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佩恩基金研究
——20世纪20年代“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大型调查研究
1928年，电影调查委员会的理事威廉姆·H·肖特邀请了一批大学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让他们设计一系列研究来评估电影对儿童的影响，一个私人慈善基金会——佩恩基金会答应提供经济援助。研究进行了3年，从1929年一直到1932年，其结果分为10卷，于30年代初出版。
一种媒体与一部分特殊受众间关系的调查，有12个以上的主要调查同时进行，每一个都是较大规模的调查，而且每一部分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调查目的。
调查策略：精心设计的控制手段和设备的实验室实验、容分析、调查、实地实验和布鲁默的个人自传法。
从调查对象看可以分为两个大类：评估影片的容并确定观众的数量和构成；评估电影主题和信息对观众的影响。一共对几种主要效果进行了研究，即电影对信息获取、态度改变、感情刺激、健康损害程度、道德水平的侵蚀程度以及对行为的影响：
1.观众和影片容：在1929和1930年间，每个儿童平均每周要看一次电影。
2.信息的获取：即使8岁小孩也能从影片中获得相当数量的信息。（事实性材料的记忆超乎寻常得高）
3.态度的改变：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儿童的态度，年纪越小效果越明显；看2部或3部涉及同一问题并且观点相同的电影比只看1部电影效果要明显；由电影引起的态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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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4.情感的刺激：成人已经学会了对电影离奇的容“打个折扣”，而儿童则会体验真正的感情唤起。
5.对健康的损害：某些种类的影片的确干扰睡眠，这一后果可能会对健康和正常的成长产生负作用。
6.对道德水平的侵蚀：对电影中的一些镜头的描述，尤其是关于犯罪和性的，与所有实验小组的规标准和道德观都是相反的。
7.行为的影响：电影迷和不常看电影的孩子相比，老师对他们的行为评价更低；电影的容确实会对儿童的生活和某些活动如游戏、穿着方式、发型和沟通方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电影还会产生大量的白日梦和幻想；电影确实对调查所研究的那部分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起着直接的作用。
佩恩基金的调查成为使媒介调查领域科学化的先驱，它预言了后来的研究才提出的意义理论、模型理论，并且还关注了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中的课题，如态度转变、休眠效应、使用与满足、容分析、模仿的影响和现实的社会性建构。他们把定量分析、实验和调查的方法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仍然使用了更多的定性分析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对部分批判宣传的传播学者所使用的旧式修辞的研究模式进行了改进。从这些方面来看，佩恩基金调查仍然是使大众传播成为一个科学的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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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星人入侵：广播使美国陷入恐慌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空中水银剧场》广播剧——根据威尔斯（H.G.Wells）的经典之作《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改编的恐怖故事。
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室（the Office of Radio Research of Princeton University）对恐慌事件进行了跟踪调查，采用个人访谈、科学调查、对报纸的叙事分析和对的分析等多重的研究方法。该研究的报告名为《火星人入侵》(Invation from Mars），由哈德利·坎垂尔（Hadley Cantril)执笔。
调查发现：
1.至少600万人听了该节目，且其中至少有100万人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或者惊慌失措。
2.解释为什么这个广播节目使许多听众受到惊吓的而其他类似“离奇”的广播节目却没有的原因：
• 美国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广播的信任。它成了他们首要的新闻来源，公众认为广播会用来发布重要的声明。
• 所处的历史时期。这个节目播出时，美国正在长期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并且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另一场大战的威胁。
• 节目高超的表演技巧——特别是独创性地运用了“现场报道”方式和“专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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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台的时间太晚。错过了开头的声明，没有听见后面的节目是根据《世界大战》改编的广播剧，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3.有很多原因造成有些人惊慌失措而有的人则稳如泰山：
• 具有批判能力的人很有可能发现，这是一个广播剧而不是一个新闻报道。
• 具有强烈的信仰的人容易相信侵略是真的。
• 不安全感、病态性恐惧、缺乏自信和宿命论等人格因素也非常重要。那些明显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更容易相信入侵确有其事。
• 个人对广播容的接受，还受到特殊的收听情境的影响。例如，一个被惊慌失措的朋友通知收听的人就与因其他原因而收听者的收听条件（期待）有所不同。
三、 人民的选择：政治宣传中的媒体
对194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调查研究，竞选双方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g Roosevelt）和温德尔·尔基（Wendel Willkie）。调查报告名为《人民的选择》，作者是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贝雷尔森(Berelson)和哥迪特(Gaudet)，它的副标题——“选民是如何在总统竞选中做出选择的”。
研究者们选择了科学调查（survey）的方法来寻找答案，选择俄亥俄州的伊里县（Rrie County）作为调查地点，采用创造性的固定样本（panel）设计的调查方法，使用了许多专业的现场访员。研究的资金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室、《生活》杂志和舆论分析员埃尔默·罗珀（Elmo Roper）。调查结果的第一版直到调查完成4年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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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版。
调查结果：
1.测量选举的参与度：
• 社会属性和投票的既有倾向：对选民既有倾向产生影响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信仰、城乡差别、职业以及年龄。
• 政治既有倾向指数（index of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IPP）：坚定的党人、温和的党人、不坚定的党人、不坚定的党人、温和的党人、坚定的党人。
• 党和党对公共事件的看法：失业、救济（福利）、WPA、欧洲大战、农业问题、劳工政策等。
• 与竞选兴趣有关的变量：兴趣高、中、没有。
2.最后决策时影响选民的因素：
• 早决定还是晚决定
• 交叉压力
3.媒体宣传的主要影响：
• 激活（activation）：政治宣传会激活由社会类别关系决定的潜在既有倾向（存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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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倾向的对一切漠不关心的选民）。
• 强化（reinforcement）：强化那些受社会属性限制（各党支持者）而较早做出的决定。
• 改变（conversion）：使少数人（少数怀疑者）由一方转到另一方。
4.竞选宣传中的注意模式：
• 媒体接触的集中：人们的助益方式非常具有选择性，每个选民的注意力绝不是完全平均分配的。媒体接触程度较深的人是那些具有很高的兴趣的人、那些早就做出决定的人和那些SES值较高的人。这类人中，富裕的、学历高且年级较长的城市男性接触的信息更多。
• 广播对印刷媒体：广播成为一个比报纸影响更大的政治媒体，杂志在竞选中所起的作用较为次要。
5.人际影响和两级流动
直到实际研究开始了很久以后，人际影响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这是调查进行中才出现的意外收获。“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接触了大量的竞选信息，那些媒介接触度、知识水平和兴趣度较低的人，则会从意见领袖这里获得信息和建议。意见领袖会把他们从媒体得来的第一手信息，连同他们自己对其意义的独特解释一起，传播给其他人。“观点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研究者们称之为“两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四、 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使用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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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广播研究室（Office of Radio Research）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由拉扎斯菲尔德领导。 广播研究室资助集中研究广播日间连续剧的特点及其影响，以此为始，使用与满足这一术语被用来形容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赫塔·赫佐格的指导下，进行了4个独立的研究：全国非农业妇女的调查、艾奥瓦州的总体调查、俄亥俄州的分组调查和CBS调查。
数据显示：在那个年代，日间连续剧的听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充满热情，与大众社会的概念相反的是，那些非常喜欢收听的人与不收听的人相比，不会自我封闭品；但是她们所受的教育较少，并且偏爱阅读难度不大的读物（意味着具有较低的知性兴趣）；经常收听的人和非听众对公众事务（在总统选举上）的兴趣差不多，但是她们再把这种兴趣带到投票行为上，程度有所不同，证明听众在人格上与众不同的调查不太成功，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些听日间连续剧的人和不是肥皂剧迷的人相比，花在广播上的时间更多，即使是完善也不例外。
日间连续剧为其听众提供的使用与满足包括：
• 感情释放：或者说替代性的感情经验，是收听中获得的一种重要的满足形式：在为剧中人的悲惨遭遇哭泣的时候，在为剧中的欢乐场面感到高兴的时候，或者从广播剧唤起的攻击感中获得满足。
• 愿望的想象：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想像成和剧中一样。
• 有用的建议：连续剧为许多听众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受教育程度越低，越有可能认为节目非常有帮助；那些比别人更焦虑的人，更容易认为通过收听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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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解脱。
五、艾奥瓦杂交玉米种研究：创新的采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农业科技中最重要的创新成果之一，就是杂交玉米种的发明。瑞恩和格罗斯对创新采用的研究报告与1934年出版，目的是研究杂交玉米种和两组艾奥瓦农民采用这一技术的情况。
研究方法：对种植玉米的农民进行个人访问。他们发现新技术的采用是一个渐进和实验的过程，几乎没有农民在其所有的土地上换种杂交玉米，很多人在改变前都先在一小块地上实验。
研究发现，创新的采用依靠既存的人际关系和对媒介的习惯性接触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埃瓦瑞特·罗杰斯（Everet Rogers）把瑞恩和格罗斯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化，提出采用过程可以分为5个主要阶段：知晓、兴趣、评价、试用和采用（awareness,interst,evaluation,trial,adoption）。罗杰斯把创新直接定义为：“个人或其他单位在采用的过程中，被感知为新鲜的思想、行为或事物”，他还使用一些重要的相关概念，定义了扩散的概念，他认为，扩散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创新通过某些渠道在社会系统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
六、电影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士兵的说服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突袭美国珍珠港，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帝国进入战争状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志愿者争先恐后地要尽早参军，大批平民变成士兵。军队领导人意识到需要对士兵们进行一次迅速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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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教育，让他们知道敌人的特点，了解他们的盟友，以及接受参战训练的必要性，用系列影片来做这项工作看起来比较快。1942年初，新任美国武装部队人事主管、司令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特地邀请著名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帕(Frank Capra)给予帮助。卡帕在很短时间里，制作出7部50分钟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部队也开始把它们作为训练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系统和客观地评估这些电影在实际中能否达到目的，作战部的信息与教育部中的一个特别小组被分派进行这个评估研究的设计和执行。有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参与评估工作，包括卡尔·I·霍夫兰。调查使用了其中的4部影片：《战争的序幕》（Prelude to War）、《纳粹出击》（The Nazis Strike）、《瓜分与征服》（Divide and Conquer）、《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
《大众传播实验》一书中所描述的各种调查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努力，把社会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们集中在一起，解决国家在危机中面临的紧急的实际问题。
从方法上看，电影评估研究和其他在军队中的研究，采用了“带控制组的前/后测设计”，为传播研究建立了新的标准。在《我们为何而战》的实验中注重细节控制，也成为后来者学习的一个典。
实验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受众成员的个体差异会对大众传播的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个体差异导致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改变；受众所属的社会分类（如教育程度）也对结果产生着影响。
实验还对说服产生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一面提示的效果和两面提示的效果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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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传播与说服：寻找魔力要素
1946年到1961年间，耶鲁研究计划就传播与态度的改变问题进行了50余次实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霍夫兰仍是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灵魂人物。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说服》（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一书概述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理论基础和容框架。研究由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大约30位社会科学家（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参与研究。
霍夫兰及其合作者以意见（解释interpretations、期望expectations和评价evaluations）和态度（对于某些客体、个人、组织或符号的接近或回避的反应）的改变程度来衡量说服的效果。
实验发现：
• 传播者的特性：如果传播被认为是来自低可信性信源，受众会认为它在表述上比来自高可信性信源的传播更偏颇和不公正；在影响受众意见方面，高可信性信源比低可信性信源的即时效果更大，而几周后，高可信性信源的正面效果和低可信性信源的负面效果会逐渐消失；对意见的即时影响与受众的注意程度和理解力无关。
• 讯息的容和结构：在说服中，轻度的恐惧诉最有效的，中度诉求和重度诉求虽然能够引起对象的兴趣和紧感，但也会产生一些干扰，降低了它们的整体效果；讯息的组织形式研究发现，最有效的讯息是明示结论，并以“两面提示”的方式提出，讯息提出的先后顺序对传播效果并无太大影响。
• 受众：那些群体归属感很强的人，很难接受那些与组织规相悖的传播；受众的个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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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研究发现，自尊心比较弱的人比较容易受影响，而那些对他人具有攻击性的人，以及有精神性神经症倾向的人，则很难被影响。
• 受众反应模式：主动参与传播者会比被动参与传播者更容易改变意见，例如，那些不得不发言支持某一问题的人，往往比那些只是看材料、听讲话的人，更容易朝着讲话所支持的方向改变意见。
八、 个人的影响：两级传播
调查计划产生于1944年，实地调查工作开始于1945年，其数据分析和最终报告直到10年以后才完成，它的发现收录在1955年伊利休·卡兹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Elihu Katz and Paul F.Lazasfeld）所著的《个人的影响：大众传播流中人民的作用》一书中。
意见领袖的迪凯特研究（Decatru study，以被调查地区命名）：研究非正式的人际影响。
意见领袖的特点：
• 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
• 社会经济地位
• 社会联系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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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消费领袖
1. 消费影响的水平流动：个人在消费领域的影响一般是沿水平方向流动，即在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中间产生。
2. 生命周期和市场消费影响：年龄在25－44岁之间的妇女似乎会影响比她们年轻或年老的妇女，这些产生影响的人既包括大家庭的妇女也包括小家庭的妇女。
3. 合群性和消费：在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年龄段的人当中，社会联系越多的妇女就越可能影响别人的消费。
• 时尚领导
1. 时尚和生命周期中的位置：年轻的单身女性在时尚领域总是最为活跃的意见领袖。
2. 合群性和时尚领导：不管处在哪个年龄阶段，参与的社会活动越多，对时尚的兴趣也就越大，也就越可能为别人提供建议。
3. 社会地位和时尚：时尚方面的意见领袖并不集中于社会顶层，处于社会中层的妇女中，意见领袖的数量与上层差不多。
• 公共事务的领袖
1. 社会地位和公共事务的领袖：是丈夫和父亲而不是其他的妇女，对被调查对象最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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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群性和公共事务的领袖：与不合群的妇女相比，与社会接触比较多的妇女更有可能提供公共事务方面的建议。
3. 生命周期中的位置和公共事务：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与公共事务的领导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
• 选择电影方面的领袖
1. “青年文化”和电影领袖：对于单身女性来说，与朋友们去看电影是一种重要的娱乐和约会的形式。
2. 合群性和电影领袖：合群性与个人在电影选择上影响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3. 社会经济地位和电影方面的影响：地位在影响别人对电影的选择上不起什么作用。
《个人的影响》第一次把关注点放在了大众传播过程中社会关系和它们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讯息刺激的结构、被感知的传播者的特点或信息接受者的心理结构。
九、里维尔项目：作为最后一种诉求媒介的传单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以斯图尔特·C·多德(Strart C.Dodd)为首的一些社会学家承担的一个为期3年（1951－1953）的调查任务，整个计划被称作里维尔项目（Project Revere，以一个著名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名字命名），共同的目的在于调查空投传单在信息传递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传单上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口头传播间接的传到其他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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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广告语实验：
选择华盛顿州西部的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型农村社区作为实验地点，当地的一个咖啡批发公司正想对一个叫金盾咖啡（Gold Shield Coffee）的家用品牌做一些促销活动。研究者们和公司的官员们想出了一个简单的6字广告语：金盾咖啡，质优如金（Gold Shield Coffee;Good as Gold），作为传递的讯息。
讯息失真模式：
实验发现：人际间的信息流动会引起讯息的不完整、不准确和失真。
1. 削平：讯息在从启动者向头两级的人传播的过程中还能保持很高的准确度，但是再往下，讯息就出现了失真，单词的数量迅速减少。
2. 锐化：讯息在传播过程中，某些细节被保留下来并加以强调，在接下来的转述中，这些被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了剩下来的讯息的核心容。实验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锐化现象——选择性锐化（保留一部分原始广告语中的词语并成为讯息的核心容，其他的部分则被选择性地过滤掉了）和强化性锐化（对广告语中的一些基本容按照自己的说法加以强化）。
3. 同化：在一系列的转述中，讯息因为实验对象的兴趣、态度、文化规或刻板印象期待而出现歪曲，即在讯息的传递过程中，一些外来意义或容被同化入讯息之中。有语言性同化（linguistic assimilation受访者在他们自己的广告语中加上一两个词，使它更加符合自己的语言习惯或英语口语的表达方式）、概念性同化（conceptual assimilation实验对象用他们周围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替换广告语中的概念或者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和合理性信源同化（assimilation to logical source受访者把获得信息的来源误认为是从某一常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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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体或者是来自一个其他的地方，讯息容没有什么变化）
信息重复实验：
实验者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确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使用传单，简而言之，如果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受众知道某一条讯息，平均要向每人投放多少传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在8个独立的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仔细的调查，都是围绕着证明或否定一个正式的数学模式进行的。实验发现了回报递减规律，即当刺激量加倍的时候，实验对象感觉到的刺激并不成倍增长，在实际情况下，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要引起少量的感觉（反应）增加，所需的刺激强度的增量将越来越大。
十、儿童生活中的电视：早期研究
威尔伯·施拉姆、杰克·莱尔和爱德温·帕克（Wilbur Schramm，Jack Lyle Lyle and Edwin Parker）等教授就北美洲电视与孩子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结果发表于《儿童生活中的电视》（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一书里。该书介绍了1958年到1960年间在美国和北美的10个不同社区进行的11项调查研究的发现和结论。
研究的焦点不是对电视的效果做直接分析，而是研究电视的使用与满足，即对不同社会分类的孩子而言电视的不同功能。
研究者指出，孩子们看电视的主要原因有三：
• 娱乐：喜欢被电视娱乐时产生的被动的快感，借此逃避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无聊，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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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想象为那些令人激动的、富于魅力的人。
• 信息：从电视上学到了东西
• 社会效用：对青少年提供一种社交的机会，男孩和女孩享受彼此的陪伴，一种既方便有便宜的约会方式，提供聊天或约会时的话题。
研究发现：
• 儿童使用电视的方式和时间
• 儿童从电视上学到了什么
• 现实追求与社会规
• 电视与社会关系
• 电视的效果：生理效果、情感效果、认知效果、行为效果
“对某些儿童而言，在某些条件下，某些电视节目是有害的；在同样条件下对另一些儿童，或同样的儿童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电视节目也许就是有益的。对大多数儿童而言，在大多数条件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特别有益的。”
研究者希望超越他们自己的数据，对这一领域知识的总体状态进行全面描绘。
十一、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思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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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很多时候，媒介也许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在告诉读者去‘想什么’方面却惊人地成功。”这一十分简单却被广泛引用的结论中的核心元素，成为的重要的议程设置功能（agenda-setting function）假说的中心思想。
1967年，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一起进行了一项关于大众的各种认知效果的研究，得到国家广播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资助。他们后来把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假说与1968年的总统竞选（休伯特·亨弗利对理查德·M·尼克松）相联系，重点进行研究。
夏贝尔山（Chapel Hill）的探索性研究，他们从调查数据得出结论：
“简而言之，数据显示，媒介对于不同的竞选议题给予的不同程度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候选人的强调重点），和选民对于竞选议题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之间，存在非常强的联系。”
夏洛特研究：
对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尼克松对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的研究，研究地点选择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Charlotte,North Carolina）,选择固定样本设计。
研究发现：体现于《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一书中
• 概念澄清：把注意力放到认知问题上来，即认为媒介的引起注意和信息提供功能具有重大的影响。形成媒介议程的关键因素包括作为环境监测过程一员的记者所持的价值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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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媒介的特征、受众兴趣、盈利的需要、新闻机构的社会组织，它们是影响新闻的容和媒介的重要性评价的因素。
• 个人议程的信息源：电视网以及报纸报道的竞选新闻。电视上的付费政治广告也许有助于增加对候选人个人的感情印象，但对于个人的议程设置并无太大的影响；人们之间对于候选人和议题的谈论也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佳的结论仍是：新闻媒介对议程设置起了较大的作用。
• 议程设置过程中排序持续：议程设置被定义为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过程，意味着一个因果过程。
• 个人特征和议程设置：选民对容感兴趣的程度，即他感到这一容与自己的利害关系；他对于这些容中的议题的不确定程度；确定提供相关信息可靠信源的费力程度。导向需要（由两个因素构成，即对媒介容相关性和不确定性的感觉）会导致媒介接触，并对议程设置产生影响。
• 评估议程设置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新闻媒体不仅形成了公众的政治观点（并间接导致他们的行为），也通过影响决策者来改变政治过程本身的性质。
十二、暴力与媒体：动荡的60年代
暴力原因与防国家委员会从它的7个特派小组和5个调查研究组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15卷本的报告。其中一项报告——《暴力与媒体》（Violence and the Media，罗伯特·贝克和桑德拉·波尔）显示了公众对于媒体所表现的暴力与日常生活暴力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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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效果方面的结论：
短期影响：
• 受众接触到大众媒体对于暴力的描述，从中学会了如何实施暴力行动
• 如果受众实施暴力行为有可能得到好处，或他们遇到与大众媒体所描述的相类似的情境时，他们很可能就会将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
长期影响：
• “受众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长时间接触大众媒体对暴力的描述，将使他们接受这些描述中的关于暴力的规、态度和行为”
• 那些被大众媒体的暴力描述以这种方式有效的社会化了的人，在行动上，可能也会与其中的信念保持一致
• 长期接触媒体的暴力表现将使受众对于现实的暴力行为不敏感，或在情感上保持无动于衷
• 大众媒体对于暴力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严格的“好人与坏人”、“对与错”这样“非此即彼”的区分，年轻的受众很可能会形成并坚持一种僵化的心理模式
• 大众媒体对于阶层、民族、种族和职业群体的不准确的买哦会将对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沟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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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暴力描述的围和强度，很可能会形成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世界是完全暴力的
媒体特派小组的结论不是仅仅从研究本身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中推论出来的，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外推（extrapolation），并常常脱离了数据本身，即这些结论中有很多推测和想象的成分。
十三、卫生局长报告：电视与社会行为
卫生局长顾问委员会于1969年6月16日开始工作。《关于电视与社会行为的卫生局长报告》收集了40多篇科学论文，被分为5大类。卫生局长委员会自己的《电视与成长》报告包括该委员会对电视暴力与社会行为的关系所下的结论。
研究报告：
• 媒体容与控制
1. 电视暴力容分析：电视暴力给人印象最深的方面是它的非现实性；人物、关系、背景、地点和时间都与现实社会分离
2. 与电视从业人员的访谈：许多电视网的从业人员与剧作家、制片人的态度形成对照，他们投研究者所好，声明自己正在减少暴力容，但是研究者却感到，在这样的制作思路的影响下，不可能实际的减少暴力节目。还有什么东西像暴力一样受欢迎，并能有效的把成人和儿童的注意力统统吸引住呢？
3. 与其他国家比较：美国电波媒体产业竞争的经济结构不但刺激了电视暴力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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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使其不可避免。将来，公共电视也许会成为改变现有电视容的一种方式，因为公共电视的容并不由受众的规模所决定。
• 电视和社会学习
1. 模仿与观察学习：儿童接触暴力，他们也无疑能够通过看电视学习。
2. 攻击行为的实验研究：不断地接触暴力与认可并接受暴力行为之间呈正向关系。儿童在看了有奖励的暴力行为容的电视或电影后，接下来其行为变得更具攻击性。“至少在一定的条件下，接触电视暴力会让儿童接受所看到的东西，并将其作为自己行动向导的一部分。结果是，当前电视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许多正常儿童的暴力行为。先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影响已经表现出来了。”
• 电视与青少年攻击行为
1. 青少年对电视的使用：有关青少年收视习惯的问题最普遍一致的发现是，收看电视的时间的数量在减少；在考虑收视时间时，年龄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当涉及对暴力节目的偏爱程度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另一个一致的发现是看电视与心理能力之间呈反比关系，智力上更聪明的青少年看电视少而且更不喜欢看暴力节目；青少年把暴力节目看出具有“高度现实性”，他们认为，暴力节目比新闻记录片更为真实。
2.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令人毫不惊讶的是，男孩报考的攻击行为发生率要比女孩报告得高；有攻击性的青少年更可能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并且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的程度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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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看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定期或经常收看电视暴力节目有可能引起暴力行为。
• 电视与日常生活
1. 收视与年龄：一个人一贯的收视方式与其年龄水平总体相当。儿童大约在3岁时就开始经常看电视，收视时间在其12岁之前都相当高，之后就开始减少。当人们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再一次增加。在其童年与中年期间，这个水平相当平稳。中年之后，当儿女们长大成人离开家后，收视水平又会上升。
2. 男性比女性看的暴力节目更多，黑人比白人看的多，穷人及教育程度低的人比上过大学的看的多。从高中退学的男性收看电视暴力的比重相当高。当然，这一类人的实际暴力行为也比报告的平均水平要高一些。
3. 家庭收视模式：虽然个人花很多时间看电视，但他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寻求放松。这一举动并不会把观众变成“逃避者、与世隔绝者或者行为乖者。”
• 电视的效果
• 总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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