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常家与茶叶之路

继祁县乔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陆续修复和开放之后，100年前晋商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已为国人所了解，但谁会想到在同一个时代，晋商还曾开辟了绵延上万里的茶叶之路，成为继我国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国际商道，垄断中国对俄罗斯贸易达200年之久。

榆次常家是茶叶之路这一历时近两个世纪的国际商道的开辟者，它与茶叶之路同生共荣，一起衰落。常家的经商史，可直接反映清代中国商人的对俄贸易史，是茶叶之路兴衰史的浓缩，与其它从事此项贸易的中国商人相比具有杰出的代表性。 中俄贸易先行者

常家原籍太谷县惠安村，明成化年间始祖常仲林落籍榆次繁衍生息。随着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其第六、第七世开始奔赴张家口从事商业贸易。张家口是蒙俄进入内地及首都北京的必经之地，由于口外是以蓄牧为主的茫茫蒙古大草原，口内是农业、手工业相对发达的广阔富饶的中原，于是张家口又成为蒙俄与内地的交通孔道、军事要塞和商品集散地。在张家口坐地经商的大部分是山西籍商人，常家就是这许许多多山西商人中的一员。到八世常威时，常家已有相当积蓄，比较富裕了。康熙年间，常家在张家口开设了“常布铺“门店，主要经营丝绸、棉布等。那时位于东欧的俄罗斯帝国不断向东扩张，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急切地希望与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进行商业交往。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从此中俄贸易拉开了帷幕。于是紧临京畿的张家口商人，得近水楼台之便，成为对俄贸易的先行者。常家经营的丝绸、棉布是蒙古少数民族最需要的商品，也是俄罗斯民族最需要的商品。因此，常家亦跻身于对俄贸易先行者的行列。

茶叶之路的开拓者

茶叶之路的兴起与中俄贸易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茶叶之路就是中国对俄罗斯以茶叶为主要商品的贸易之路。 据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北方边贸\"像是有了中国历史就已经开辟了\"。而茶叶在这里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在宋代已有记载，但其贸易额微不足道，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时开时关，时行时停。中俄真正政治上的互市起于清代。明隆庆元年(1567)俄国派大使彼得罗夫与亚力忽夫来中国，要求互市，明廷不准。清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十七年(1655、1656、1660)与康熙九年(1670)，俄向中国派遣的使臣，皆为商人或带商人同行，以便与我国民间进行不公开的茶叶贸易活动。后干脆出兵占领黑龙江以北一带，以雅克萨城为基地，谋求发展商贸，特别是想方设法进行茶叶购买。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兵出师征讨，毁雅克萨城，俄人乞和，并于康熙二十八年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护照)，听其贸易\"(第五条)。这是中俄互市茶叶的开始，也是中外订约的开始。但这个条约远远不能满足俄国对茶叶的需求。以后，俄国多次请求扩大茶贸，收效不大。雍正五年(1727)俄国女皇派使臣萨华来京恳请，中国商人亦多次请求清政府，希望恩准与俄国扩大贸易。于是，中俄正式签订《恰克图条约》。可见真正有了相对固定的线路，被官方认可并作为国事加以管理和保护，则是在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之后，更确切地说是在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之后。

清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恰克图、尼布楚和祖鲁海图三处中俄边境城市为商埠，但仍允许俄商入境，中国商人大多只依托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张家口、北京等地与俄商贸易。18世纪50年代，清政府限制\"夷人\"入境，收缩边境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北口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恰克图成为中国对俄贸易唯一的\"陆上码头\"。于是素有善贾之称，与俄商交易已大获其利的山西商人蜂起北上，垄断了恰克图市场。从此，在中俄贸易中，山西商人就成为中国商人的代表了。

同时，因为茶叶具有克食健胃的功能，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

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因此，中国对俄输出商品茶叶随之取代丝绸、棉布上升到主导地位。至此，南起我国江南福建武夷山和湖南产茶区，沿长江到湖北汉口，朔汉江抵樊城(今湖北襄樊市)，陆路至河南周口--山西晋城、长治、太原--河北张家口--内蒙多化或归化--外蒙库伦--恰克图，销往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及欧洲广大地区的横跨亚欧大陆的茶叶之路正式形成。

常家后代九世常万达就是这时携巨资北上恰克图，占据有利地形，专事对俄茶贸的。所以说包括常家在内的晋商是茶叶之路的开拓者。 茶叶之路得以繁荣的直接贡献者

中国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后，中俄贸易额直线上涨，茶叶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在恰克图市场几乎成了专宠物。嘉庆五年(1880)，由恰克图输出茶叶279.99万俄磅，约值280万卢布。嘉庆二十四年(1819)增加到*****箱，约合500万磅，中国商人收入达500至600万卢布。\"1837-1839年(道光十七至十九年)每年茶叶输入(俄国)数量，平均为***-*****俄磅。\"\"1843年，运到恰克图交易的茶叶*****箱。\"仅茶叶一项合计价值在1240万卢布。而且道光时期的贸易，从俄国方面看，对华贸易占到其贸易总额的40-60%，尤其是1840-1850年的11年里，对华贸易常常占到其贸易总额的60%以上。在中国方面，据《中俄贸易统计的研究》载，1844年对俄输出分别占到全国输出入总额的16%到19%，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由此可见茶叶之路的繁忙和繁荣程度。

如果说恰克图开市之前常家只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中的普普通通的一员的话，那么在恰克图开市茶叶上升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后，常家就脱颖而出，成为对俄茶贸中国商人的代表了。 乾隆年间常家北上恰克图前，其产业已一分为三，像许许多多到口外谋生者一样，常万达兄弟三人有代表性地走了三条不同的生存致富之路。常万达子承父业，改\"常布铺\"为大德玉，以\"玉\"字号向外贸扩展。大哥常万玘另设\"大德川\"商号，以\"德\"字号专事内贸，二哥常

万旺置田屯垦，落籍张家口菜园村，以种田为生。进驻恰克图后，常家的对外贸易逐渐转向专事茶叶贸易，而且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在大德玉的基础上，清道光六年(1879)设大升玉，道光二十二年(1842)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6)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79)设独慎玉。由\"玉\"字五联号占据茶叶之路的前沿，以张家口为中枢，在江南茶叶产区和恰克图之间买茶山、办茶厂，遍设商号，在南起苏杭，北到恰克图，西至重庆，东到沿海，东北到奉天(今沈阳市)的大半个中国范围内形成了商业网络。据现存稀少的资料和老辈人的不完整回忆，常家曾在山西的榆次、太谷、长治、太原、大同、繁峙，北方的北京、天津、保定、定州、沈阳、洛阳、开封、社旗，南方的上海、南京、苏州、襄樊、汉口、河口(江西)、福州、成都、崇安，内蒙的绥远、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多伦、赤镇，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多伦诺尔，设有大德玉、大昌玉、大泉玉、大升玉、大涌玉、大顺玉、三德玉、保和玉、三和源、泰和玉、独慎玉、大德川、大德常、大德美、大德成、大德瑞、大德亿、大德懋、大德正、大德旺、大德丰、大新德、谦德厚、丽锦源、巨盛泰、东和当、积成永、广馨源、晋隆祥、复兴和、瑞隆裕、同辑五、大顺荣、集成永、丰盛店、隆和裕、慎和裕、世和店、大兴德、笃信诚、天德顺、成吉厚、元顺德、大德宏、大合店、芝兰裕、天亨永、同济药店等50多个商号或工厂，即以对俄出口茶叶为龙头，引进俄国的皮毛、呢绒、牲畜等商品，通过内贸网络销售，以外贸促内贸，内贸服务外贸。发展到顶峰时，大德玉、大德川、三和源、独慎玉等字号还兼营或专营票号、帐局等金融业务。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筹集资金。18世纪80年代末，经清政府准许，又深入俄国内部许多城市如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多、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地贸易，使中国陆上直接对外贸易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

常家就是这样与其他垄断中国对俄贸易的晋商伙伴们一起，在近200年的时间里，用他们的辛劳与汗水，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直

接促进了茶叶之路的繁荣和延伸。从更高层面上说，以常家为代表的晋商对俄贸易，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他们是历史的功臣，是文化的使者。

茶叶之路上从事茶叶贸易商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者 汉口、张家口、恰克图三座城市是茶叶之路起、中、终三个最大的商业中心。从当时三地的经营状况可直接反映出常家的规模和实力。 汉口

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载，清同治光绪年间重修汉口山陕会馆时所需经费，全部由在汉口的山西、陕西商人按经营商品品种和数量按比例筹集或募捐而来。光绪八年冬，晋榆弟子常氏众号赠送会馆关圣殿\"直心道肠\"匾记，当时常家在汉口设有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涌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共12号。光绪七年九月，山西汾太两府红武茶帮众号15家赠送的\"大义参天\"牌匾上有常家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昌玉4家。同年冬，山西太原府盒茶帮众号23家赠送的\"千古正人\"牌匾上，有常家大德玉、大涌玉2家。光绪乙酉年(十一年)腊月，山西太汾红茶帮15家商号赠送的\"司衡天府\"牌匾上有常家大德玉、大昌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5家。由此可得知，常家当时在汉口至少设有13家商号，经营红茶绿茶盒茶的商号至少有7家。书中对各商帮、商号的筹捐数额作了详细的记载，茶帮各商号排列前20名的数额如下(与各茶帮所赠匾额上的茶庄相对应)：

大德玉4392.32两，天顺长4031.87两，宝聚公3473.43，大泉玉2875.23两，独慎玉2656.20两，大升玉2488.66两，乾裕魁2299.01两，祥发永2182.04两，裕庆成2100.76两，兴隆茂1953.58两，大昌玉1880.63两，长盛川1401.68两，德巨生1357.08两，兴泰隆1296.73两，长裕川1283.69两，大德兴1228.72两，大涌玉1124.91两，大德常997.11两，乾泰魁941.12两，裕盛川913.71两，常家在前20名中占到7个，在前10名中占到4个，位居第一的就是常家的老字号\"大德玉\"。常家12个字号(除一个可能有笔误不能确

认外)共捐筹银*****.55两，占到所有经营各类商品1111家商号筹捐总数*****.65两的9.52%，其中红茶*****.04两。按规定红茶以每箱0.05两筹捐，只红茶一项的经营额就达*****箱。 张家口

清政府对赴恰克图贸易的华商实行严格管制。凡进入恰克图贸易商人必须持有理蕃部颁发的\"信票\"(也称\"部票\"、\"龙票\"、\"票证\")，无票不准入市，咸丰以前，只有张家口衙门具有颁票权，每年以旧换新。常家对俄茶贸的老庄大德玉就设在张家口，张家口是常家对外贸易的总指挥部。 恰克图

《近代的山西》对晚清时恰克图市场的大型商号作了统计，全城共29家，常家独占其6。另据宣统三年恰克图16家商号因俄商在庚子(1900年)前后拖欠茶款，中国商人在给清政府的咨呈里详载，俄商欠大泉玉俄钞*****.02元，欠大升玉*****.16元，欠独慎玉*****.01元，欠大珍玉*****.54元，合计*****.34元，对常家的欠款数占到总欠款数的56.78%。这些商号中除常家外，经营茶叶生意的还有兴泰隆和祥发永两家(与同期汉口茶庄相对应)。

由此可见，对俄茶贸的首席之位是非常家莫属的。 常家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茶叶之路的衰败

咸丰元年(1851)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陆续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条约》、《黑龙江通商条规》、《天津条约》及《北京续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使西北、华北、东北的广大地区变成俄货的免税区，并给予俄国在沿海和长江沿线自由通航、设厂、自行采办茶货、推销洋货的特权。同时，俄国政府降低茶叶进口税，俄商运茶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再不须交纳任何关税。为了俄商在中国购买货物方便，俄政府还取消了不准用银卢布交易的禁令。同治五年(1866)，沙皇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经天津海关的子口税，使俄商贩运我国茶叶的成本再次降低。

此时的俄国在航运、通讯、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俄商充分利用这些工业革命成果从事商业贸易。同治十年和光绪十八年，先后设立了黑龙江轮船公司和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到甲午海战前夕，中国沿海和主要内河航线几乎全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同时俄商在中国投资兴建出口加工业。从70年代开始一共在汉口设立了7家机器砖茶厂，在九江和福州两个茶叶中心也开设了数家砖茶厂。机械加工的砖茶不仅在产量上远远高于中国手工生产，而且在质量上大大优于中国手工生产的砖茶。于是，80年代后期，俄国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主要产茶区茶叶的采集加工和主要的茶叶贸易中心，自行用轮船航运从长江出海到天津转口，经张家口、恰克图运回俄国出售。至此，曾由中国商人控制的茶叶之路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期间，俄国莫斯科到中国上海的海底电缆也在不知不觉中铺设完工，投入使用，快捷的信息传递，为俄国政府及其商人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而在我国国内，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为俄国提供了其它国家无法享有的特权，把中国和中国商人的利益拱手让于外人，还以重税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借机实行厘金制度，到处设卡抽税，加重了中国商人的负担，事实上限制了民族商业的发展。据《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载：\"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税卡。\"中国商人也曾尝试海路运输，但不仅不能享受与俄国商人同等的待遇，还必须缴纳陆路通过税的厘金。据1868年天津海关贸易记载：\"俄国商人......根据最惠国条款，把砖茶运往恰克图，而只交纳每担六钱的关税。中国人就不能这样做。\"\"如果他(中国商人)用外国船只进口，那么，他必须在装货港交纳一定的税款。\"即\"还必须在天津交纳关税和厘金，而且还必须在东坝、南口和张家口交纳关税\"，\"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俄国商人和中国商人比起来，当然是受到保护。\"而中国商人\"比外国人吃亏\"。同样的茶货，中国商人所付关税超过俄国商人10倍以上。

同时，太平天国主要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咸丰三年(1853)，还兵燹了山西商人采办茶叶的主要基地汉口及福建北部茶区，为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许多中国茶商退出了对俄茶叶贸易，如祁县的渠家，主要资金和精力转向了票号。恰克图市场一落千丈，同治四年\"中国茶行字号，百二十家仅存十家\"。到七年，就\"只剩下四个老的山西行庄\"了。而榆次常家凭借雄厚的实力和多年的信誉，仍坚守在这一领域，争取清政府的支持，顽强地用马车、骆驼等传统的运输工具与俄商的电报、轮船竞争，苦心经营。同治七年后，经清政府准许，直接深入俄国内部贸易，在俄国的莫斯科等许多城市设庄营业。同时争得清政府的酌减厘金，取消一切浮税的\"体恤\"。为反对俄商的欺压，捍卫民族利益，还于1883年，在汉口茶界，与制茶工人、贩卖所、经理人、装卸工人等凡与茶叶有关的人员举行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商业势力的嚣张气焰，加强了茶叶产地的茶农、小商贩与晋商采办、加工茶叶庄、厂的合作。一度时期使茶叶贸易额出现回升。

但是，在俄国坚强的政府支持、发达的航运业、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茶叶之路的衰败大势已定，无法挽回。同治九年(1870)，俄国从中国沿海向南到欧洲敖得萨港的航线开通，分走了一部分恰克图的贸易额。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源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俄国茶叶市场几达饱和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常家及其已为数很少的山西商人为维持对俄贸易，向俄罗斯中小商人赊销，最终以俄商拖欠巨额茶货款血本无归走入绝境。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以在莫斯科赔累140多万两白银，其它地方损失无法计算的结局，为常家的对俄茶贸画上了悲壮的句号。同时，标志

着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彻底消失了。从此，以常家为代表的对俄茶贸连同茶叶之路永远成了历史的遗迹。

在茶叶之路上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常家。常氏一门，自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始，子孙相承沿袭，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堪称清代的巨商和外贸世家。常家宅院的修复，将唤起国人对茶叶之路的记忆，鞭策我们努力搞好改革开放，并用科技的力量去圆我们强国的梦想吧！