ框架分别研究了改革的短期性质和长期性质。在短期内，　金融改革的重点在于修复濒临崩溃的信用链条以及遭受重创的信用资本，而共有的永嘉文化的价值　观念能够缩短这一修复的历程；从长期来看，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金融制度生成模式的转变，即将　原来以单一的国家为制度构建主体的制度生成模式转变为国家和民间共同参与的制度生成模式，这　意味着成功和有效的金融改革必须具有市场增进的性质；这一模式的转变客观上要求政府由发展型　政府转变为强化市场型政府。　关键词：区域金融改革；民间金融；民间借贷；永嘉文化；政府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２，Ｆ８３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４１－２０１５（４）一００７８—０７　引言　危机中必然孕育着变革，温州的金融改革正是这种情形的典型写照。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全球经济迅速陷入衰退，随之而来又爆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正　在缓慢复苏的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中国的经济也因此增速趋缓。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企业　特别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经营遭遇困境，外需萎靡，而内需尚未有效启动，企业出口订单　一、迅速下滑，导致企业的资金链趋紧。到２０１１年９月，温州的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　裂而无法偿还借款，出现了企业主“跑路”乃至跳楼自杀等现象，开始引发民间借贷危机，并　迅速蔓延至江苏、内蒙以及浙江其他地区。由于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温州经济的“大半壁江山”，　因此一旦民间借贷“崩盘”，将会对整个温州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据２０１１年７月中国人民　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市大约有８９％的家庭和５９％　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可以想象，民间借贷市场的恶化将会对大量家庭和企业的财富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区域性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社会动荡。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温州市开始采取一揽子措施。２０１１年　ｌ１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开始　实施“１＋８”式的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目前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前身。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温　家宝总理在浙江调研期间，浙江省政府提出了设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想，得到了总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２７　作者简介：周治富（１９８３一），男，陕西渭南人，金融学博士，招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　①“１”指的是关于地方金融创新发展的总体意见，“８”指的是八个子方案，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　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发展温州银行业、实施　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等。　２０　１　５　南方金融・总４６４期　的肯定。随后浙江省政府会同温州市有关部门，迅速草拟了改革方案，并上报国家相关部委　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在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　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主要有１２条②；同年１　１月２３日，温州公布了这　些改革方案的实施细则。　围绕上述改革内容，温州金融改革已在有序展开，比较重要的制度创新有建立民间借贷　登记服务中心、设立金融纠纷的仲裁法庭等。在很大程度上，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源于全球金　融危机所引发的民间借贷危机，那么改革的短期目标就是挽救民间借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从长期来看则是要建立完善和可靠的制度条件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从短期来看，　我们将焦点集中在民间借贷危机的本质上，而在长期关注金融制度改革的实质。　二、温州模式的制度结构：永嘉文化的特殊影响　温州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为基础和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　今中国经济的版图上，温州的民营经济可谓独树一帜。温州被誉为中国的“民营经济之都”，　而温州人的经商头脑也被认为是东方唯一能够与犹太人匹敌的群体，被称为“东方犹太人”。　然而，值得一问的是：同样是在中国，为什么温州的民营经济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并形　成独特的“温州模式”？　总体来看，温州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以下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从温州所处的　地理条件来看，全市１１７８６平方公里，城区面积仅占４％，山地面积占了将近八成，人均耕地　面积为０．３亩左右④。在这种自然环境约束下，温州几乎不具备发展大农业的条件，故而温州　人不得不选择经商谋生，而温州靠近沿海的地理位置也为其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史　晋川，２００４）。其次，从温州的早期历史来看，温州有着深厚的商业底蕴。温州自北宋以来就　是著名的手工业城市，老百姓形成了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传统。而且，在历史上，温州有两次　被指定为对外开放的港口（李相斌，２０１０）。第一次是在南宋绍兴元年（１　１３２年），当时的朝　廷在温州设立了市舶务，管理贸易事物；第二次是在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在清政府和英　国签订的《烟台条约》中，温州被指定为通商口岸之一，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因此，温州　的经商传统可能已有上千年历史。再次，从当代史来看，由于温州靠近沿海，接近台湾，为　了应对台海战争的爆发，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并没有给予温州太多的国家投资。据相　关资料显示，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年的三十多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为５．９５亿元，不及全国平　均水平的七分之一（李相斌，２０１０）。这就使得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温州的私营经济没有太　大发展，但至少受到国家控制，影响的程度很小，保留了民营经济的活跃基因。一旦经济放开，　这些民营经济便会登上历史舞台。最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任晓（２００６）认为，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崛起中，温州的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形成了稳定的以　互惠为基础的生产性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禁止性活　动得以顺利进行，因而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既有的官僚考核和晋升制度以及　分税制的改革都使得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成为官方和民间达成的默契，二者取得了共同的利　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之所能产生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全国第一个股份　合作制企业（苍南县桥墩啤酒厂）等诸多“全国第一”，与政府的默许或者支持有极大的关系。　可以说，上述几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简而言之，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当代的特殊因素；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也有人为　的因素；既有民营经济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条件特别是政府支持的因素。然而，在我国的　②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大力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拓宽保险服　务领域、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地方金融管理机制、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等。　③数据来源于《温州统计年鉴》、温州市统计局。　２０　１　５　东南沿海诸地中，满足上述四大条件的不仅温州一地。因此，温州模式的形成必然有其独特　的作用因素。本文认为，温州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即永嘉文化是形成温州既有的民营经济和　民营金融模式的重要基础。　永嘉学派形成于南宋时期，其主要地域范围就在浙东永嘉，就是今天的温州　。永嘉学派　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其创始人为永嘉人周行己，叶适为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永　嘉学派在本质上是儒家学派的一支。永嘉学派的哲学观点是“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认为物　质是构成宇宙的基础，而道（可以认为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存在于事物本身，这是一种实在　主义和务实主义的哲学观。在看待经济活动方面，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　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实质上是追求在谋利基础上的道义。这一思想　主张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利为根本目标，而不能去做无利可求的所谓“义举”。由此可见，这是　种有偿使用或者有偿借贷的思想，而有偿借贷意味着正式的信用关系，有偿借贷的信用关　系正是民间借贷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和民间信用之所以如此发达，　是因为温州很早就有了借贷的“功利思想”，这是民间信用关系得以建立、维护和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永嘉文化的代表人物叶适进一步发展了功利思想，提出了极具超前性　的商业思维。例如，他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通商惠工，以国　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并且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而，永嘉文化的影响是促进　温州商业繁荣的重要诱因。　在本质上，温州地区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价值观是在全国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中衍生出　来的区域性的价值观念，而这种区域性的特殊的价值观念对于塑造温州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　的制度结构有着重要作用。概而言之，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事功思想　是民间金融的价值基础，人们对此所形成的共同信念大大降低了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本；再加　之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用于执行金融契约的社会资本能够快速积累，提高了金融合约执行　的概率。而且，重视工商业的思想推动了温州商业的繁荣，进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深厚　的商业文化积淀。其次，永嘉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儒家思想的双重影响，使得温州即使市场化　因素已经高度发展了，但仍然保持着以熟人社会为典型特征的圈层结构⑨的民间信贷市场。最　一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得散居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人得以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了　巨大而广泛的商业网络　，这不但推动了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而且是温州民营经　济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流传近千年的永嘉文化的价值观念在今天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温州民间金　融的运行和当下的金融改革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因此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其地理环　境约束的因素和政府推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有利于促进商业繁荣的文化价值观念的　支撑。下文关于民间借贷危机本质的分析将会表明，永嘉文化的价值观念依然有着重要作用。　三、温州金融改革的源起：民间借贷危机及其本质　为了分析民间借贷危机的本质，首先要分析民间借贷自身的性质。从宏观上看，温州地　区的民间借贷属于内生金融的范畴，在宏观上是一种内生金融的制度形态，具有演进而来的　稳定的制度结构；从微观上看，民间借贷也依然具有契约密集的性质。　其次，民间借贷所形成的信贷市场也具有信贷市场的一般性质。信贷市场上的典型特征是　④温州古称“永嘉郡”。　⑤圈层结构的信贷是指在民间借贷中，借贷者将首先向直系亲属借贷，形成“家族内信贷市场”，其次是亲朋好友，　最后才选择向陌生人借贷；而在与陌生人发生的借贷关系中，一般都有一个中间人作为信用担保。　⑥例如在南宋末期，具有功利主义思想的温州商人为了逃避蒙古族的统治移民到现在的柬埔寨；１９世纪末其温州平　阳的一些农民经澳洲移民到古巴哈瓦那（李相斌，２０１０）；此外，温州商人还移民到美国、欧洲等地，形成了以温州商　人为中心的巨大的商业网络。　２０　１　５　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斯蒂格利茨和魏茨（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Ｗｅｉｓｓ，１９８１）的研究表明，在不　完全信息的信贷市场上，一般的供求定律并不适用。其重要原因在于，信贷的价格即利息是对　未来支付的承诺，而未来却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单纯的利率并不能够出清信贷市场。　即使对于愿意付出高昂利率的资金需求者，资金供给者也可能出于风险因素的考虑而对其实施　信贷配给。因此，与一般的商品市场通过价格调节达到均衡不同，信贷市场在多数情形下是同　时通过价格调节（利率变化）和数量调节（信贷配给）来达到均衡的。而且，信贷市场与一般　的商品市场的显著差异在于其非匿名性，信贷双方所达成的金融合约是彼此协商的结果，具有　高度的个性化水平，这意味着信贷市场上产生的信息也是高度异质的。上述两大差异（双重调节、　非匿名性）表明了信贷市场的效率并不取决于在这个市场上金融机构的多少，而取决于信息的　共享水平，因而信贷市场更多地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垄断竞争市场。　最后，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也有其特殊的制度结构，即具有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圈层结构，　而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更是存在着永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将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Ｂｒｕｃｅ　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和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０３；张杰，２Ｏ１１）发展的一般均衡信贷链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进行适当修正，用来研究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本质。在所谓的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　革命中，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打破了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市场结构，他们将信贷分为外部　信贷和内部信贷。外部信贷是指银行给企业提供　的信贷，而内部信贷是指企业之间的信贷。在　内部信贷中，企业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可能　是资金需求者，也有可能是资金供给者；企业　既是产品生产者，也是金融机构。按此标准来　看，温州地区私营企业之间的借贷以及家庭参　与的民间借贷均属于内部信贷。企业之间的借　贷有两种，一种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提　供的信用关系，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另一　种是没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之间提供的信用关系，　是一种横向的信用关系。家庭参与的借贷也有　两种，一种是家庭或者个人通过集资或者直接　图１　民间借贷危机的本质：信贷链条的断裂与　把资金借给企业，另一种是家庭之间的民间借　信用资本的破损　贷。进而，他们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借贷链条。　注：图中实线单向箭头表示资金的单向流动，虚线双向　不幸的是，一旦处于该信贷链重要“结点”的　箭头表示资金的双向流动。　企业或者个人发生财务危机以至于破产，那么　财务危机就会沿着信贷链传递，并最终造成整个信贷链的断裂和信用体系的崩溃，在借贷关　系中形成的信用资本也将遭遇严重受损。上述机理用图１表示。　在图１中，处于最外围的是家庭参与的民间借贷市场，中间表示以企业为核心的借贷市场，　这两层均属于内部信贷和民间借贷；而最核心的一层表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是一　种外部信贷。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源于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这意味着与该企业有借贷关系的其　他企业和个人的资金将无法得到保障，最终财务危机将沿着信贷链逆向传导，此时的信贷链　也就变成了破产链。因此，民间借贷危机的本质是信贷链条的断裂和信用资本的破损。重要　的是，信用资本是民间借贷有序运作的基础，而信用资本恰恰具有易于破损却难以修复的性质。　这表明信用资本可以在发生经济萧条或借贷危机时迅速贬值，但是信用资本的修复需要耗费　时日才能完成。因此，一旦发生民间借贷危机，首要措施在于采取其他方式弥补信用资本的　贬值，使得信用体系不至于陷人崩溃，随后才是进行信用资本的修复。　２０　１　５　通常情况下，虽然信用资本和信用关系的修复耗日良多，但是如果存在一个有利于社会　资本发育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那么信用资本的修复时间就可以大大缩短。事实上，中国　既有的内生金融制度（包括民间借贷）是以地缘或者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在所形成的金　融契约中，以儒家伦理为行为准则的价值观念有利于民间金融合约的有效执行。而温州的民　间借贷不但有儒家伦理的规范，而且有其特有的永嘉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因此，虽然此　次民间借贷危机给温州的信用资本造成了极大损害，但是温州民间金融有序运作的共有的价　值理念依然存在。由此可知，温州民间借贷信用资本和信用关系的修复虽然也会经历一个较　长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不会经历太长的时间④。可以预见，处于圈层结构信贷市场核心的家　族内信贷市场将会最先得到修复，因为这个圈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最低，且社会资本最容易　发育，随后的修复将会向外部扩展。也就是说，圈层结构的信贷市场上信用资本的修复是一　个由内向外的过程。上述分析表明，儒家伦理的行为规范使得中国的民间借贷有着极强的生　命力，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大大增强了中国内生金融的制度弹性。　四、金融改革的实质与正确方向：制度条件大于政策扶持　民间借贷的交易行为是通过金融合约进行治理的。民间借贷危机的直接诱因在于既有的　金融合约无法执行。因而，如果能够提高金融合约执行的概率，那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会　大大减小。然而，无论是金融合约的缔结还是金融合约的执行，都与制度条件密不可分。良　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保证金融合约的顺利执行。从这个角度来讲，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条内　容具有应急的性质，主要措施也多是政策扶持，缺乏长期的构建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制度环　境方面的内容⑧。　本文认为，在既有的中国金融制度结构下，金融改革的实质应该在于金融制度生成模式　的转变，即将原来的以单一国家为制度构建主体的制度生成模式转变为国家和民间共同参与　的制度生成模式，其实质在于给原来的外生供给的金融制度模式增添更多的内生成长的因素，　这也应该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的正确方向。这种模式的转变如图２所示。　笔者借鉴ＤＧＬＬＳ⑨框架（ＤＧＬＬＳ，２００３）并对其修正，用来说明金融改革的实质。本文作　出如下假定：第一，一个社会有两种因素促进了金融制度的生成，一种是政府因素，另一种是私　人因素，但其作用力量的大小可以不同，即金融制度是两种因素的生产函数；第二，在这两种　因素作用下，形成了金融制度生产的可能边界，其生产可能性边界（ＰＰＣ）在此被替换为制度　可能性边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简称“ＩＰＦ”）；第三，存在社会制度效用（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简称“ＳＩＵ”）的无差异曲线，在社会制度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两种因素所形成　的社会制度无差异，无差异曲线的位置显示了社会更偏好于由政府构建制度还是由私人构建制鹿　第四，社会合作路径（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简称“ＳＣＰ”）表示就一个社会而言，平均来说，　在诸多达成合作的决策中有多大比例是政府做出的，有多大比例是私人做出的，不同的社会合作　路径反映了社会对于政府决策和私人决策的不同偏好，这一路径是长期演进和积淀的结果；第五，　社会最优的金融制度结构由制度可能性边界与社会制度效用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决定。在上述条件　下，一个稳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将处于制度可能性边界、社会制度效用无差异曲线和社会合作路径　的交点上；如果一个制度结构仅处于制度可能性边界和社会制度效用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由于　该点没有处于社会合作路径上，意味着该点是一个不稳定均衡；偏离社会合作路径将导致社会制　度无差异曲线的变化，最终形成稳定均衡。　如前所述，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金融制度生成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内容在于　⑦这一时间是指与“标准”情形相比修复时间会大大缩短，但是恐怕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⑧当然，限于改革的局部性质，某些制度条件恐怕在单个地区难以构建。　⑨“ＤＧＬＬＳ”是对五位作者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Ｅｄｗａｒｄ　Ｇｌａｅｓｅｒ，Ｒａｆａｅｌ　Ｌａ　Ｐｏｒｔ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的简称。　２０　１　５　南方金融・总４６４期　金融制度形成中内生因素的增多。金融制度生　政　成模式的转变意味着金融制度产生效率的提　甾　高，表明制度可能性边界将向外移动，在图　糸　２中就是由ＩＰＦ　移到了ＩＰＦ　，但是内生因素　的增多使得ＩＰＦ，包括了更多的私人因素。此　Ａ　外，内生成长的金融制度的增加显示了社会合　作路径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更加偏好政府决策　的ＳＣＰ　移动到了私人决策增多的ＳＣＰ，。社会　⑩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奥尔森（Ｏｌｓｅｎ，２０００）在其遗著《权力与繁荣》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内涵为一个政府如　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并能够执行需要强制执行的契约，并且这个政府还受到约束而不能剥夺　或侵犯个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　２０　１　５　南方金融・总４６４期　因此，成功和有效的金融改革必须具有市场增进的性质。　本文所引申的政策含义是在金融改革中，政府更重要的在于创建良好的制度条件，包括产权　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而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扶持的措施；并且金融改革的历程客观上　需要政府自身的转型，即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强化市场型政府。令人担忧的是，在当今中国的诸　多改革中，政府依然偏好采用“政策扶持”而非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似乎形成了对政策导向型　改革模式的惯性依赖。其原因恐怕在于，政策扶持具有短期见效的性质，而且显示了政府的“有　所作为”，而制度条件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殊不知，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设　租”的行为，政府所创立的租金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并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而那　些为了享受政府政策的企业和个人就会进行“寻租”，导致腐败滋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制　度条件的改善固然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是更重要的却是需要政府的“有所不为”。　参考文献　［１］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Ａｎｄｒｅｗ　Ｗｅｉｓｓ．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１，７ｌ（３）．　［２】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Ｅｄｗａｒｄ　Ｇｌａｅｓｅｒ，Ｒａｆａｅｌ　Ｌａ　Ｐｏｒｔ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３　１）．　［３］道格拉斯・ｃ・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４］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１．　［５］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一一从人格化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Ｊ］．浙江社会科　学，２００４，（２）．　【６】李相斌．温州商入和民营经济的历史制度分析［Ｊ］．制度经济学研究，２０１０，（４）．　［７］任晓．地方政府意志与民营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生成中的互惠性动力［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　理，２００６，（３）．　［８］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全二册）［Ｍ］．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９】叶适．叶适集（全三册）［Ｍ］．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６１．　［１０】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伍德．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Ｍ】．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１】张杰．制度金融理论的新发展：文献述评［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３）．　（编辑：曾爱婷；校对：ＺＡＴ）　（《谰上接第９８页）　（四）创新股权融资模式。　在“新三板”市场建设方面，抓住“新三板”扩容的机遇，以逐步建立转板机制为突破口，　做大做强“新三板”市场，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市场挂牌的门槛，推动更多具　有良好成长性和较高回报率的高新技术企业登陆“新三板”市场，进一步拓宽科技型中小企　业融资渠道。在区域股权市场建设方面，强化区域股权市场的“区域性”和“私募性”定位，　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区域内科技型中小企　业提供私募股权、私募债券转让和定向融资等服务。　参考文献　［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金融与科技融合模式：国际经验与借鉴［Ｊ】．南方金融，２０１５，（３）．　【２】姜宝山。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实务【Ｍ】．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赵昌文．科技金融文集［Ｍ】．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４．　［４】刘淼．创新与融合［Ｍ］．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３．　【５】郑南磊．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Ｊ】．中国金融，２０１４，（１４）．　［６］黄灿，许金花．日本、德国科技金融结合机制研究［Ｊ］＿南方金融，２０１４，（１０）．　（编辑：张浩；校对：ＺＡＴ、Ｚ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